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与状元的关系

　　自隋朝创立科举考试，历经唐宋直到明清，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是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但是在科举历史上，有些人“金榜题名”做状元，并不是因为成绩特别优异，而只是因为皇帝或主考官特别看中了他们的名字；有的人落第，也不是因为成绩低劣，只是皇帝或主考官讨厌他们的名字。历史上的状元常常出现“名字比成绩更重要”的奇闻趣事。

　　唐睿宗景云三年（712年），是一个改过三个年号的奇特年份。可睿宗感到景云还是不太吉祥，没过多久就改为道家气味颇浓厚的太极。到了八月间，无能的睿宗感到难以君临天下，就把皇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自称太上皇。李隆基当了皇帝，又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先天，这个年号也颇有道家气味。李隆基被尊为玄宗，死后不久被尊为太上至道圣皇天帝，更具有道家气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道教所尊奉的始祖老子也姓李，他们就附会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因而道教在唐代十分受重视，年号和尊号有道家气味也就不奇怪了。这一年录取的状元常无名，就因为他的名字和道家颇有关系而沾了光。姓常又以“无名”为名，自有不寻常的来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不寻常的名字出自《老子》即道教重要经典的第一章，在信崇道教、尊崇老子的时代特别讨巧，因而被看中了，一下子就成了状元。但靠名字而成为状元，基础毕竟不牢靠，此后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最终还是个无名之辈。

　　明洪武十八年的状元本应是花纶，但等到拆号唱名的时候，朱元璋却说，我夜做一梦，状元姓丁，不姓花。主考大臣们随即翻阅试卷，找出个名次较后的丁显，本是个太学生。朱元璋说，姓丁名显，自然应“显”，状元就应当他做。本来毫无希望的丁显竟成了状元。这个幸运的丁显，与朱元璋并非沾亲带故，也不曾写过惊人诗文，朱元璋是否真有过那么一个梦也难以查考。从多种史料推测，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朱元璋晚年多猜善忌而又自以为圣明。他猜忌大臣，很多功臣武将因此不得善终。他怀疑阅卷大臣玩把戏，拉私人关系，所以特地挑出个丁显，以显示自己至明至圣，洞察一切。可笑的是，这个丁显后来也没有“显”出多少才干！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也多少继承了他的流风余韵。永乐十三年（1415年）乙未殿试，考官想取顾文秸为状元，因为“秸”字生僻少见，就改取洪英而代之。洪者，合了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英字则可作“英豪”、“精英”多种褒义解释。洪英做状元自是胜过前者百倍。永乐十六年的状元是李马，唱名的时候，随侍的太监听到不太雅观的“马”字，不觉失声而笑。皇帝也忍不住笑了，这次却说：“这是一匹好马。”但他也感到“马”字不雅，提笔在“马”旁加了个“冀”字，赐给李马一个新名李骥，希望李骥以后能一日千里地为他效命。永乐二十二年甲辰殿试时，原拟取孙曰恭为状元。明成祖看了大摇其头，说“曰恭”二字合起来是个“暴”字，于是降为探花，状元换成邢宽，说“宽”恰与“暴”相反。因为永乐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很多大臣不服，他就大开杀戒，排除异己的手段极其残暴，所以就特别忌讳那个“暴”字，孙曰恭就因此失去了状元。邢宽，不就是“刑政宽和”嘛，好！于是邢宽稀里糊涂地成了状元，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姓竟会因为音同而和刑罚连在一起。

　　有的名字本来很好，可生不逢时也可能失去状元。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殿试，状元本是祁顺，这个姓名连起来就是祈求顺从、孝顺，要说符合君主专制对臣民的要求，没有比它更贴切恰当的了。然而不幸的是，祁顺与英宗的名字祁镇相近，传胪唱名多所不便，于是状元就换成了王一夔。

　　古代科举考试中还有很多考生因为名字的谐音不好而与状元失之交臂。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预定的状元是吴情，殊料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无情”。无情的人自然不能做状元，只好换。阅卷大臣正在争论中，嘉靖帝却发话了，他说夜里做了个梦，西北方的天上响雷，这必然是状元出在西北的征兆。嘉靖帝是真做了这么个梦，还是想起来朱元璋这个老祖宗梦见姓丁的该做状元的故事，这不重要，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梦之真假，而在皇帝们选状元表面上非常认真，实际上却常常如同儿戏，喜怒无常。阅卷大臣把试卷翻到近第三百名时，找出个秦鸣雷，再一查籍贯，他是陕西人。陕西是古代秦地，秦地正在西北方。嘉靖帝说，他的梦就应在这个秦鸣雷身上，秦鸣雷因而成了状元。

　　清代因名字谐音而失去状元的也不少。顺治十二年，本拟定的状元是太仓人王揆，唱名的时候，顺治却因读音相同想起了《王魁负桂英》这个流传极广的剧本。剧中王魁忘恩负义，在桂英资助下中了状元后，感到曾与妓女桂英厮混，太丢人了，就设计把桂英杀死了。顺治听到高唤王揆，就开玩笑说：“是负心的王魁耶？”这下可不得了，王揆马上就被抑为第三甲。同治七年，江苏人王国钧殿试成绩优异，被初定为一甲。国钧这个名字，从字面上看是不错的，国钧者，国家重任也。白居易《赠樊著作》中就有“卒使不仁者，不得重国钧”之句。但慈禧太后看了很不高兴，念了王的姓名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大不吉利。王因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有的人名字吉利、吉祥，就交了好运。顺治十六年，昆山人徐元文，考试成绩虽在前列，却并非优等，只是顺治帝认为他这个名字好，仪表也好，特把他定为状元。传胪（即唱名及授官、谢恩）之后，顺治帝又亲自召见徐元文，赐给他的冠戴“优于旧典”。因为顺治帝特别钟爱，徐元文官运亨通，后来当了宰相。乾隆五十四年的殿试，乾隆帝审看主考大臣们呈上的前十名卷子，一件件地往下翻，看到胡长龄的名字，就开玩笑地说：“胡人乃长龄耶？”乾隆帝这时已经七十九岁，正盼望长龄，要借胡长龄名字的吉祥，亲定他为状元。

　　殿试考生因名字吉祥大得其福而中状元的要数清朝的最后两位状元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避难，后经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太后才又回到北京。“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在这内外交困，惊魂刚定的时刻，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此时此际，一些文武官员为了讨好这位“老佛爷”，不肯放过任何阿谀奉承的机会，即使违背制度也在所不惜。机会终于来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殿试取的是王寿彭。真是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原来慈禧太后的生日即所谓的“万寿节”，为十月初十日，而殿试在三月，主考官为了博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把本来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从后面的名次提拔成第一名，为的是让慈禧太后一见到签拟名次的单子，首先看到“王寿彭”这三个字，让她顿时感到自己的寿命也一定像彭祖那样高寿。这样一来，对主考官办事得体，当然是恩赏有加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届殿试，慈禧太后钦点状元刘春霖一事，则更具有闹剧色彩。当时八位阅卷大臣拟定的金榜排名单为：一甲一名朱汝珍，一甲二名刘春霖，一甲三名商衍鎏……头十名的名单递到慈禧手中，当她看到第一名朱汝珍的名字时，她就开始皱眉头。“朱”姓与广东籍贯，让她联想起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及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加上她害死过珍妃，对“珍”字也过敏。再看第二名刘春霖，首先籍贯就好，“直隶（河北）肃宁”，当时天下大乱，正该“肃宁”一下，名字也吉利，当时正值大旱，谁不盼望着下点“春霖”并“留”住“春霖”？另外，刘春霖这人书法不错，曾受人之托，为慈禧太后抄过《金刚经》之类的作品。于是慈禧便将刘春霖钦点为最后一科状元。

　　名字，在考试中竟会有这么多名堂。名字被看着顺眼会一步登天，名字被看着不顺眼又会跌人地下。为什么会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和迷信。是皇帝大权独揽，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任意胡为；迷信又会把名字的吉祥与否看得比才能更重要。可笑的是，他们明明既专制，又愚昧迷信，却又自认为英明无比。封建官场的黑暗，历代科举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落第，而才能平庸之人因名字之故阴错阳差成为状元，闹出许多奇闻趣事。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八月，在朝野的一片呼声中，光绪皇帝下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从此，金榜成为档案被锁进档案柜。围绕着金榜和状元而发生的种种奇闻轶事，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成为豆棚闲话中的谈资与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