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与海马葡萄镜

　　公元前138年，张骞肩负着联络大月氏和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的使命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通向中亚以西的通道，沟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这条沟通中西文明的大通道被后人贯之为古丝绸之路。这条古道沿线上，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动人心弦的中外友谊佳话，留存着无数的名胜古迹和文化遗存。宝鸡博物馆收藏的数千面历代铜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海马葡萄镜，它就是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结合的实物例证。图1这面镜径12.6厘米，重0.7公斤。圆形，兽形钮，钮的周围分内外两区，其间有一周凸棱相隔，内区绕钮饰六只姿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海马攀援葡萄枝叶，外区葡萄蔓枝与海兽、飞鸟相间。此镜虽有残破，但古朴典雅，制作精良，丰硕的果实与活泼的海兽构成一幅生动的浮雕图案，深受人们的喜爱，堪称唐镜中的佳品。

　　海马葡萄镜亦叫海兽葡萄镜、禽兽葡萄镜、天马葡萄镜、瑞兽葡萄镜，流行在唐高宗时期，以武则天时期最盛。成为中国铜镜纹饰装饰由瑞兽向花鸟植物纹转变的特殊产物，在铜镜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由于镜的图案中之“海马”似马非马的怪兽形象，不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马匹，而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进的乌孙马的形象，加之“海狮”、“葡萄”等亦是从西域传进来的，因此考古学上曾在很早的一段时间里将这类海马葡萄镜定为汉代遗物。后来，随着陕西、河南一带发掘的唐墓中，出土了大量海马葡萄镜，而汉墓中至今还未见一例海马葡萄镜出土，因此，海马葡萄镜被公认为唐代遗物。古玩市场上的海马葡萄镜竟卖到几十万元。

　　海兽葡萄镜是唐镜中的主要门类，唐以后也有少量流行，但已属于仿制品了，其精致程度已远不如唐镜了。海兽葡萄镜类主要为圆形，也有方形和菱花形的。但主题纹饰都是由四、五个瑞兽和葡萄蔓枝叶实组成（图2）。可分为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和瑞兽鸳鸟葡萄镜三种类型。海马葡萄镜装饰奇异，纹饰充满神秘色彩，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多谜之镜”、“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马”前贯以“海”字，并不是说马是海中所长之物，这里的海字是指我国古代的一种地域观念。因为这些动植物都不是本国所生，而是由西域传入的，故在名称前加以“海”字。

　　海马葡萄镜中的马当是天马的形象。据《前汉书·西域传》记载：“……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曰其先天马子也。”大宛马既为天马之子，当然自可称为天马。汉武帝听了张骞带回的这个关于天马的故事，非常高兴，为适应对匈奴的战争需要，派兵万人伐宛，结果得马三千匹。大宛良马引进中国后，逐步在内地得到推广，天马之子的神话也逐渐传播开来。如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铜镜图案中生翅的马，精神抖擞，昂首嘶鸣，四蹄生风，显示了天马飞奔疾驰的生动形象。丝绸之路经过的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奔马昂首扬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展翅回首的飞燕，奔腾飞跃，已超越飞燕之疾速，充分表现了“天马行空”的气势。到了盛唐时期，马的艺术形象更加丰富，出土的大量的海马葡萄镜中的天马，背生双翅，四肢腾空，给人以风驰电掣般的感觉。

　　海马葡萄镜中的葡萄也是由西域传入的。《齐民要术》中曰：“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葡萄实，如离宫别馆旁尽种之。”自张骞出使西域把这种葡萄带回中原后，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推广繁殖过程，在内地广为栽种。葡萄纹不但频繁地用于丝绸装饰，并且在铜镜的图案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带有葡萄蔓延的枝条和丰硕的果实配以海马和海狮的艺术图案的铜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了唐代青铜镜中最大的镜群。

　　国外一些考古资料表明，铜镜在公元前2000年前已经出现在西域和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因此海马葡萄镜中兽与葡萄的组合纹饰并不是从我国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波斯传来的。但这种文化艺术到了我国后，与中国青铜镜中已流行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四兽镜等纹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产生了一种代表祥瑞的观念。因为唐代铜镜常被作为礼品赠送，因此，这类海兽葡萄纹镜中的葡萄枝叶蔓延，果实累累，成了富贵长寿的象征；天马行空，可以载人腾云升仙。这些幻想故事，和丝绸之路上的“西游记故事”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想像。这种铜镜在唐代的铜镜中数量也就一直居首位。

　　海马葡萄镜不仅是中国青铜镜群中的佼佼者，而且成了大唐文化的精萃和中西文化交流和古丝绸之路文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