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章士钊的笔墨气格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为近代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作家、学者和书法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在旧封建年代，章士钊曾出任过段祺瑞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为著名清末《苏报》主笔，此报在当时声誉很高，颇具社会影响力。后积极创办《民吁日报》，大胆揭露清廷腐败，曾多次刊登章太炎等大量思想进步人士的反清文章。这些思想激进的进步文章，大大惹恼了本就岌岌可危的腐败清政府，狗急跳墙的清政府，将报馆严重破坏和查封。清政府的疯狂举动，并没有击垮这些热血青年的顽强斗志。章士钊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秘密创办《国民日报》，不多时，又被清廷所查封，与不少进步同志被捕入狱，幸得蔡锷托人多方营救，方得保释脱险。为了防止清廷的反扑，1905年只好逃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修学英文。1908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留学，修法律、政治、逻辑学。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其携家眷回国。同年，任“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章士钊在繁忙的政治生涯及写作之余，对传统的书法艺术也十分酷爱。“忙里偷闲”的他，亦时常夤夜挑灯临池。他最擅长楷、行、隶。楷宗唐风，笔墨清润，规整有致;行涉“二王”，内涵兼融五代杨凝式，气格有度，超然出尘;隶袭汉法，古静纯雅，不入俗障！而我们平时见他书法最多的，则是他常常书写的行书。古人常说，“书如其人”，章士钊是一介大儒文士，平素多以读书学问为首要任务，练习书法则为其余事。从古到今的名公重臣，一是政治显赫而身居高位;二乃学问精深而名震天下;三是友在闲静风雅相聚时，则以笔墨寄兴消遣。而旧时，纯以书法为“职业”的书画家，与文人雅士之境则大相径庭！章士钊是位文士大儒，写作教育自然是他所追求的主流。就好比我们在谈小说家张恨水，张写小说每月的稿酬收入是三百大洋，包车，听戏，住大宅子也就顺其自然了。我想，以章士钊的政治地位和笔杆子水准，肯定不会低于张的生活标准（一家言），家中生活，基本可说是衣食无忧。章士钊的确是位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若按当今的话说，其在民国间，条条路子都能“玩的转，吃的开”。市面上的“三教九流”，无论是军阀，还是道上的“青帮”，以及文士、名媛等，几乎都和他交情不错。所以说：“做大事者，往往不拘小节”！解放后，中国书法史上有一场震惊全国的《兰亭“真伪”辩》，这场“笔墨官司”，曾涉及到两位文化名人。一位是官高位重的郭沫若;另一位则是“官小俾微”的江苏文史馆员高二适。高同时又是章士钊的学生，两人私交甚笃。然章士钊立场鲜明，并没为此事而偏向哪一边，而是有礼有节地向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毛主席听了章的汇报后，批了八字“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种了不起的“笔墨官司”，时至今日，还让文化艺术界津津乐道！

　　章士钊这对行书七言联（见图），墨笔纸本，尺寸168×24.6厘米，上海“博古斋”收藏。“陶山力自营松柏，湘水才多怨芷兰”，联出自清末史学家李慈铭的佳句。李号“越缦老人”，室名“越缦堂”，由于其诗文、考据造诣精深，被后人尊为“旧文学的殿军”。

　　才气横溢的章士钊，能采用当时名不算太大的李慈铭联句，作为创作内容，应该说，秉性孤高的章士钊，从内心是很欣赏李慈铭的。这副字的风格特点就是“楷中寓行”“行中藏楷”。行笔使转中，藏有魏楷的遒拙之劲。圆笔藏锋的含蓄，亦让方笔妙用凸显个性！字里行间的自然穿行，让“帖”与“碑”的有机融汇，艺术风格的确独特。

　　笔墨间，看不到一丝“故弄玄虚”的“江湖气”，胸中吐纳出的是超然拔俗的丘壑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