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罐与促织之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们在明代御窑厂故址发掘清理出数十件制作精致、纹饰华美的青花瓷蟋蟀罐，其中不少罐底书有“大明宣德年制”年款。蟋蟀罐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汁莹润，青花浓艳，一般口径约13厘米，高约9.5厘米，其装饰图案多为龙凤、海兽、珍禽异兽、松竹梅、瓜果、牡丹、樱桃及鸟雀等，但凡绘有龙纹者，均为五爪龙，当是帝王御用之器。这批蟋蟀罐精湛的制作工艺令人惊叹，皆为世所罕见之物，属当年贡奉朝廷的“贡余品”，是收藏价值极高的明代珍瓷。

　　著名古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在认真研究这批蟋蟀罐后指出：“宣德时代的花、鸟、虫、鱼用器，比它以前的洪武和永乐，比它以后的正统——万历诸窑，其品种更为丰富，其制作更为考究，其数量也要大得多（《明宣德官窑蟋蟀罐》，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蟋蟀罐是作斗蟋蟀用的，斗蟋蟀亦称“促织之戏”。“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晋人“以其鸣声如织”而称其“促织”;明清时期则称之为“蛐蛐”，据说也是由蟋蟀之鸣声相转而致。

　　斗蟋蟀，也即“促织之戏”是古代王公贵胄、士宦巨贾十分热爱的娱乐活动，堪与西方之斗牛、南洋之斗鸡相提并论，在尚无公共比赛事项之时，也起过调动民众齐玩共乐的作用。此项活动起始的确切年代目前尚难定论，反正至明代已经极为盛行。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促织》，讲述了一则凄惨感人的故事：“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结果穷书生成名为缴纳这小小的蟋蟀而被逼得几近家破人亡。人们在明清文献中也常见有“宣宗好促织之戏”的记载。景德镇御窑厂故址出土的宣德时代的蟋蟀罐，则为小说和文献的载述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例征。

　　与“促织之戏”密切相关的蟋蟀罐既有瓷质的，也有紫石质和澄泥质的，虽然世人以明宣德年间烧制的饣戈金瓷罐为上选之名品，但论实用价值还数澄泥罐。明代赵子玉是制作澄泥罐的高手，赵器以其精细工巧而名闻遐迩，以致泥土制品竟然会有金玉宝器之价，历来为古玩收藏者所珍视。

　　在不少人观念中往往将斗蟋蟀同赌博牵扯在一起，把蟋蟀看作大坏虫，这实在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其实，除却拿财物作注比输赢的赌博，人们完全可以将饲养、比斗蟋蟀作为游戏清玩，就如同养花、钓鱼、驯鸽一样，从中既能增加一些生物学方面的常识，也能使之成为一项有益的休闲活动，丰富日常的业余生活，以陶冶性情，获得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