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的士人精神和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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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画像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士大夫的襟怀,也是他们的器识与宏愿。苏辙的士人精神和文化品格,正是这种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苏辙所处的时代,正是士族阶层消亡殆尽,庶族阶层积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赵宋王朝的崇文政策,为出身庶族家庭的苏辙带来了机遇。其时,朝廷内有“三冗”问题,外有西夏、辽的威胁,苏辙与许多士大夫一样,心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之心,他说:“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其言语文章,虽无以过人,而其所认说,乃有矫拂切直之过”(《上曾参政书》),自谓其《历代论》“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历代论·引》),甚至还对真宗朝宰相王旦的做事行为提出批评:“(王)旦事真宗,言听谏从,安于势位,亦不以正自终,与(冯)道何异!”(《龙川别志》)

 

  苏辙这些议论,都是他经世致用之心的真实流露。苏辙登上政治舞台后,积极活跃于北宋中期的政坛,并成为元祐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既不依附司马光等元老大臣,也不畏洛党诸人的攻讦,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朱子语类》)的精神。他在元祐之后,即使不被人主所用,处于贬谪的悲惨境地,也要著一家之言,以求有用于当世。他曾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历代论·引》)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苏辙这样的言行,正是宋代士人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北宋中期,士大夫注重名节的道德意识很强烈。《宋史》言:“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苏辙在这种道德相尚、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中,注重自身的修养和人格完美。他在贬谪期间,以颜回的境遇激励自己说:“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独难。口腹不择味,四体不择安。遇物一皆可,孰为我忧患……欲忘富贵乐,托物仅自完。无托中自得,嗟哉彼诚贤。”(《寄题孔氏颜乐亭》)苏辙在身处逆境之后,体味到了颜子“箪食瓢饮”的精神境界,于是以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鼓励自己。

 

  苏辙推崇孟子,对其养成的“浩然之气”进行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吴氏浩然堂记》)在苏辙看来,作为君子,只有治心养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才能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的思想境界。

 

  苏辙还常以“幽兰”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草,丛倚修筠午荫凉。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长见楚辞章。”(《种兰》)兰之品质,超凡脱俗,似美人,犹君子。苏辙以兰自喻,说明其发自内心的名节情怀,是一种个体生命道德价值的安顿,在他尊崇颜回、孟子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这种道德情怀。

 

  苏辙因为有了士人精神、时代精神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坚强支撑,他的文化品格便有了宋代士人的特质类型,即经世性、道德性和沉潜性。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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