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河浜遗址·胥山·贤相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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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浜遗址挖掘出崧泽文化祭台(全景)

  

  从嘉兴市区向东十公里,便到了大桥镇,这片土壤是嘉兴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作为嘉兴市本级的工业重镇,大桥以工业集聚程度高、经济发达闻名禾城,近年来随着嘉兴科技城欣欣向荣,无数风华正茂的科技企业带动着大桥镇的发展犹如车轮滚滚般迅猛,连续多年在全国百强镇排名中稳步上升。

  

  在工业发达的光环下,许多人并不知道,大桥是一个历史底蕴悠长的江南小镇。地处嘉禾平原,大桥镇远古文明遗产丰富,境内分布着南河浜遗址、大坟遗址、高地遗址等各时期的文化遗址。其中最闪亮的,非南河浜遗址莫属。考古挖掘成果证实,南河浜遗址历经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见证了嘉禾大地的数千年变迁;更重要的是,有专家认为,从进入文明时代的角度来看,南河浜遗址称得上是“江南文明之源”。

  

  南河浜遗址

  那一道远古文明之光

  

  南河浜遗址位于今南湖区大桥镇焦山门村,于1996年沪杭高速公路建设时被发现。这处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当时挖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清理出崧泽、良渚墓葬96座,灰坑23座,房屋7座,崧泽文化祭台1座。同时出土陶器600余件、玉器64件、石器80余件、骨器10余件,为后世研究嘉兴地区崧泽文化分布与演变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这个蕴藏着先民们无数生存密码与风俗文化的大型遗址,为大桥镇的远古历史描绘了最光彩的一笔。

  

  从整个考古来看,5800年前的大桥人已经有了房屋,能在房屋内生火做饭,说明大桥人已经从原始野蛮进化而来;当时已经有了服装,说明大桥人的祖先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了羞耻感;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玉器,说明有了人类最初对美的追求;更为惊奇的是,考古挖掘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祭台”,比良渚文化的“祭台”足足早了800年。

  

  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老先生在考古专著《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中写到:“南河浜遗址的发掘,还首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坛’,并较好地揭示了这‘祭坛’的形成过程。这是颇有意义的,因为如像以往那样,将良渚文化‘祭坛’视为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重要标识性的现象的话,那么,这一发现就为文明的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正如张忠培老先生所说,南河浜遗址最重大的成果之一——崧泽文化祭台便是南河浜作为江南文明之源最好的立足点。在此之前,良渚文化的人工堆筑土台常有发现,但崧泽文化的祭台则是首次出现。文化祭台的发现,足以使现代对崧泽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产生新的评估。祭台的存在,正是远古先民们具有思想、产生信仰的最好证据,也是先民走向文明的第一步。

  

  南河浜遗址中的这座祭台面积约百平米,总体结构为方形覆斗状,采用不同颜色的土分块堆积垒叠筑成。据考古队员分析,土台最早从东北面建造,然后又分别向南和向东扩展。在土台扩展过程中,先民们充分考虑了台面颜色的布局,使其呈条带状排列。崧泽文化祭台建构建设的成熟,为良渚文化发达的筑台现象找到了根源。

  

  崧泽先民进行祭祀活动,可能是为了敬神,也可能是为了求神,或者是祭拜祖先,这是不难理解的。人类早期对抗大自然的能力较弱,对自然持敬畏甚至恐惧的态度,他们自己不能掌控这些外界的因素,就只好把它寄托给超自然的神灵,他们相信神灵会保佑他们。

  

  考古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南河浜先民已经步入文明阶段的旁证。

  

  第一,在几座墓葬中,队员们发现有不少原先已经残破的陪葬的陶釜或陶鼎,在被二次打碎后又覆盖在死者身体的头部或脚部。这种丧葬方式,为考古学上碎物葬的一种,即故意打碎器物为死者陪葬。据考古学家推断,史前人类在埋葬死者时常常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在处理死者的陪葬品时,一方面为了表达亲情,另一方面也希冀死者不再来打扰生者。

  

  第二,崧泽时期的南河浜先民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等级观念。南河浜墓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相互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等级较高的墓葬,一般随葬多件陶器以及玉器。这都是表明身份的礼器。这些墓主人应该是这个部落的首领和巫师。大多数墓葬一般随葬数件陶器和玉石器,他们应该是这个部落的基本民众。而最下等的人则没有任何陪葬品,甚至连尸骨都不全。据推断,他们可能是这个部族的最底层或者是俘虏。

  

  第三,考古队员发现了七处房屋建筑遗迹,让世人了解到先民们生活居住的大致情况。当时的房屋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并有柱洞、墙基、门道和灶面等完整的生活遗迹。根据现存的遗迹判断,当时先民们建造房屋大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把房屋的所占范围挖成浅坑,然后在坑内铺垫黄土;另一种是直接用黄土堆筑出比房屋范围大的矮土台作为基础,然后在这个台基上建筑房屋。在房屋内相应的位置还发现有两三层红烧土灶面,可见先民在使用房屋的过程中还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加高地面。在七处房屋遗迹中,有六座房屋都发现有灶的痕迹,这也证实了早在崧泽时期,先民便已学会生火做饭。

  

  从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到五千年前的崧泽文化,再到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一代又一代先民在这片嘉禾大地上繁衍生息。南河浜作为嘉兴地区崧泽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文化遗址,对于后世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96年,南河浜遗址被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大桥镇正在建设南河浜遗址展示馆,组织实施国家级遗址公园保护规划,完整保留南河浜的历史记忆和脉络。然而,这还不是终点,要知道,南河浜遗址总面积达两万平方米,重现光明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南河浜,还蕴藏着更多的故事等待后人去发现。

  

  胥山松涛

  不仅仅只是一个传说

  

  当时光流转到春秋时期,嘉禾大地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槜李,此地恰属东南两大诸侯国吴国与越国接壤之地,常年被吴越两国交替统治。在两国斗争的数十年历史中,勾践、夫差、伍子胥、范蠡等历史人物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卧薪尝胆、鸟尽弓藏等典故也被传为美谈。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中,有那么一座山与吴国大夫伍子胥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座山,名胥山。

  

  胥山,原名张山,也称史山,位于槜李东郊,即今大桥镇胥山村,海拔80多米,曾是嘉禾平原上唯一的山丘。因吴国大夫伍子胥曾在此山练兵磨剑,百姓后为纪念他而改名为胥山。

  

  春秋末期,伍子胥辅佐吴王夫差打败越国,夫差自以战事已定,高枕无忧,便开始寻欢作乐。伍子胥上书力谏,夫差非但不听,还听信小人谗言,命令伍子胥自杀。相传伍子胥自刎的那一天正巧是五月初五,夫差令人把伍子胥的遗体装进皮革袋子里,漂浮在江中。伍子胥遗体沿着他生前开凿的河流,漂过太湖、汾湖,漂到了张山脚下。嘉禾百姓深感其生前之作为,便将伍子胥厚葬在张山顶上,建立伍相祠,并把伍子胥开凿的河流称作伍子塘,以纪念这位吴国忠相。

  

  胥山虽不高,但精致、灵秀,被称作是大自然赐予嘉禾的瑰宝。整座山似一卧兽,头向西直面嘉兴古城,弯弯的山路似一项圈套于卧兽颈部。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明一统志》中曾如此介绍胥山,“山左有石龟,势欲趋水。山右有吴王磨剑石,长可三四丈,直指西下,剑痕在焉。”山的东麓有一石龟,活灵活现地凝望着水溪,好像要从高处往下跃入水中。北峰有磨剑石,呈东西向,为当地少见的紫砂石,十分坚硬,平整的巨石中有一道极深的剑痕,相传是伍子胥在胥山练兵时留下的遗迹。

  

  胥山地处嘉兴城外,景色秀丽而不失人文韵味,有不少嘉兴本地文人幽居于此,留下千古名篇。

  

  南宋秀水籍诗人张尧同以嘉兴的风土人情、名胜物产为题材创作的诗歌集《嘉禾百咏》中,开篇即为《胥山》:“马革浮尸去,君王太忍人。此山空庙貌,何以劝忠臣。”在诗中,张尧同借景怀古,以胥山子胥庙为主题,传达对于伍子胥忠君的敬佩与惋惜之情。

  

  元代嘉善画家吴镇绘嘉禾八景图,“胥山松涛”位列其中,吴镇题词曰:“百亩胥峰,道是子胥磨剑处,嶙峋白石几番童,时有兔狐踪。山前万个长身树,下有高人琴剑墓,周回苍荟四时青,终日战涛声。”

  

  清末海上画派代表蒲华,自号“胥山野史”,曾独自一人上胥山雪中赏梅,留下“瑶天雪影照琼姿,珍重山村看几枝”的诗句。

  

  近代嘉兴文人沈侗廔也以一幅《胥山怀古图》,配上《满江红》之词,以纪念胥山景色之胜与伍子胥之忠烈。

  

  千百年来,胥山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到此驻足一赏。

  

  唐代诗人徐凝《题伍员庙》云:“千载空祠云海头,夫差亡国已千秋。浙波只有灵涛在,拜奠胥山人不休。”宋王安石《伍子胥庙记》:“烈烈子胥,发节穷逋。遂为册臣,奋不图躯。谏合谋行,隆隆之吴。厥废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则有余。胥山之巅,殿屋渠渠。千载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劝而趋。维忠肆怀,维孝肆孚。我铭祠庭,示后不诬。”元辛敬《胥山松涛》诗:“榜舟趋南山,飞盖转芳甸。登高望吴越,击鼓驰觞燕。灵飙振岩角,飞雨洒石面。欲吊子胥魂,歌长泪如霰。”

  

  可惜的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嘉禾名山,却无法继续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传达给后人。1969年,由于嘉兴北部河道护岸的石头不够而开采胥山,不到十年,胥山即被挖平,留给后世一方水坑。自此,嘉禾大地皆成平地,胥山成为了嘉兴人心中永远的痛。

  

  幸运的是,现如今大桥镇已规划在胥山遗址周边建设胥山端午遗址文化公园,将以吴根越角和胥山风光为主题,重建吴越风情湿地和胥山遗址等景观区块,重现“胥山松涛”这一嘉禾胜景,让胥山遗址文化公园成为嘉兴人民凭吊先古,追溯端午文化的地标性景观。

  

  陆贽故里

  崇文尚贤

  

  “宣公桥南画鼓挝,酒船风幔拄鸦叉。碧山银碗劝郎醉,棹入南湖秋月斜。”在清朝诗人朱彝尊的笔下,历史上嘉兴城东门外的宣公桥和桥畔风光相互映衬,颇具江南风情。过去东门外有宣公桥,鸳鸯湖畔有宣公祠,市区火车站前还有一条幽静的宣公路。宣公,即指出生于嘉兴的唐代宰相陆贽。宣,是陆贽死后由皇帝赐予的谥号,后世因此称其陆宣公。陆贽作为中国十大贤相,是嘉兴历史的骄傲。但少有人知晓的是,这位中唐贤相的母亲韦氏,是大桥镇建国村渡船浜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渡船浜是孕育了一代名相的福地。为此,近年来建国村以“崇文尚贤、陆贽故里”为主题,挖掘名人文化,并打造清风莲池、旌旗深巷、陆贽展陈馆等一系列景观节点重塑大桥名人的乡土文化。

  

  陆贽(754-805),字敬舆,出生于嘉兴甜水井(约今市区斜西街东首)。自东汉以来,陆氏即为江南望族,出过不少名人,但陆贽出生时家门早已衰落。陆贽的父亲曾做过溧阳县令,后早逝,陆贽由母亲一手带大。十八岁时陆贽考中进士,接连担任郑县县尉、渭南县主簿。唐德宗即位后,陆贽由监察御史升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起草朝廷诏书,赢得德宗的信任。贞元七年(791),陆贽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次年,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三十九岁即成为宰相,足以可见陆贽的才能。

  

  陆贽虽有才,但他面临的国家形势并不乐观。受安史之乱影响,唐德宗时期唐朝皇室早已衰弱不复当年,中央权力弱化,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实力雄厚,地方上时不时发生军阀火并、造反作乱的情况。陆贽踏上政治舞台,可谓受命于危难。在他执政期间,公忠体国,励精图治,指陈时弊,筹划大计,逐渐稳定了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局势。后世称德宗“初政清明”,陆贽占了很大功劳。到了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他主持编纂《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有39篇之多。文豪苏轼对他也有较高的评价,称陆贽是“王佐”、“帝师”之才,文辩智术甚至超过汉代的张良,“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惜其“仕不遇时”。

  

  陆贽政治有才能,为官清廉,一心为国,得到百姓的爱戴。在故乡嘉兴,也保留着众多与他相关的历史遗迹。

  

  西南湖畔的放鹤洲便流传着陆贽在此放鹤的传说。相传陆贽在放鹤洲建有一鹤亭,在此放鹤,“鹤渚”之称由此而来。后世嘉兴城内建有陆宣公祠,始建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后来屡毁屡建。最近的一次兴建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陆贽后裔陆鹤翔、陆颂襄等倡议重修,里面有许多历代石刻,后在“文革”时被毁。

  

  无论是5800年前南河浜来自远古文明的曙光,还是2500年前胥山脚下的吴越争霸,或是1200年前陆贽于狂乱之中挽救唐王朝危局,都为大桥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独特魅力。作者:口述 张建华 整理 徐昊 图片由大桥镇政府提供

责任编辑:小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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