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隆中对》：诸葛亮战略失误在何处？

　　“观其大略”之本意

　　李白曾认为“孔明披书，每观于大意”，说明对诸葛亮“观其大略”的误解，由来已久。因之，求其真意、返其本真，显得十分必要。理解“观其大略”的本意，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大略”的含义。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大略不是粗略的意思。因为大略是被观的“对象”，而不是观时的“状态”。因此，“观其大略”并不是粗略地了解。其次，大略也不等于大意或大概，而是其中大的方略。正是善于汲取和研究大的方略，才能造就出诸葛亮这样的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观其大略”的本意，应该是寻求、观察和研究其中（书本中或事实中）深远的谋略。这固然可以算作一种读书方法，但更多的还是体现着一种读书的旨趣。“观其大略”这种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具有明确而强烈的战略指向。“大略”不是大而化之，而是需要宽广的视野、严密的论证和精细的推敲。因此，既可以是精读，也可以是泛读，但更多的是研读。

　　“观其大略”包含三个要点：一是学习选择的标准是“大略”。要学的东西很多，如何选择？诸葛亮侧重那些包含大略的书，看重那些在大略的层次上的内容。二是汲取的重点是“大略”。同样一本书和一次谈话，学习时特别注意吸收其中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智慧。可以说是“无略则略，有略必观，有大略必大观”。三是研修的重点是“大略”。包括大略的建构、落实和得失，等等。真正的“大略”不可能是浅显的，而且正因为其大，容易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因此研判大略、理解大略和谋划大略都需要大智慧。这种智慧与华而不实和粗枝大叶的作风，应该是无缘的。

　　《魏略》记载，诸葛亮在荆州，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夕，从容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笑而不言。”后来诸葛亮官至蜀汉丞相，而石广元三人果真只任至郡守一级官职。据此，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作为一种学习方法，“观其大略”似乎是比“务于精熟”更优越。其实，优劣不能概而论之。诚然，石广元三人只任至郡守一级官职，但在当时也是饱学之士。后来，诸葛亮对于石广元、徐元直等人没能担任更高官职也心生感叹，说：“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也就是说，凭他们几个人的德才，是完全可以胜任更高级别管理职责的。这是第一。第二，人才队伍的优质，不仅在于单个人物的杰出，更在于结构层次的优化。顶级的战略人才终究是极少数，也只能是极少数。如果很多人都去“观其大略”，轻视具体事务，鄙薄技术工作，对于团队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情。第三，战略设计的落实，必须依托权力的中枢结构。但并不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就都能受到高层的关注。荆州的刘表素有好才之名，人称“八骏”之一，但对诸葛亮过人之处却并未认可，正所谓“时人莫之许也”。诸葛亮“常抱膝长啸”，大概与他满腹韬略却无处施展有关。如果不是刘备大胆启用，孔明也可能会终老隆中。相反，中下层管理却更多地带有技术性质，因此也有更多的能动性，务于精熟显得更加必要。综上，是倾向观其大略，还是选择务于精熟，既要看个人抱负、才智禀赋，也要看现实的职责和可能的职业机会。

　　《隆中对》是诸葛亮“观其大略”之结晶，也是他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向其提出的兴复汉室、谋取天下的战略策划书。刘备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最看重的就是诸葛亮这种运筹帷幄的战略谋划才能。曹操率军南下的时候，诸葛亮的自然反应是“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后孙刘联军打败曹操，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尽管孙刘也存在很多矛盾，但诸葛亮一直主张坚持“联孙抗曹”，即使在夷陵之战后，也主动缓和吴蜀关系。这就是“大略”，大略是管根本的和管长远的。诸葛亮的聪明，不是所谓的“机灵”和“精明”，而是战略上的远见和定力。

　　许多“观其大略”的人，都被《隆中对》这个千古盛传的妙策点燃了智慧和灵感。毛泽东在汲取它的智慧同时，还发现了其致命的瑕疵，并将二者熔铸到开创伟业的大略谋划之中。针对皖南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形势，毛泽东借用刘备伐吴战败身亡的典故教育全党。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当时，党中央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他告诫全党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统一认识，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毛泽东另一次评点《隆中对》时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从《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中汲取教训，坚定地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确定为重大的军事原则。英国学者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称毛泽东“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历史之所以选择毛泽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是善于“观其大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