《周礼》和《诗经》里的玉文化

　　经部里还有一部《诗经》、一部《周礼》也是玉文化大本营，《诗经》走的是文艺路线，《周礼》走的是思想路线。

　　《周礼》和玉

　　《周礼》打的是周公旦的大旗，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真实存在感的政治圣人，他的家族地位相当于父亲、政治权力等同于天子、道德高度称得上圣人，且善始善终、功成身退还能千古传颂，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后世人物，地位如父的诸葛亮鞠躬尽瘁也换不回蜀汉不亡，权势比君的多尔衮一朝身死就被政治清算，道德至圣的孔夫子窘不得志只能空游列国。由此足见周公的了不起，所以虽然《周礼》大部分是刘歆为了给王莽改制建理论基础而伪作出来的，也一定要托在周公的名下。两千年来，《周礼》里的制度只在王莽时代施行过短短十几年，别的朝代没人真的全面用它，大概用得最多的也就是“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首都规划原则了。但这并不妨碍历朝历代都拉它的大旗做虎皮，把它吹嘘成最高的政治理想，《周礼》实在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建得最巍峨的一座牌坊，玉是这座牌坊上最闪亮的装饰材料。

　　有关玉的规定主要在《周礼·大宗伯》里，里面很用心地设计了一套礼玉的制度，先安排好了“六瑞”——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说是王、公、侯、伯、子、男这些不同级别的大人物手里要拿对应级别的玉，不能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这样大家可以看玉识领导;其次安排好了“六器”——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玄璜、白琥，祭祀天地四方时要用各自专用的玉，不能错了颜色和方位，否则就对五方帝不敬，祭祀之礼就成了得罪之礼了。大框架有了，又再仔仔细细地规定了六器、六瑞都用什么材料的玉，尺寸都是多大，上面要琢刻什么花纹，如果要加绳子都要用几色丝绳编成，细致入微、不厌其烦，完全微缩体现了中国礼制的繁琐和禁锢（当然，这些都是有历史和思想史背景的，本书的第三编将会详细说这个问题）。不过，规定是规定，后世似乎也从未真正严格地执行过。至少就二十四史里各朝《礼志》里的规定看，就已经大打《周礼·大宗伯》的折扣了，那更别提实际操作起来了。但是，在《周礼》这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顶层设计方案里，玉作为重要的载体是留下了深厚的印迹的。

　　《诗经》和玉

　　《诗经》就轻松得多了，如果我们谈《周礼》里的玉要正襟危坐、道貌岸然，那么谈《诗经》里的玉就大可以春风拂面、浅吟低唱。《诗经》在教科书上被称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并不全面也不深入。《诗经》远远不是一部诗集那么简单，在历史学界特别是古史学界它更多被作为史料看待，特别是《雅》的部分，记录了很多周代的制度和史实可以与史籍互为印证，对于多缺的先秦史料来说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当然对于现在的普通读者来说，它主要还是文学作品，特别是我们不必像古代士子那样拘泥于经师的解释，只是释放心灵去感受上古时代汉字的洗练和朴素，享受质朴之中的沉稳或飘逸。《诗经》的《雅》和《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字，《雅》是庙堂之上的纶音，即便是诗也是史诗;《风》是各国之风采，有着自由的灵动和审美。玉的存在也是这样，《雅》里出现的玉多是礼玉，是庙堂制度;《风》里面的玉就多是饰物、信物，后面藏着少女的笑脸、君子的器宇和忽闪的爱情。

　　1、我们试看一些《雅》里面的玉：

　　《大雅·棫朴》——“济济辟王，左右奉璋”;

　　《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

　　《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2、我们再看一些《风》里面的玉： 《

　　鄘风·与子偕老》——“玉之瑱也，象之揥也”;

　　《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卫风·竹竿》——“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在《大雅》和《小雅》里面说到玉不是圭、璋就是璧、珩，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场景不是征辟、觐见，就是命服，全都是“大人”之间的故事，煊爀威严。国风里说到玉就迥然不同，清风徐来让人精神一畅，不是玉耳环就是玉环珮，即使有圭有璧也是在比喻美少年的清纯风姿。伴在玉左右的字眼都是“巧笑”“心曲”“桃李”之属，让人一读就不禁会心一笑，仿佛回想起自己的青涩初恋。玉文化里关乎人性之美的一面在《诗经》里最早得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