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无处安葬的中国情缘

司徒雷登与燕大师生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的文星苑，没能陪伴在父母和弟弟身旁。墓碑上影印着他的半身照片，下面只写着一句中英文对照的身份介绍：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耶稣堂弄的美好童年

　　司徒一家与杭州结缘始于1869年。当时杭州是中国江南一带基督教布道中心。他的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是一名美国传教士，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后只身来杭。为了真正融入下层人民生活，学好中国语言，约翰·林顿在一间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个房间居住。因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三年后，身体衰弱的约翰·林顿回美国短暂休养，其间他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姑娘玛丽·霍腾，两人结婚后共赴中国。

　　约翰·林顿过上了规律富足的家庭生活，在西湖边贫民区的一个小弄堂里，他们建起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876年，长子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在这里出生。孩子长大后，根据斯图尔特的谐音，给自己取了颇具中国传统色彩的姓氏“司徒”。于是，他被叫做“司徒雷登”。

　　在司徒雷登成长的小弄堂里，他的父亲参与建立了教堂和学校，母亲建了女子学校。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此安家落户，这里渐渐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堂弄”。

　　司徒雷登的三个弟弟也出生在耶稣堂弄。母亲是他们的家庭教师，安排他们和中国小孩交朋友一起玩耍。那是司徒雷登一生怀念的美好童年：“春节的宴会和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游船上的花灯水榭，种种记忆，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娓娓回放，不可磨灭。”

　　司徒雷登11岁时，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把他和弟弟们送回美国上学。初到美国，他们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美歌，有时穿中国服装，对美国的语言和文化显得“无知”，他们成了从东方回来的小怪物，走到哪里都被围观。

　　在私立学校呆了好几年后，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1899年秋，司徒雷登进入协和神学院深造。毕业后，出于对宗教事业的热忱和对中国的怀恋，他决定和父母一起传教。

　　讲杭州土话，通孔孟之道

　　1904年，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的风波刚刚平息不久，30岁的司徒雷登带上新婚妻子艾琳返回“故乡”杭州。司徒雷登对传教有着自己的理解。“想要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绝不能煽动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祖先崇拜，否则定会适得其反，后果不堪设想。”随着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他找到了打通基督教精神与中国传统伦理的钥匙：孔子的“仁”，与基督的“爱”。他很喜欢《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更钦佩孟子的思想，认为孟子代表先进社会学说，“闪耀着民主的精神”。他认为基督教要在中国产生影响，必须本土化：一方面传教士要研习中华文化，了解中国国情;一方面要支持培养中国自己的宗教领袖，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中，司徒雷登搞了一条“船房”，开着它漂遍广大乡村，操着一口地道的杭州土话。此后在中国的漫长岁月里，凭着过人的语言天赋，司徒雷登学会了普通话、上海话、南京话，但一开口总带着杭州味儿。他以此为傲，因为杭州话“听起来很具音乐韵律感，且比其他方言表达更丰富”。

　　第一把荣誉公民金钥匙

　　1946年，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受到杭州市邀请回乡度假。接风宴会之后，他第一站去了九里山墓地，这里长眠着他的父亲、母亲、两个英年早逝的弟弟，还有十几名来华传教士。司徒父亲的墓碑上用英文写着：“享年七十三岁，在华传道凡四十年;公正的道路，像一条灿烂的光线，投射到世界美丽的一天。”

　　市长周象贤为司徒雷登举办了一个庆祝他在杭州出生的仪式，并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赠给他一把象征身份的金钥匙。这把钥匙由纯金打造，长7.9厘米，厚1.5厘米。正面刻着三潭印月;背面写着“杭州市荣誉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市长周象贤赠”。司徒雷登是杭州第一位荣誉公民，也是获此身份的唯一外国人。此后两年，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张群也获此称号，他们或曾在杭州抗击日军，或曾主政杭州为市政建设做出特别贡献。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八十六岁。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因中风后遗症行动艰难。1955年，预感自己来日无多，司徒雷登写下遗嘱：“约翰·司徒雷登，又名杰·司徒雷登，在头脑健全并有决定能力、有记忆力及理解能力的情况下，兹订立、签署、钤印、发表和宣布以下内容为我的最后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即傅泾波）及其妻子作出。”

　　2005年复建的司徒雷登故居对外免费开放。2006年11月，傅泾波的幼子、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傅履仁，来到故居捐赠了司徒雷登的遗物，其中包括荣誉公民金钥匙。一扇紧闭近半个世纪的大门终于开启，露出一线曙光。

　　他的遗嘱希望与夫人合葬燕园，但燕大墓地在“文革”初期被推平，夫人墓碑已无处可寻。司徒夫人1925年逝世于北京，是燕大墓地的第一位居民。晚年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这样描述夫人逝世后的心情：“我们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生命中曾拥有过她，我这一辈子也知足了。我绝不愿意再娶，而且独身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