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辽上京：农耕和游牧交汇的奇迹

2018-02-06 14:4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已浏览次

　　同样作为都城，在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等名城的比照下，辽上京的存在显得相当寂寞。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很难寻觅它的身影;在史书中，有关它的记载也是寥寥。当初，在北宋人的想象中，辽国极为偏远酷寒，这在宋人的使辽诗中可见一斑，无论是王钦臣的“穹庐三月已淹留，白草黄云见即愁”，还是彭汝砺的“寒日拥云初漠漠，急风招雪晚萧萧”，都抒发了这种情绪。

　　那么，辽上京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带着好奇，记者踏上了寻访辽代都城的旅途。

　　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沃土

　　西辽河上游地区地处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孕育、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生业方式。在距今6500—5000年之间的红山文化时期，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农业和渔猎并存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距今1000年左右，这片神奇的沃土又迎来了它的另一个辉煌期——辽代。

　　从北京北上至赤峰市，再向北行约260公里，就到了今天的巴林左旗，也就是辽上京的所在地。记者曾在冬天造访过赤峰各旗，当时，白雪覆盖了山川，朔风吹得人脸生疼，令人想起欧阳修“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的诗句。记者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赤峰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青色的山丘连绵起伏，在蔚蓝的天空下尽情地展露着优雅的曲线。除了山丘和草原，大大小小的湖泊在这里交错分布着。

　　当年，西辽河流域的潢水、土河、长泊、广平淀、黑山、永安山、木叶山等都是契丹人的行猎之地，它们或是茂林广草，或是长泊湖沼。一年四季，契丹人在此穿梭行猎，他们放起海东青，或是在空中捕禽、在水中捕鱼，或是在山中射虎猎熊，草原上则奔跑着骏马、牛、羊、鹿、兔等动物。塞外草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已有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在辽代，这里的环境比现在更加宜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曾在研究中指出，根据碳14测年、花粉分析、历史文献、考古调查四方面依据互参，可以基本肯定，至少辽圣宗时期西辽河流域仍然处于环境适宜期。这无疑为契丹人的生息繁衍以及辽代都城的营建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辽上京朝向仍存疑

　　据史料记载，辽先后建有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其中，上京城是营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都城，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代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

　　了解一座城的总体规划布局，其朝向与轴线是其中的关键。契丹人向来有尚东拜日之俗，他们的穹庐毡帐一般朝向东方，这种观念也体现在辽代的一些建筑规划上。比如，祖州城在祖陵的东方，辽上京城址又在祖州城的东方。那么，辽上京的朝向是否也是向东的呢？

　　自2011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围绕辽上京遗址的布局和沿革来展开。

　　经过几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答案已浮出水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告诉记者，辽上京的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均为一门三道，与已发掘的皇城、宫城西门都是单门道相比，规模更大，等级更高。此外，根据考古勘探和踏查，在皇城东门内发现一条道路遗址，一直向西延伸至宫城之内。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和宫城内的一号殿院落，均以这条道路遗址为轴线，呈东向对称分布。这就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轴线。

　　不过，也有学者推测，辽上京城的轴线在辽代中后期可能受中原都城“坐北朝南”体制的影响，发生过变化。据《辽史·地理志一》记载，辽上京皇城“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辽太宗曾“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准备接受燕云十六州的图籍。

　　“承天门”的启用是否意味着辽上京的朝向转变为南向了呢？辽上京考古队今年的发掘工作便是围绕辽上京宫城的南门展开。在考古工地上，只见考古队在辽上京宫城南门的位置发掘了四个10×10米的探方。在探方中，记者看到很多标着“L2”、“L3”的区域，这表示金代的路面。原来，这座上京城在金代继续被使用，它一度成为金代的北京。但到了金代中期，它的地位逐渐衰微，沦为边陲小镇。从地表遗迹看，金代沿用了辽上京的皇城城墙，但宫城被弃置。辽上京考古队队员汪盈告诉记者，金代的房址遗迹叠压在辽代城墙遗址之上。在这片区域里，考古队员找到了生活器皿、存钱罐、围棋等，这是了解金代社会生活的珍贵材料。

　　在一个探方内，汪盈画了一条线，她向记者解释道，这条线的外面是金代的文化层，里面则是辽代的夯土。现在，叠压在上的金代文化层已经渐渐被清理完，辽代城墙的遗迹开始显露。董新林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发掘了解辽代遗迹现象的变化，比如城门是否经过改建等。“辽上京的朝向是否真的存在由东向南的转变，还需要考古发掘的证据来说话。”董新林说。

　　作为辽代最早的都城，辽上京在辽代的都城制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修建都城本是汉人的传统。”董新林表示，唐以后的中国都城分两种，一种是“日”字型结构，另一种是以北宋汴梁城为代表的“回”字型结构。辽上京的布局兼具这两种特点，建城理念本身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特别是皇城嵌套宫城的结构，突出了中央政权，是对汉人建城理念的仿照。

　　学界期待将辽上京作为汉化尚不充分的代表，与后面的城市进行比较。“但辽上京本身并不是静止的。”汪盈说，它自辽代早期始建，一直被沿用到金代。“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布局是不是契丹人一开始建城时所设想的样子，它能不能作为早期代表与后面的都城比较，这都需要特别谨慎。”

　　西山坡佛寺遗址带来惊喜与谜题

　　在认识辽上京都城遗址的形制布局过程中，西山坡佛寺遗址成为重要实证。在辽上京遗址的航拍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都城西南侧紧挨城墙的地方有三组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在北侧的一个院落里，有三个圆台形的土包状凸起。西山坡在都城西南部的一处自然高地上，这也是全城的制高点。

　　记者走到其中最大的圆台基址上，能看见草丛中一片片散落的砖瓦，圆台一侧立着一方题为“日月宫”的国保碑。据《辽史·太宗本纪》载，“（天显五年）八月丁酉，以大圣皇帝、皇后宴寝之所号日月宫，因建日月碑”。当地传说，有人曾在中间院落中发现有两座龟趺及残碑。一度有学者认为，此处即为辽史中记载的日月宫。也就是说，这处高地曾为太祖时皇宫宫殿的遗构，后被改为祭祀先祖的家庙。

　　那么，考古证据是否支持这一猜测呢？2012年，辽上京考古队对西山坡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从第一天发掘开始，考古队就不断发现在地层土中埋藏着很多零碎的泥塑造像残件以及石经幢座构件等。渐渐地，考古队还在一号圆台形基址的西侧看到了露出地面的砌砖，在两个小的基址中则发现了明显的转角。汪盈根据砌砖120度的转角推算出，埋在地下的建筑可能是六角形。“有塑像、经幢，并且是六角形，我就觉得有可能是塔。”汪盈说。

　　接下来的发掘更是让队员们惊喜连连。一号基址中出土了两尊完整的泥塑佛教人头像：一尊素面，另一尊戴着彩绘的头巾。紧接着，又有数尊泥塑像暴露在铺砖地面上。这似乎意味着这处基址与佛教有关。

　　经过对遗址几个月的清理，考古队已经明确，一号建筑基址是一座建在高大台基上，有木构回廊的六角形砖构建筑，台基平面呈六角形，台基边长约20米，对角直径约40米。台基之上仍留存着柱础、墙体、地面铺砖等遗迹。一号建筑基址出土大量泥塑佛教造像，大量铜钱，还有石像、石经幢残件、石雕残块、陶瓷片、铁器、铜镜、木炭等，以及大量砖块和部分瓦当、筒瓦、板瓦、滴水等建筑构件。根据发掘的遗迹形制和遗物，学者推测，一号建筑基址应是一座体量大、内外槽砖木混合结构的六角形佛塔基址。

　　汪盈告诉记者，从考古学上看，这座佛塔的塔基是在生土上始建的，夯土里没有遗物。由此可以确认它是辽代始建的。此外，被倒塌堆积压住的有成串的金代铜钱，可以推断佛塔的倒塌年代不早于金代，也就是说，它可能沿用到金代。

　　由于这三处塔基都惨遭盗掘，一些能够帮助了解佛塔的重要线索都已不存。汪盈痛惜地说，这三个土包被盗坑破坏得很严重，两个小土包中的供奉物早已被盗走，甚至连地宫的砖都被起走了，只能根据泥土中残留的砖缝判断其形制。

　　这座塔的名称和功能引起了学者的种种猜测。从位置上看，它所处的西山坡是辽上京全城的制高点，从规模上来看，其对角直径约40米，相比之下，辽中京大明塔的对角直径也仅有36米，可以想见这座佛塔当年的宏伟壮丽。在塔基里有一圈回廊，甚至还有螺旋结构楼梯的线索，可见这曾是一座供人登临的楼阁塔。而尤为让人称异的是，现存的辽塔大部分是八角形，而这处极为重要的辽塔却是六角形。其中原因仍是未解之谜。

　　学者推测，如果将这座佛塔和旁边的院落联系在一起看，这几处院落应当是一处布局为“左塔右殿”的大型寺院遗址。不过，这座寺院在辽代叫什么名字，其功用为何，尚需新的材料才能了解。

　　利用多重史料深化辽代都城研究

　　事实上，辽上京遗址及其周边的广阔区域曾为契丹人故地，在辽时为上京道所辖，这里保存着一些珍贵的陵墓，比如巴林左旗的辽祖陵，巴林右旗的辽庆陵和怀陵，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辽代家族墓地。这里出土了大量辽代遗存，包括瓷器、银币、墓志、壁画等文物。帝陵和都城同为王朝政治的浓缩，帝陵考古和都城考古互为补充，共同加深了学界对辽代的认识。

　　记者跟随董新林来到辽上京考古队的工作站。走进一间陈列室，只见架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碑片。这些碑片出土于辽祖陵陵园外的龟趺山建筑基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刘凤翥先生到访龟趺山时就常常能捡到带有契丹字的碑片。近年来，辽上京考古队已经对这些残片进行了系统清理，通过材质和字样对石碑进行拼对和解读。

　　董新林告诉记者，根据目前收集到的碑片可以推测，这些残片来源于几块石碑，原碑一面是契丹大字，另一面是汉字，汉字残碑中提到“天赞五年”、“升天皇帝”等，从字里行间可以判定，此碑记录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功绩，一些内容起到了增补辽史的作用。

　　辽代碑刻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哀册和墓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墓志既有契丹人的，也有汉人的;既有汉字的，也有契丹大字和小字的。

　　在辽上京博物馆，记者看到十几方韩氏家族的墓志。刘凤翥表示，巴林左旗先后出土了二十多件辽代碑刻，其中辽代开国功臣韩知古家族的墓志就有十二件之多。这批墓志是研究韩知古家族史及契丹史的重要资料。巴林右旗出土的是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三个皇陵以及耶律弘本和耶律弘世陪葬墓出土的汉字和契丹小字的皇帝与皇后的哀册，这些都是研究辽代皇帝和皇后族的重要史料。

　　除此之外，博物馆内大量精美的壁画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在巴林左旗周边，韩氏家族墓地、帐房山辽墓等都出土了大量壁画。它们有的描绘契丹人的车马仪仗，有的表现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是非常丰富的辽代社会生活史材料。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鹏告诉记者，多年来，考古学家对辽上京及相关地域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考古发掘，取得了显著成绩，加深了我们对辽上京和辽代都城建置的认识。不过，辽上京的地上遗存并不多，只能依靠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提供更多的实物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宋辽金元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中，墓葬壁画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艺术魅力引起了学术研究的热情，尽管现有考古资料尚有一定缺环，如墓志缺乏难以断定墓主信息，特殊材质的随葬物难以探寻来源产地等。此外，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族别的墓葬存在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其中又存在着明显的文化交融与互动，进而也提醒我们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感受中国文化的智慧与贡献，为今天中国文化的自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辽代都城功用仍是未解之谜

　　尽管史书上已经明确记载，辽上京是辽代的首都，但这座都城在地位和功能上还有很多特殊之处。如果将视线放到赤峰市的东南部，在西辽河的支流老哈河流域，另一座都城——辽中京正隐隐与上京争辉。

　　1970年，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辽北宋时期全图》（1111年）时，谭其骧先生曾建议把草图上的都城符号从上京临潢府移到中京大定府这个点上，但当时的编绘人员为稳妥起见，拒绝了这个提议。不过，记者发现，在8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正式版上，辽中京还是被标为了首都。

　　当时，谭其骧主要依据的是这样一则材料：“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

　　谭其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还得从辽代的都城制度谈起。

　　原来，辽代为了有效管理境内的契丹人和汉族人，采取了“因俗而制”的策略，也就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代的政治制度也是游牧特色的四时捺钵与农耕特色的五京相结合。辽代的皇帝并不像中原的皇帝那样一年四季都在皇宫中处理政务，而是逐水草而居，四时巡行。在辽代后期，辽中京便是辽代大臣们处理行政事务的主要场所。

　　辽中京始建于1005年，这也是辽宋达成澶渊之盟的第二年，自此之后，辽宋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友好局面。《辽史》曾记载：“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阀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

　　从赤峰坐汽车至天义镇，再西行约15公里，辽中京的城址便沉睡在这座小镇上。考古学家经过勘探和发掘发现，辽中京城由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池套嵌而成。外城东西宽约4200米，南北长约3500米，周长约15400米。在辽代五京中，这座都城的规模最大。不过，与辽上京相比，辽中京的城墙保存得并不完整，断壁残垣多已被农田掩盖，唯有巍然伫立的三座塔诉说着昔日的繁华。

　　在辽中京遗址，最令人瞩目的是坐落于内城正南门外侧的大塔，它原是中京城感圣寺内的释迦牟尼舍利塔，也被称为大明塔。远远看去，就已经被它的雄伟庄严所震慑。它高达80.22米，是一座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檐式砖塔。塔身分八面，每面均有佛龛，龛内镶有佛像，莲座上有结跏趺坐姿佛像，宝相庄严。两面交角处刻有八大灵塔。一尊尊佛像端坐在仰莲座上，神态安详庄严。每尊佛像两侧均有两尊菩萨或力士胁侍左右。一阵风吹过，塔檐的风铃叮咚作响。

　　辽中京大定府究竟在辽代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在辽代中后期，它是否已经取代辽上京，成为辽代事实上的首都？这引起了学者的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锡厚对辽后期迁都中京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辽代的政治中心应在捺钵，中京仅仅是辽代后期礼仪上的都城。杨若薇则认为，辽代根本没有历代中原王朝那种形式的国都，其政治中心始终在四时迁徙的斡鲁朵中。上京作为辽代的发祥之地，一直居于五京之首，而中京无论在名义上、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没有成为首都。这一问题的解答尚需更多的史料来佐证。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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