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钱玄同的师生之谊

　　为评论《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一书的出版，我再次查阅了钱玄同、朱希祖、鲁迅3人师从先祖父太炎先生的相关资料，其中有钱玄同先生后人赠我的先祖父致玄同先生59封原函的复印件，共两大册，从这59封信中能够更深地看出章太炎与玄同的师生之谊。

　　一

　　玄同先生与太炎先生师生之谊可以说保持了一生，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些信函就是最好的佐证。这59封信是从1906年至1936年，整整40年的交往跃然在纸。玄同先生将这些信函小心地依秩装裱成册，并一一注明日期，并注明从何处寄往何地（仅有七函无注时地），足资对老师函件珍惜程度。可惜《章太炎书信集》将这些注都删除了，让人读来没有头绪。

　　这59封信中，有40封是论学的，有8函是论时政的，余11函是普通书件，虽然玄同先生致太炎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但师生亲密交往仍可从太炎复函中一览无遗。一般人都认为玄同先生是和鲁迅兄弟一行8人在1908年《民报》社从师太炎的，其实玄同先生要早得多，太炎在《民报》社讲《说文解字》前在帝国教育会和大成中学就始讲学，玄同先生已在大成中学听过一次《说文》，并形成了16册笔记，后又在《民报》社再听一遍，又修改补充了他的笔记（今仍藏于后人手中）。而玄同先生真正结识太炎则是在1906年10月初，从太炎回信就可以知道。太炎谓：“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1906年10月8日），这时离太炎因“苏报案”获释流亡日本仅仅只有3个月，他们就结识了。而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36年太炎先生逝世。

　　二

　　从这59封书信可知玄同先生如何求学如渴，好学不倦，而太炎先生是如何诲人不倦，爱护后进，形成一幅师生勤学的情景。玄同先生问学之勤可从太炎复信中见诸，“八月初四日书已复，近得重九日书”（1910年10月20日），“迭接三书，所问象形指事之辩”（1910年10月31日），“前得手书两件，今又在幼渔处得书三通”（1910年12月9日），“自幼渔处得书十二叶”（1911年1月24日），“前所问十余纸，由幼渔处寄来者”（1911年3月14日）……，可见玄同先生问学之勤，常常迭书问学，问学之细，常常一通书函达十余叶。而太炎先生几乎有问必答，详详细细，答而不厌，尤其玄同先生离开日本赴嘉兴、湖州等地教学期间，答之更详，如1910年4月18日复函六叶，1910年5月10日复函五叶，1910年10月31日复函七叶，1910年12月9日复函七叶，1911年1月24日复函十二叶，1911年9月27日复函九叶……至于复函在四叶以上者多达十余通，密密麻麻蝇头小楷写满整纸，显示对弟子的热心和负责，没有一点点权威的架子。

　　玄同先生在拜师太炎之前，就有了很好的国学根底，尤其对音韻文字学，这是治经的基础，拜师之后又两次系统听授《说文》，记下了16册详尽笔记，以后他在多个学校教书，主讲文字学，写过许多这方面讲义和专著，但他还是不断钻研，精益求精，不懂就问，有着一个学者的真正本色。

　　三

　　太炎先生拥有许多学生与弟子，晚年编《同门录》，仅及门弟子多达百人，而最大弟子有5人，时人用太平天王制戏分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他们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系统，自成学派。而与太炎先生关系最密切者，当推玄同先生与朱希祖和吴承仕，而吴承仕先生拜门则比玄同先生晚了6年，黄季刚先生则性格怪异，难以相处，鲁迅先生兄弟这些弟子则更多是思想上与师保持亲密，而玄同先生则是当之无愧的大弟子，帮老师做了许多事，成了先生的左右臂，很得先生倚重。在日本期间，玄同对太炎的崇拜到“绝对”的程度，由太炎介绍入同盟会，有时还下榻于太炎寓所。太炎的重要著作《小学答问》就是由玄同手书付印。在59封信中，有3封信是太炎用篆体书写的（1909年1月12日，2月23日，5月3日），太炎要玄同用正篆录写《小学答问》，自己便以篆体作范。但《说文》收录的“正篆”有限，故建议杂用“今隶”，这就使玄同先生以后的书体形成了特殊风格，楷中带隶。辛亥革命后，太炎先生因反袁称帝被囚北京，玄同先生也经常去探望，太炎先生有时还会主动去信约玄同一见，如1914年8月19日函称：“知弟近甚郁郁，仆亦不甚舒畅，何不相过一谈”。抗战烽火起，太炎赴京促张学良抗日，并在北京讲学，玄同先生亲任翻译。太炎晚年聚众讲学，并出版《制言》杂志，玄同积极参与，并与吴承仕先生为太炎编印了《章氏丛书续编》，成了晚年太炎最高兴的事。《丛书续编》中的《新出三体石经考》也是由玄同先生用篆隶录写，为此太炎专门作跋，称“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对玄同称赞有加。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太炎去世，玄同先生作了一副长联作挽，恐是挽联中最长一副。1936年9月4日，他与北京同门在孔德学校礼堂为太炎先生开了追悼会。师生之谊持续了四十余年，是值得称道的。

　　四

　　太炎先生致玄同先生59封信中有一个空缺期，即1919年至1929年这10年左右的空缺，这期间玄同先生正致力新文化运动，他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批判“桐城谬论”和“选学妖孽”，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拥抱“科学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先锋，成为“思想解放”的代表。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其影响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太炎先生当年带头的“反满革命”，他的激烈甚比“七次追捕、三入牢狱”的太炎先生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太炎先生为了抵孔，站在古文经学立场驳斥康梁保皇的今文经学，否定今文的“微言大义”。而玄同为了“反满”，提倡“复古”，但他要复一切古，比他老师更激烈。玄同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要把“经书”都扔到粪坑中去，提倡“疑古”，甚至要怀疑一切的古，还要消灭“汉字”，改用罗马字母……，这一切令人瞠目。

　　这种有话不说八分，而好说到十二分现象，在章门弟子中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至少还有一位余云岫先生也是一样。余云岫也是太炎流亡在日本的弟子，他虽是个医生，但他随太炎精研经典，对古籍中中药文献极为精通，他撰写的《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与《古代疾病名侯疏义》，对十三经中属医的文字考证得一清二楚，他用中西结合方法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消炎制痛膏，远比当时德国制痛膏效果好，这一切都是中医不能比肩的。但他这么精通中医，却提出了“废除中医案”，也让世人瞠目结舌。玄同与云岫都精研古籍与中医，都为了“新文化运动”与“医学革命”，都激烈地冲到他们提倡的事物对面去了，成了两个“怪人”。

　　其实他们这种“激烈”，多少还是受到他们的老师太炎先生的影响，太炎敢于拼命和穷究学问的精神，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并世无第二人”，这种精神多少影响了他的弟子。玄同先生倡新文化运动，蔑视一切旧规，极像太炎当年反满革命气概，太炎传授给他的“六经皆史”观念，让他敢于怀疑一切的古。太炎与玄同为政为学往往是义无反顾的，激烈异常的，但他们待人却是很和蔼，一点没有架子的。太炎几位成就最大的弟子与太炎性格几乎都很相似，连他们的寿命也几乎相同，黄季刚只活到五十，玄同活到五十二，鲁迅五十五，吴承仕五十六，恐怕都是太劳碌之故。

　　五

　　太炎致玄同59封信中论学的占绝大多数，议政论证者不多，直到辛亥革命后的书信中才有一些这方面文字，这些文字对研究太炎政治思想颇为重要。

　　辛亥后的政局一片混乱，各种人物与政治势力都粉墨登场，太炎先生在信中深感“海上士大夫犹是偷安”（1911年12月2日），而“浙中土酋讼棍，盘踞省城”（1912年3月23日），“游民喧哗于政府，土司盘踞于地方”（1912年9月7日），他们纷纷利用太炎结党结社。太炎去东三省筹边，一心想搞实业，“出塞月余，官吏腐败甚于鲍肆”（1913年2月5日），而反观家乡，“浙中当事骄横逼人，蛰仙尚不能堪，况乎我辈”，“浙之败类多出省城，近皆麕聚京城”（1913年7月14日）。令他愤而辞去诸多“会长”头衔，“觉吴山越水无足以系感情者”。“北人原不皆狡狯，但势利居心”（1914年7月28日），“国事板荡，无术拯乱”，而革命党内讧哄不断，政客、旧官僚、军阀、士绅……纷纷出来乱政，现实让他深深认识到，“至此又觉革命党中孙、黄诸子尚是可人也”（1913年2月5日），于是太炎先生与孙中山、黄兴再次携手进行了“二次革命”。

　　六

　　太炎先生给玄同先生信中多次讨论“讲学”事宜，辛亥革命后很多人劝太炎少议政事多讲学问，太炎认为政局未定非宜讲学，多次拒绝。晚年则兴学开讲，但他对当时学校教育颇多意见。他说：“时见大学诸师，辄讲经学史学概论，弟子既未读经史，闻讲概论，亦如老妪听讲《法华经》耳。史既无暇卒读，经书稍简，讽诵非难”（1936年5月22日）。他认为读书读书，要读原著，如靠听听“概论”，如听“说书”，靠别人咀后喂人，这样的学问是做不好的。故他“目前每星期讲演一次，课诵经文一次（皆曾诵经文者）”，都要听讲者先读了原著后再来听讲。太炎此见与今日教育状况颇似。

　　七

　　太炎先生给玄同先生信中有多函是讨论医学和购买医书的，1911年9月27日函论医尤为详尽，洋洋大论可以看出他的医学思想业已形成。太炎先生出身三代世医之家，自幼爱习医，今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他青少年时抄录各种古代选方一千多帖的手本，1910年他在《学林》杂志又发表了《医术平议》，是他第一篇系统医学评论，故与玄同论医如数家珍也。这封信我已收入在我编的《章太炎全集第八集——医论集》中了。但59封书信中还有许多精华东西，远未被重视，特写此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