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筑书隐楼“病入膏肓”产权问题导致修缮陷入困局

市级文物保护建筑书隐楼隐匿在黄浦区老城厢

由于多年未好好修缮，书隐楼已破败不堪。

　　随意堆放的木条与石碑、破落的屋顶早已不知去向，抬头就可见蓝天、曾经细致精美的花纹雕饰已经模糊不清……对于十二届市政协委员朱少伟来说，每每来到这片老城厢，看到隐匿此处的书隐楼，心中总是五味杂陈。

　　事实上，牵挂着书隐楼的政协委员远不止朱少伟一人。近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赴黄浦区开展“传承文脉、保护城市历史风貌”课题调研，内容之一就是探讨对其保护与修缮的新思路。

　　前　世

　　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扩建

　　如果不是书隐楼，黄浦区天灯弄或许和很多老城厢的弄堂一样平凡：老旧的房子、逼仄的环境。弄堂两边拉上一根绳子，就是原住民们的“晾衣架”——人在底下走，衣服头上飘。

　　来到天灯弄77号，正是书隐楼所在。黑色的大门上方，晾晒的衣物随风飘扬。要不是门口那块硕大的石碑清楚道明它“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身份，第一次路过的人很难注意到它。

　　事实上，书隐楼盛名久矣。著名古建筑专家阮仪三把它视作“清代留存下来最完整的民居”。

　　书隐楼最初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扩建后成为藏书楼。书隐楼属于旧式江南大型住宅格局，风华正茂时占地近四亩，建筑面积千余平方米，总体布局巧妙而合理，前后共五进，传说有“九十九间楼”，实际最初为七十七间厅室，现仅存四五十间。

　　从正门而入，一至三进属前院，为宅邸花园，内有假山、池沼、轿厅、七梁正厅、话雨轩和古戏台;四进为两层正楼供藏书用，五进为住宅楼，两座雕梁画栋、精美绝伦的古典式走马楼呈“开”字格局，其均属后院，系主人阅书隐居之处，四周有大青砖所砌的厚两尺、高三丈六尺的封火墙（比昔日上海城墙高出一丈二尺）围合，木质门均用方砖遮盖，防火甚严密。

　　今　生

　　“病入膏肓”，随时可能坍塌

　　曾经的盛名并没有庇佑这座老宅的今生。用市政协委员、交通银行博物馆馆长杨德钧的话来说，“书隐楼已经是病入膏肓的状态”。

　　1881年，书隐楼由郭家购得，此后一直为郭家私宅。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书隐楼被街道工厂用作生产车间;上世纪70年代，书隐楼主人收回房屋。1987年，书隐楼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岁月在书隐楼身上留下不少痕迹，一直没有得到彻底修缮。

　　推开黑色的大门，第一反应就是“别有洞天”，硕大的庭院令人意外，但更令人吃惊的是眼前的破败景象：厢楼坍了一角，只能用一些粗木棍支着;杂草丛生处，石块木料随意堆叠……唯有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的残件中，可以窥得当初的风采。

　　偌大的祖屋，目前仅剩一名郭氏后人居住。同为产权人之一的郭女士表示，“房子不住人，会坏的，住在这里也是为了保护屋子。”就她而言，把房子修好是没有异议的，否则她也不会一个人守着这么一间旧屋这么多年。事实上，以目前的状况，郭女士的居住条件确实并不理想，甚至可以用“蜗居”来形容。

　　产权人众多意见不统一

　　书隐楼修缮保护难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　《文物保护法》）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产权人应依法承担修缮的法律义务。同时也规定，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但怎样帮助、程序如何等没有详细规定。

　　由于书隐楼属于郭家所有，政府该以何种身份介入、国有资产如何介入修缮、修缮完成之后老宅何去何从等，成为这幢老宅子启动修缮的最大阻碍。

　　尽管客观困难重重，但政府部门并非没有介入。上世纪80年代，政府部门多次提出通过房屋置换、经济补偿等手段买下书隐楼产权进行修缮保护，但书隐楼产权人众多，部分已移居海外，产权人之间也存在分歧，谈判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2002年，文保等相关部门曾提出可垫资进行修缮，同时签订协议约定以后郭家出售房屋时归还此款，也因产权人有顾虑未能实现。

　　2011-2012年间，黄浦区等政府部门与相关单位曾联合开展深入调研，并有过采取“多条腿走路”解决书隐楼保护利用问题的初步设想，后来也由于多种原因无法落实。

　　当年，书隐楼的主人只有6家兄弟姐妹。30年过去后，产权传至下一代，产权人已变成了24家，情况更为复杂，协商难度更大。即便如此，文保部门也一直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小修小补，防止书隐楼进一步破败。

　　破　题

　　只有先抢救，才能谈以后

　　“书隐楼等不了门诊治疗，要的是急诊干预，不然真等有一天塌了，该如何向后人交代？”杨德钧认为，解决产权问题再去修，就像急诊室的病人躺着，还在等签字。“只有先抢救，才能谈以后。”他如此强调。

　　杨德钧说，书隐楼这30多年风雨飘摇、修修补补却日渐破败的日子充分证明：先厘清产权再谈修缮是“不可能的任务”。书隐楼有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印迹，即使产权是私人的，作为人文底蕴深厚的建筑文物，是这座城市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要传承历史文脉，首先要进行修缮与保护。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价值评估，比如房屋作价多少，其内的木雕石雕文物等作价多少，将这些资产予以固定后，由政府投入相应的资金进行急救。”

　　“产权人遍布各地，可以通过公示的方法予以告知，产权人可以主张老宅原有估价的权利，但不能主张政府投入资金修缮后的老宅权利。”此外，杨德钧建议可考虑由法律专家、文保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等组成专家委员会，以跳脱区级层面的视角来对此进行评估。毕竟，书隐楼所在行政区域是黄浦区，但其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以更高层级的机制来协调可能更利于难题的突破。

　　不过杨德钧也表示，像书隐楼这样的老房子上海还有不止一处，如果都指望通过政府投入来修缮，可能不是最佳解决之道，如何建立一种常态化、市场化、可持续化的机制去进行修缮与维护，可能是放在我们面前一个更大的命题。

　　朱少伟不止一次拜访过书隐楼，还曾专门提交过社情民意，希望能采取更有利的措施来解决书隐楼的困局。他十分赞同杨德钧的看法，认为不要再纠结于产权，而将其视作文化产业，以股份制的模式共同运作。具体而言，即在政府部门主导下，经专业机构评估书隐楼经济价值后，由国企和社会资本共同筹款，然后按包括所有产权人在内的各方投入比例，折成股份，作为文化产业来经营。“这样，书隐楼的整修、开发就有法可依;　而且，从宁波天一阁、湖州嘉业堂的盛况来看，它必定也对各地游客具有吸引力。”

　　市政协委员、华东政法大学财产法研究院院长高富平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书隐楼的现状是否适用《文物保护法》，值得商榷。因为在他看来，书隐楼现在只有一个壳，建筑基本上处于毁坏状态，“物”的价值已经不复存在，如今更多体现的是其文化价值。因此，不能仅仅按照《文物保护法》第21条讲的，文物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

　　高富平认为，私有产权的文物，物的所有权属于私人，但其蕴含的文化是社会公共财产，为了保护公共文化遗产，政府有正当的理由采取必要的行动。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题思路：把宅子现状拍照、公证，做好一套法律手续。然后再公布一个修缮方案，要求产权人出钱，如果产权人不愿意出钱，政府可以出，但以后产权人不能再主张所有产权。

　　而在杨德钧和朱少伟看来，书隐楼的独特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书隐楼的咫尺范围内还有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故居“九间楼”、明代武将乔一琦家族的“最乐堂”、清代“上海沙船大王”郁泰峰的“田耕堂”、民国实业家王一亭的“梓园”遗址。“一旦书隐楼得以修缮完成，这些名胜完全可以抱团展现这一区域的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