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相裴耀卿供职宣州的贡献

  裴耀卿是唐代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名臣。大约开元十三——十九年间(725-731),担任宣州刺史。 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期间,亲民爱民,兴办教育、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促进宣州社会发展,经济实力迅速上升。

  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带来了宣州区域社会经济转折性的变化,他立足于宣州区域的视角,调查研究了江南漕运问题,提出了全国性漕运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方案,撬动国家交通运输格局的改变,为宣州区域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而裴耀卿也由于宣州刺史的经历,获得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深刻认识,找到了撬动宣州乃至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命门,他所提出的漕运制度改革,有利于激活南北社会经济文化交流。

  一、裴耀卿供职宣州刺史

  裴耀卿,字焕之,父亲裴守真,官至宁州刺史。裴耀卿年少聪慧,参加国家“童子举”考试及第,年稍长,授“秘书省正字”,继而入相王府任“典签”,负责王府“宣传导引”、“备顾问”,即帮助相王李旦接待宾客,送往迎来,被视为王府“学直”,即值班、主持王府内务,很得相王器重。

  相王李旦继位,是为睿宗,授裴耀卿国子监主簿,迁“长安令”。

  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裴耀卿任济州刺史。济州治所巨野(今山东菏泽)。裴耀卿每一官任,都很有政绩。济州刺史任上,视察境内黄河大堤多处毁坏,不坚固,不堪洪水。沿河州县因为没有接到朝廷修堤的任务和命令,不敢擅自动工兴修。裴耀卿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够等待,立即组织修堤,亲自上堤督护。工程未完,朝廷任命裴耀卿为宣州刺史。裴耀卿忧虑河堤工程没有竣工,将《诏》书压下,“弗即宣”,直到河堤竣工,才“发诏”,转徙宣州刺史。济州父老十分感激,裴耀卿离别之日,“甚思之”。

  1、首务教化,改善民风

  裴耀卿赴任宣州刺史,“首务教化”。这包含两层意义,从赴任之日,即抓教化;自始至终“教化”放在首位。

  史载,裴耀卿在宣州“首务敎化,率父老行礼、奏乐,歌《白华》、《由庚》等篇,明孝子养亲之义。” 唐代以前,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大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代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崛起,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宣州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的趋势而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文化教育。裴耀卿首务“教化”,抓到了宣州区域的实际问题。

  裴耀卿在宣州“教化”的抓手,是恢复《乡饮酒礼》,提升本土文化素质,思想教育寓于其中。何谓《乡饮酒礼》?

  《礼记•射义》释曰,“乡饮酒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是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是易于实施并且为普通民众接受的礼仪形式。史载,“乡饮酒之礼,六十(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礼器),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乡饮酒礼的意义在于序长幼,别贵贱,采用普及性的道德实践教育,蔚然孝弟、尊贤、敬长、养老之风尚,日臻完善德治教化。

  隋唐时期,科举渐兴,《乡饮酒礼》一般用于基层举士时隆重举行。由于贡举三年一次,间隔时间过长,裴耀卿进行改革,恢复古代每月一次。不难看出,裴耀卿急切援引礼义教育,旨在改善风尚,促进和谐、稳定社会。《白华》、《由庚》是《诗经》名篇。《白华》宣传父慈子孝、夫妇忠贞,共同劳动,“浸彼稻田”,创造美好生活;《由庚》宣传“万物得由其道”,遵循自然,各得其宜。裴耀卿针对宣州区域,选择这两首名篇,恰到好处。宋代宰相田锡十分称赞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复兴《乡饮酒礼》,“恭勤而行礼,月而习之,岁而行之,于是宣州耆老,宣庭寮吏,每闻歌”,皆激动,受到深刻教育,吏民风化大大改进。田锡高度评价说:“唐之世祚垂三百载,唐之牧守凡几千人,惟耀卿能于一郡之间,独奉先王之礼,犹化其俗尚移其风。” 《白华》、《由庚》的诗颂之声,飘荡在古老的宣州“一郡”及其下辖“八县”大地。

  唐代取士,进士科比较难,每年三、四十人。各州进士及第者,凤毛麟角。有人统计,唐代科举取士,宣州有9名进士。 这是唐代宣州文化教育逐步兴盛、提高的结晶。

  2、发展生产,人口繁衍

  兴修水利,扩大开垦,劝民耕种,发展生产,这是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的突出政绩,史称有“善政”。短短几年,宣州人口增长。在农业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即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开元十八年(729),裴耀卿向朝廷述职报告,说道“江南戸口稍广”,主要就是指宣州户口繁衍增加。

  太宗、玄宗时期,在全国先后两次进行州县改置,除了调整行政区划,州县级别也有所调整。当时的级别大致有4种划分,依据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赋税数额多少划分上中下三等。特殊区域,例如战事频仍、灾害频繁、军事险要之区域,设置另外几种标识,称之为“赤、畿、望、紧等县”,不计户口,视为“上县”。

  太宗时期,宣州境内,下辖四县,其宣城郡为“望”;当涂、泾、广德三县“紧”;南陵县“望”。宁国“紧”,后省(即废除)。

  裴耀卿任刺史5年间,宣州地区生产发展,人口繁衍。开元年间,国家重新调整行政区划,按照户数和人口数,参考所在区域的位置,制定了全国州县级别的统一标准:“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又规定“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三千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 按照这个条例,宣州被划为“望”,即“上”州。其下辖8县有2“望”4“紧”2“上”,全部属于“上县”。 宣州境内行政区划不断调整、析分,反映了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宣州出现了发展较快的势头。农田水利广泛兴修,土地开垦和耕种扩大,水稻种植水平有了很大进步,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成为唐代东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产地。

  二、宣州视野下的江南漕运改革

  裴耀卿为政治事,其特点是视野开阔,能够着眼于全国经济形势,寻求区域经济发展的契合点。

  开元十八年(729),玄宗召集各地地方官,“朝集”京城述职,玄宗在朝集大会上,向大家谘询经济方略。主要是访问粮食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由于京城机构日益庞大,驻军增多,人口膨胀较快。仅仅依靠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供需矛盾存在缺口。每年从各地漕运大批粮食,仍然不能满足京城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加上漕运方式落后,年运量远不能满足京城需求,甚至不能保证正常供应,更不敌天灾。每当北方受旱遇水,出现饥荒,国家便增加南方的漕运数额,最困难的时候,甚至率领京城官员到东都洛阳“就食”,渡过饥荒。

  开元十五年(727)秋,“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以赈给之”。

  开元十六年(728)十二月又因水灾而出敕调运南方粮食,“漕江淮以赈之”。

  面对朝廷存在粮食和物资问题,裴耀卿认为国家并不缺少粮食和物资,关键是如何调剂各地余缺。他总结宣州为政5年的地方官经验,亲眼所见江南社会经济形势发展很好,“人口稍广”,仓储充足,由于运输不畅,难以满足京城的需求。他又调查了江南到京师的水陆运输,分析利弊,看出了症结,提出了一个新鲜而又大胆的“漕运”改革议案。这个议案的实践依据,是宣州乃至江南社会发展、经济上升,人口繁衍,粮食积余,“仓库”的粮食,缴纳“租庸”之外,既不输边、“更无征防”,闲置派不上用途。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就是“水陆遥远”,江南粮食运不出去。这也不利于江南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提交了一份漕运改革的计划和方案。这份议案文字不长,言简意赅,原文摘录如次:

  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

  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搬)载停滞,备极艰辛。

  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

  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栢崖仓、太原仓、永豊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

  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剰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

  审读这份议案,思路清晰,综合东南社会实情和国情,收集了大量数据,分析了利弊所在,找到了改革思路,提出了明确的方案。尤其是解决问题的落点明确,即:改革漕运制度。

  裴耀卿在议案中总结了南粮北运的良好条件;分析了漕运现状和弊病;设计了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概括为以下三点内容:

  第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粮食产量增加,粮食积累富余,具备南粮北调的条件。

  第二,调查研究了当时江淮漕运的实际,十分具体而又清晰地指明了漕运路线上的弊病:江南漕船每年正、二月上道,“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 途中因“水浅”、“水涨”而停留或减速,几乎浪费一半时间,每年只能往返一次,年漕运量受到一定的限制,造成“江右困转输,国匮于上,民乏于下”的结果。

  第三,建议疏浚水道,改进运输方式。

  其一、沿线建置“仓储”,“节级转运”。裴耀卿提出在两淮漕运线上,沿途建置大型仓库,作为漕运物资中转储存处。“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

  其二、分段漕运。裴耀卿认为“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 主张漕运线路上实行分段运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 既能够避免船工水手不悉各种水情的缺陷,又能够避免长驱直达,遇枯水舟阻,延误时间的的弊病。

  裴耀卿提出漕运改革方案,“玄宗初不省”,没有采纳。 但是裴耀卿务实的经济方略,开阔的思路,便于操作的抓手,带给人们以很多启发。次年(731)裴耀卿旋即入为“户部侍郎”,参与国家的财经事务。

  开元二十一年(733)发生水灾,“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再次访问裴耀卿,采纳了裴耀卿的意见,擢拔其为计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主持江淮漕运。

  裴耀卿受命以后,拉开了唐朝漕运改革的序幕。他总结历史经验,研究两淮运输特点,制定了新的运输法,改进漕运,获得了较大的成效,当年,即解决京城的粮食问题。

  三、裴氏改革的意义和宣州的发展

  裴耀卿两次上呈奏议,坚持调查研究,提出漕运改革,终于引起了玄宗皇帝的关注,擢拔裴耀卿为户部侍郎。开元二十年(732),拜裴耀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主持东南漕运制度改革。

  裴耀卿的漕运制度改革,牵动了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不仅是宣州,全部东南八道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

  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唐代漕运制度改革史上,裴耀卿敢为天下先,首次提出并且成功完成了改革。此后,贯穿有唐一代,随着社会经济深化发展,漕运制度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从未间断,成为促进唐代交通运输格局不断优化的一把金鈅匙。

  1、正确认识裴耀卿的漕运改革

  漕运是唐代历史上重要活动。朝廷需要从东南征调粮食、布匹等各种赋税物资,维系国家的财政支出。国家的“漕运”由此兴起,成为社会经济中的大事。

  中国史学界,有些史家对于漕运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加大对于人民的搜刮和剥削。其实,立足于社会经济的视角,漕运,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它与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有联系。

  宣州是国家南粮北运的重点区域。裴耀卿漕运制度改革以后,南北交流空前繁荣,唐代持续三百年的漕运事业,深刻影响宣州的社会历史。

  漕运的兴盛,江淮乃至宣州境内漕运物资年运量增加,解决了京城缺粮的困难。京城甚至出现粮食价格下跌的现象。说明漕运制度改革满足了京城的粮食供应。为防止谷贱伤农,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下令暂停转运江淮租米,“令租庸调、租资课,皆以土物输京都。” 即是把租米折换为本地的土特产品,再漕运京师。这反映了裴耀卿主持财政期间,适应市场调整经济政策,显示经济政策的灵活性。政策的调整,带动了江南和宣州本土农副产品、手工业品迅速兴旺。宣州的地毯、兔毫、茶叶、孔雀石、铜矿、冶铸等,“转市”物流于北方,名闻京师。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朝廷充分关注宣州的本土资源,加大了宣州的投资,宛陵监、梅根监等“钱官”机构,建成国家铸币基地。国家冶铸和钱监的设置,促进宣州迅速发展,不久建置了宣歙观察使,发展为东南大藩。

  2、裴耀卿漕运改革的经济思想

  裴耀卿不仅成功地实施了漕运制度改革,也体出了漕运改革的经济思想,也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可忽略的火花。

  其一、兴漕路,节约运费

  裴耀卿提出“兴漕运” ,在交通运输史上,具有经济学的意义。裴耀卿对比了水陆运输的代价,提出发展水运,避免陆路运输的昂贵成本。武则天执政期间,“景云中,陆运北路分八递,雇民车牛以载”, 需用车一千八百乘,不仅花费了较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八递伤牛”, 影响农业生产。“兴漕路”,水运价廉,既节省财政开支,也节省了民力和牛力。

  裴耀卿改革漕运前,舟运江淮米至东都含嘉仓,转陆运三百里至陕,“率两斛计庸钱千”。 裴耀卿主持漕运期间,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耀卿令江、淮舟运悉输河阴仓,更用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渭输关中,凡三岁,运米七百万斛,省僦车钱三十万缗。”

  其二、调剂粮食余缺

  当时北方缺粮,南方粮食积压,江淮百姓按地税缴纳的粮食储存于当地“义仓“。义仓仓库不够用,每年增加一二百万石,数年之后,仓库转加,陈陈相因,下湿不堪久储,苦无船可运,三两年变色、霉烂、腐坏。裴耀卿创分段转运,缩短了江淮漕船的路程,节约行程和船只,多运江淮积粮,减少损失,也解决了北方粮荒。

  3、激活经济的金鈅匙

  在漕运史上,宣州刺史裴耀卿率先提出改革漕运,裴耀卿之后,李齐物、裴回、韦坚、刘宴等人,相继主持漕运,江淮、江南漕运持续发展。带动江南社会经济持续兴盛,漕运物资不只是粮食,也包含宣州的手工业品、冶金开采与铸造。深度刺激和促进了宣州社会经济全面繁荣和发展。

  韦坚主持漕运期间,针对江淮、江南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推行漕运“轻货(即百货)”的改革。 以粮食“转市”各种“轻货”,即购进朝廷日用百货,转运京城。这样漕运物资的种类丰富了,满足了国家以及北方地区对于南方产品的需求,又促进南方的手工业产品、农副产品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南北经济交流中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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