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正确认识西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继承和弘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一重要论断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文化。首先，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演进中各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各民族在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中华文化，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其次，指明了各民族文化包含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其文化对中华文化这个“集大成”作出了贡献。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第三，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特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超越于某个单个民族的自我认同观念，是凝聚中华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认同。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生息和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在相互交流、借鉴、吸收和互补中促成了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为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创造提供了动力和源泉。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而且造就了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中华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在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中国项目中，少数民族的占到三分之一，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不畏艰险、开拓奋进的革新思想，崇尚为社会、民族、国家的集体思想和行为，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在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之所以挺过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正确认识西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演进中，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早已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西藏文化也早已与各民族文化深深地熔铸于中华文化的肌体，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整正确地理解西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概括和历史事实来看，二者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有个性、特殊性，才有共性、普遍性，共性、普遍性存在于个性、特殊性之中，个性、特殊性又服从于共性、普遍性。西藏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之一，有其自身鲜活的特点和独特性，正因如此为中华文化这个“集大成”作出了贡献，中华文化这个“集大成”涵盖了西藏文化。

　　

　　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生活在西藏高原的各族人民，面对独特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生存环境，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知、适应、改造、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西藏各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和发展了特色鲜明、形态多样、内容极为丰富的西藏文化。具体地看，西藏文化是在我国相对缺乏文化积淀的青藏高原游牧地区走出来的比较成功的文化范例。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比较丰厚和繁荣的文化类型，在长期发展中于历史学、文学、建筑、工艺技术、天文历算等方面几乎都有较为系统而完善的发展和进步。这其中既有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又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佛经贝叶经；既有浩如烟海的文物典籍，又有独具魅力的绘画、雕塑、歌舞等艺术文化。西藏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对其产生过频繁而重要的影响。

　　

　　西藏远古文化与中原古文明具有同源性。居住在西藏高原的先民们从一开始就是造就中华文化的基本单元。据考古发掘显示，西藏地方的旧石器文化在类型与加工技术等方面与我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明有着密切接触。以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为代表的西藏新石器文化，与其相邻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其中，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细石器，明显带有我国北方草原民族的风格；西藏自古不产“粟米”而在遗址中又恰恰发现，则有力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起西藏地区就接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历史上，黄河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南下进入四川、西藏、云南等地，开创了著名的“藏彝走廊”文化通道，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宽度和广度。西藏高原的先民们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胼手胝足，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远古文明。西藏的古文明正是从中华文明的源头迸发而出，而又在祖国西南边疆这块特殊的地域创造了独具特点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

　　

　　西藏文化在未受佛教影响之前与中原文化在许多方面和领域具有互融性。民族在文化属性上的相近、相似、相同点，是判断不同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有着不同寻常关系的重要标志。比如，原始苯教与中原地区的“巫”同源，并且有着充分的文化形态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依据；苯教与原始道教同源于上古华夏的原始宗教，著名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在其宗教学名著《宗派源流》中鲜明地指出“道士教即苯教之起源者”，并引用其上师的语录“老君与苯教教主敦巴辛饶为一人”；多识教授通过对藏族来源于年马桑种的传说和牦牛图腾、雅隆六牦牛部、越嶲羌古地牦牛（雅隆江）烛姓人祖籍耗牛河（金沙江上游）和“人身牛头”的炎帝的图腾种姓标志进行比较，肯定地认为：以“炎黄”并称的“炎帝”就是“年帝”，是古代藏族年姓种的祖先之一。汉藏两大文化之间还存在着难得的令人惊讶的文化亲缘：藏疑可引汉作注，汉疑可由藏作解。比如，古时中原地区常常把家中长子称为“孟”，次子称为“仲”，三子称为“季”，而古藏文文本称开天辟地第一王为“孟兰兰伦伦”，即带有“孟”；在藏缅语系中也多保留“孟”为“长官”之意，这是宗法权力转换为社会权力的典型例证。吐蕃赞普在历史上曾封南诏王为“赞普钟”，意即“兄弟之盟”，特指吐蕃排行第一（孟），南诏排行第二（仲）。

　　

　　唐代中原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唐朝时期是汉文化对西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伴随着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和亲，汉文化对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