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轶事：摄政王亲自下令追杀作者李伯元

　　1998年，香港《亚洲周刊》组织海内外著名华人专家、学者、文学评论家，历时8个月之久，评选本世纪100部优秀文学作品，晚清作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被排列前10名。无独有偶，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亦组织众多专家、学者、评论家，亦评选20世纪100部优秀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又进一步升级，被列为排行榜的第一名。

　　《官场现形记》连连入选甚至夺冠，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它既不是紧张、曲折、复杂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也不似《啼笑因缘》之类的“言情”书，而是一部60回近80万字的“谴责小说”，就今天的读者看来，还属于半“白话文”，可读性并不强，竟然被文学、评论、学术界如此青睐、评价之高，却是很值得研究的。

　　头名秀才，名落孙山

　　李宝嘉，字伯元，以字行，笔名“南亭亭长”和“游戏主人”等，186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一个书香门弟之家。由于幼年丧父，无法读书，只好投靠在山东城阳做官的堂伯父李翼青处栖身。哪知这位“李大人”又不好好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却死抱着“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固执，和“小百姓”一起抗捐抵税，得罪了上峰受责。他一气之下，扔掉“乌纱帽”，愤然辞职，回到原籍老家常州。但他并没有去“卖红薯”，成天除了写诗著文外，就是辅导、指点侄子李伯元读书。

　　李伯元自小聪慧过人，在伯父李翼青的苦心培植下，到26岁那年，他参加考试，中了第一名秀才。翌年赴江阴乡试，按成绩，应名列金榜，可是典试官借口李翼青有“叛逆皇法之前科”而株连子侄，结果李伯元名落孙山了。

　　“宝嘉，是伯父害了你，你不怪我吗？”李翼青歉疚地对侄子说。

　　“伯伯，你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不是你培养我，我怎么能考起第一名秀才？”李伯元激动地说，“我很崇敬伯伯的为人，今后我再不考那个‘举人’了！我要学做伯伯这样的为人。”

　　李翼青听了侄子的话，很受感动，说：“宝嘉，有志气，你不怨我就好，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到上海去找个事做吧。”

　　“好，我听伯伯的。”李伯元很听伯父的话。

　　这时，正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以及1895年清廷镇压广州起义，残害革命党人陆皓东等血案，促使李伯元深深沉思：“民族多难，社稷濒危，朝廷昏庸，官场腐败，作为热血学子，忧心如焚，自应择虑何去何从？”

　　1896年，李伯元在伯父李翼青的支持下，只身闯到上海滩，在法租界的一家商行找了一个“庶务”的差使。

　　通过与社会广泛接触，加之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李伯元意识到，“欲唤起民众，促使全国上下觉悟到中国将被瓜分之祸”，报刊是一种“发聩振聋、行之有效”的宣传利器。于是，1896年初夏，李伯元第一次进了《指南报》社当了一名编辑。由于这仅仅是为了“糊口”，不得不受制于人的差使，并不能表达自己的主见和思想自由，因此他并不满足，于是翌年6月，他干脆自己独立创办起一份《游戏报》来了。

　　按习规，报名在一定程度上是表达办报宗旨的，加之他的笔名又是“南亭亭长”和“游戏主人”，于是有的人就揶揄他是“非正人君子，想以办报游戏玩弄读者”，这是人们的戏言，其实李伯元也确是在玩“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术。他在创刊词中的严正声明：“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一语道出他当时之感慨：国家一日比一日穷，百姓一天比一天苦，官场一日比一日黑，列强一日比一日凶。于是有朋友分析说：“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如若说朝政应当如何，国事应当怎样，有人一定会嘲笑你迂腐而不合时宜。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

　　李伯元所办的《游戏报》，确实别出心裁，独具一格。他不仅事必躬亲，自己既当主编，又任主笔，还时时告诫助手们“新闻必事事核实，言谈必一针见血，不混淆黑白，语涉诙谐，意存惩劝”。他每天都是超负荷地工作，经常独自忙到深夜，所写文章尚未脱稿，排字工人已环立左右，只好边写边与人谈话，手挥口应，并行不悖。于是，《申报》和《新闻报》经常刊载对他的采访记，称他：“《游戏报》的主办，却认真得没有丝亳游戏的浪漫。”

　　《游戏报》问世后，颇受读者的欢迎，很快由几千份上升到几万份，一度出现洛阳纸贵，供不应求、报贩加价出售的现象。为了对官场进一步的暴露和讽刺，他独辟蹊径，另外办了一份《世界繁华报》。

　　这时，他正在创作《庚子国变弹词》和《官场现形记》两部长篇小说。而这两部长篇，正是分别在《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上连载。为了使报纸每期连载不脱档，他十分繁忙，经常通宵达旦。

　　《庚子国变弹词》是写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史称“庚子之役”），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海内沸腾，国人激于义愤。而议和照样糊成，以至当朝昏官骄侈淫佚，敷衍塞责成风，演变成种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罪恶。”开篇就令人怵目惊心，推出清王朝杀戮无辜群众的场面：“这一杀，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刽子手们似觉忘了人生还有父母兄弟姐妹，连自己却祖宗不识、六亲不认，鸡犬不如。”接着就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用氯气炮攻天津的惨无人道罪行和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城“一鼓破城恣抢掠，宝物尽入洋贼手”等残酷手段和种种罪行。

　　由于李伯元创作的题材、内容和情节，都是他本人亲目所睹和受难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因此，通篇真实可信，激愤感人。

　　历史的镜子，犀利的文笔

　　1906年2月，李伯元写于1901-1905年的《官场现形记》一书30册在上海出版。全书共60回，1903-1905年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同时由该报馆分5编出版，每编线装6册12回，共30册。

　　《官场现形记》，既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也是一幅多色调的社会画卷，确实是腐败官场的一幅“百丑图”。它虽然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完整故事，但每一回都有一个独立或相关的故事，而且写得真实深刻。李伯元因乡试“名落孙山”，没有进过官场，他何以对其内容、情节了解得如此真实具体呢？原来他的素材除部分亲眼所见的表象外，绝大部分都是他伯父李翼青提供的。李翼青的同僚幕友中，上至尚书、御史、钦差大臣，下至州官、知府、县令乃至盐司，几乎无阶不有。官场腐败，从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到逢迎拍马、贪赃枉法、尔虞我诈、欺上压下，及至吸毒嫖娼、敲诈勒索、迫害人命等等，都有无数事例。李伯元透过现象深析其本质，认识到：“封建制度造成官场魑魅魍魉靡所不有，实为历史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颇少有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他用犀利的笔尖挑破了位高、权大、名贵、威重的帏幕，将晚清官场的黑暗，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贪官恶吏的魂体：“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

　　李伯元在作品中，选取的素材、情节和文笔，既广泛、典型、深刻，又风趣、生动、辛辣。如第五回：“藩司卖缺兄弟失和，县令贪赃主仆同恶”，是写三荷包和胞兄何藩台（省级长官）为买官、卖官、赚钱之事，兄弟俩大打出手，从而殃及何藩司姨太太之事：

　　那三荷包却不提防他哥此刻松手，仍旧使着全力往前顶;等到他哥坐下，他却扑了一个空，齐头拿头顶在他嫂子肚皮上。他嫂子是女人，又有三个月身孕，本是没有气力的，被他叔子一头撞来，刚正撞在肚皮上。只听得太太啊唷一声，跟手咕咚，就跌在地下。三荷包也爬下了，刚刚碰在太太身上。何藩台看了，又气又急：气的是兄弟不讲理;急的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自己已经一把胡子的人了，这个填房太太是去年娶的，如今才有了喜，倘或因此小产，那可不是玩的……

　　寥寥数笔，把兄、弟、嫂3人一场精彩打斗的狼狈相，真是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再如第22回：“叩辕门荡妇寻情郎，奉板舆慈亲勖孝子。”这说的是一位“居官清正”的傅抚院，从京城到浙江任封疆大吏，半年后，突然有一个年青女子带一个11岁的男孩来访，声称一定要见傅抚院。傅抚院一听情况，心里早已明白，这就是他10年前在京城做官时嫖娼和妓女生的小孩，而且是他自己许诺认定的。这十几年，从儿子出生长到11岁，情妇和儿子，都还未见过情夫和父亲。傅抚院自然是不承认，而且姨太太已有所闻，正在怄气，傅抚院只好交代总管汤生安排些银两，将妓女和自己亲生的儿子赶走。可是，他一个省级长官，为打发他昔日的情妇和儿子的钱都不愿意出，要总管去找钱塘县替他出。汤升一时不解道：

　　“有了钱，他自然会去，何必又要发县，多一周折呢？”傅抚院发急道：“你这个人好糊涂！钱虽是一样给他，你为什么定要老爷自己掏腰，你才高兴？”汤升至此，方才明白老爷的意思，这笔钱是要首县替他出，他自己不肯掏腰的缘故。只能一声不响，退下了。

　　这位傅抚院，一位省级主官，对情妇和亲生的儿子已欠了10多年的抚育、感情债，连面都不见，只给几个钱，还不愿自己“掏腰包”，而叫下面县里出，找单位报销，真真令人不齿。

　　当时，《官场现形记》在社会上的影响，也震惊了衙门和朝廷。摄政王载沣就曾下令两广总督端方派人剌杀作者，取缔连载作品的报社。李伯元也不断收到恐吓信，乃至子弹和砒霜等警告物。由于当时《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长”，因而官府在“檄文”中就扬言：凡抓到“南匪”就格杀勿论！

　　李伯元遇险不惊，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报社化整为零。他本人迂回于英、法租界中“游击”办公，通过密友的关系，进行地下印刷。李伯元始终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受挫不折，报纸一日未停。为显示大丈夫“站不改名，坐不改姓”的意气，将笔名干脆改为正名，并且以诗言志：“往日醒尘梦，尔今更抖擞;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鸣。”如此，李伯元和他的《官场现形记》终于躲过了劫难。就这一点说，英、法租界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社会名流多赞誉，墨迹青史留人间

　　尽管《官场现形记》及其作者，使腐朽的朝廷官府惊恐，采取通缉、剌杀等毒辣的手段，但与此相反的是，广大人民和整个社会，大加赞誉、热情支持。在小说连载的时期，几乎震动了整个上海滩，编辑部每天收到读者热情洋溢的信，有时多达上百封。有赞誉作者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有的比拟成“救世的手术师”;有的还夸赞是“锐眼的上帝”。这些，仅是普通读者的反映，那么专家、学者、名家们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当时晚清的“谴责小说”，除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了。但鲁迅先生说：“相比这两部小说，尽管各有所长，多有风骨，但从广度和深度看来，还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塞爱国情的反骨。”

　　是的，《儒林外史》只是偏重于“儒林派”的官吏，并不涵盖整个官场，就这个意义说，《官场现形记》的“广度”、“深度”自然就更深刻、厚重得多了。

　　章太炎评价李伯元是“固执大义，以文救国”的人。柳亚子先生则盛赞他是“强项不低首，力作扫妖氛”。就连当时远在日本留学的秋瑾女士都寄来热情洋溢的勉诗：“剌破画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轩辕孙。”此外，李大钊还对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也作了高度评价：“《庚子国变弹词》不但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信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受难史、帝国主义的侵略史。”

　　李伯元在文友、读者的热情支持和激励下，使他“热血填膺笔难辍”。两部小说刚刚连载完，又推出了新作《文明小史》和《活地狱》两部作品，依然笔锋不移。除此之外，李伯元还创作了大量措词诙谐的诗歌和辛辣的杂文，如《爱国歌》、《送郎君》、《碰和解》等等，都一时广为流传。

　　李伯元才华横溢，硕果颇丰，但因他沥尽心血，辛劳过度，不幸于1906年3月猝然病逝，年仅39岁。

　　章太炎总结他的一生，亲题其墓志铭曰：“一代爱国才子，千秋流芳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