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两个京派美术社团

      民国时期的北方活跃着两个美术社团，它们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前者由金城、陈师曾等创立于1920年5月，后者由金城之子金开藩及金门弟子创立于 1926年12月。在近30年的时间里，它们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招生授徒、举办展览，在当时的美术界有相当影响，现在人们多称其为“京派”。金城与这两个社团都有密切关系。 

      一、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缘起和背景 

      作为民国期间北京和北方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艺术社团，中国画学研究会集中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收藏家，并广招学员，在北方乃至全国造成了相当影响。 

      1.文化守成主义是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的思潮背景 

      民初以降，杜亚泉等的《东方杂志》派、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学衡》诸公及辜鸿铭、梁漱溟、林纾、易培基、傅增湘等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对传统文化的阐扬，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化守成潮流。这一思潮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共鸣。在《画学讲义》中，金城写道：“民国初年，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不数年间，所谓油画水彩画已届无人过问之地步。而视为腐化之中国画反而因时代所趋而光明而进步。由是观之，国画之有特殊之精神也明矣。”可以说，中国画学研究会正是在“一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守成思潮背景下出现的。 

      2.20世纪初美术社团的兴起，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立提供了借鉴 

      在接受西潮冲击最强、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出现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文明雅集、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青漪馆书画会、虞山书画社、春睡画院等金石书画组织。这些金石书画社团多以回应西方思潮的“弘扬国粹”为旗帜，坚持传统绘画的纯洁性。同时，这些画会适应画家生存之需，在艺术交流、出版和销售方面发挥作用。相对于南方画坛此期的这种活跃气氛，北京显得相对沉寂。 

      直到民元前后，大批文人学士及艺术家为谋求在新朝的发展来到北京，这个“四王”传派和没落宫廷绘画的重镇才重新活跃起来。宣南画社联络了汤定之、余绍宋、陈师曾、梁启超、姚茫父、溥雪斋、溥心畬、陈半丁、王梦白、沈尹默等著名书画家，经常以雅集形式吟诗挥毫、切磋艺事。金城 1907年来京后，以金石书画广交画家、收藏家和留意于书画的达官贵胄。在他倡议下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在故宫文华殿展出了清宫珍藏的书画，使画家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临摹研究古代大师真迹的要求与热情也空前增强，素以精于临摹著称的金城得到了诸多知音的支持。他在此时出面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正是水到渠成之举(金城来京之前，已经参与了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的发起)。 

      3.民初西画势力的勃兴，客观上促动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立 

      从1912年的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5年的东方画会到1918年的北大画法研究会、1919年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成立西画系，西画势力由南到北方兴未艾，拟借西画改良国画。当时在北京的中国画坛耆宿如贺履之、汤定之、陈师曾等也被聘到北大画法研究会和北京美专任教，形成了不得不与西画争雄之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阵势与现象。于是，国画界纷纷要求联合起来，改变“散漫无团体”的局面，以抗衡西画力量。而像金城、陈师曾这样在文化艺术界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又有强烈责任感的人就自然成为领导者。 

      4.志同道合者的存在，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立提供了人才基础 

      到1917年为止，未来中国画学研究会的诸位同仁已陆续定居北京。1907年，姚华(茫父)由日本留学回国，任职邮传部;同年金城改官京师; 1911年王梦白来京;1913年陈师曾由长沙来京。民初即活动于北京并在政府任职的还有周肇祥(时在东北任职，然常往来于京津之间)、陈伏庐(任国务院秘书长)、叶恭绰(交通部长)、凌文渊(财政部次长)、余绍宋(任职于法政部)、陶瑢(任海关长等)。此外还有在北京的画家、收藏家萧俊贤、萧谦中、齐白石、陈半丁、徐宗浩以及应袁世凯之请到北京作画的俞明等。他们在艺术主张、绘画风格、个人志趣和做人方式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很大差异，但坚持传统画学这一点是共同的。在酬唱往还的艺术交往中，他们不断加深了解。如1914年，周肇祥为母亲陈太夫人记懿德求画界友人作《篝灯纺读图》，应求而作的就有姜筠、林纾、汪洛年、吴待秋、金家庆、陈师曾和金城等。1917年叶恭绰、金城出面组织赈灾义展，包括叶、金及陈仲恕、陈师曾等京津艺术界名流都拿出自己的珍藏，在中山公园组织藏品展览，成为文化界一时的盛话。这都说明未来画学研究会的几位领导人和骨干早已有联系，为后来的成立准备了志同道合的人才。 

      5.中国画学研究会的资金来源 

      1918年5月，徐世昌继任第五届民国大总统。虽然徐在政治上推进宪制和削弱军阀势力的努力终究以失败和他的倒台告终，但在文化上所推行的“文治”政策却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资金来源，有几种不同说法。《金拱北先生事略》中提到徐世昌出资赞助中国画学研究会，但并未言明是徐世昌私人出资，还是徐氏调用了公款;徐燕孙在其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提及“在1920年，徐世昌私人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既然是“私人创办”，资金当由徐世昌个人提供;史树青在回答笔者请教采访时，所说与《事略》说一致;画家孙菊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经费来源是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在银行所得的利息;崔普权的文章《金北楼与湖社画会》谈及此事亦说“徐世昌……批准将日本退还的部分款项用于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经费来源与徐世昌有关。这从当时的两则报道可以得知：1940年7月《立言画刊》95期20页，《艺坛情报》栏目刊记者谛听采写的报道中，有“北京最大的绘画团体无疑的，要推崇中国画学研究会。这个团体，创自民国九年……董事长是文治派的大总统徐世昌(故)先生”;96期21页的《立言画刊》刊徐世昌之侄徐一达的文章《参加中国画学会略述》中有：“先伯父鞠人公，深韪其意，力为赞助……刻值本会扩充办法，延揽理事，一达后生何以当此。只以先伯父所遗社会事业，仅本会与四存学校，不敢不继续先人之志，而追随诸贤之后，以致其力焉。” 

      二、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组织和主要成员 

      中国画学研究会设会长、评议和研究员。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实际创办人和首选会长，应是金城无疑[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究竟是谁，一直是个云山雾罩的问题。 1920年5月30日《晨报》有这样一条消息：“中国画学研究会于前日(29日)下午三时在石达子庙开成立会。到会者三十余人，皆有名画家。由野振北君主席，并选定金君为会长。闻该会定于三六九等日开会。会场悬挂名人字画。供大众研究并资参考云。”此则报道说金城为会长，应是可靠的。此前的3月及此后的12月，《晨报》都有关于周肇祥在东北督办葫芦岛开埠事宜的报道。可见周肇祥当时的主要精力不在组织画会上。如果开始就有正副会长之说，报道当不应有所遗漏，上述关于5月29日成立大会的报道中确实未提到一字]。但由于画会经费问题，金城退居副职，将会长之位让给与徐世昌关系密切的周肇祥，并请徐挂名为名誉会长。1926年金城去世之后，周肇祥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陈半丁、徐宗浩任副会长。 

      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浙江绍兴人。先后卒业于京师大学堂、法政学堂。曾任四川补用道、奉天警务局总办、奉天劝业道、奉天葫芦岛商埠督办、署理盐运使、警务局督办兼屯垦局长、湖南省省长、临时参政院参政、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北京团城国学馆副馆长等职。精博物学，长于古文物鉴赏，喜游历访古，亦擅书画。 

      周肇祥与金城是浙江同乡，年龄只相差两岁，又有对金石书画的共同爱好。金城1914年曾为周母作《篝灯纺读图》;20世纪20年代还拜访过周氏的寿安山别业;周肇祥《东游日记》说他1926年到日本参加第四次中日绘画联展，是“巩伯独任其劳，余心不忍。甲子之会日本画家来者甚盛，此行不宜太寥落”—类似表现互相支持、配合的叙述文中还有多处。金城在世时，二人尚能团结一致，共同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金城逝世后三个月，其子金潜庵联合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等金门弟子即另组湖社，与中国画学研究会分道扬镳了。金潜庵这样做是因他涵养不深，急于争夺画会领导权呢，还是因为金城在世时，金、周二人就已有了尖锐矛盾，尚不清楚。不过，《东游日记》也透露出金城在世时，金、周不和的许多蛛丝马迹，如去日本途中，周肇祥与金潜庵同行，某日“下午一钟。至食堂用膳。有生鱼烩鱼脯鱼汤。啖饭三碗……潜庵以日金八元。食西餐。殊不佳。不若随遇而安耳”，在日记中述此小节，或表明其不满非出偶然;又记在日本时，一次“归途遇巩伯。已出拜客。时过不我待。非其咎也”，实际对金未等他同去拜客有所不满，却说“非其咎”……又有一次，日本达官贵人和商界招待金、周等中国艺术家，求字求画者应接不暇，周作诗作画，酬答欢如，金城和日本画家小室翠云则先行“躲去”;周肇祥先期回国，“……诸君来送。巩伯则与其婿先出游市未至”。虽不明言责备，但不满之意已溢于纸面。而金城对于会长周肇祥竟不送而别，也是很奇怪的事。 

      中国画学研究会除设会长外，另有评议若干，评议在画会中学术地位最高，要求较高的资历。评议定期聚会时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学研究会的研究员习画。最初的评议包括：陈师曾。陈汉第(1874—1949)，字仲恕，杭州人，清季翰林，民国后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擅写花卉及枯木竹石，讲究法度，藏印丰富，有《伏庐印存》行世。贺良朴(1860—1938)，字履之，号南荃居士，湖北蒲圻人，64岁筑室“篑庐”于北京西单麻豆腐作坊，取意“功成一篑譬为山，闲憩吾庐世虑删”，因又号篑公。清季举人。曾任职邮传部。1918年应聘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著有《篑庐诗抄》十卷、《五洲三十年战史》，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萧愻(1883—1944)，字谦中，号龙樵，安徽怀宁人。曾先后师从同乡姜筠、陈昔凡，初学王石谷，近中年改学石涛、梅清、龚贤等，画风转向饱满厚重，形成自己面貌。曾任北京艺专教授、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与萧俊贤有“二萧”之称。徐宗浩(1880—1957)，字养吾，号石雪，江苏武进人，久居北京，画家兼收藏家，擅山水、花鸟，尤以兰竹享盛名。书法学赵子昂，中国画学研究会初创时即任评议。著有《石雪诗草》《竹谱》等。颜世清(1873—1929)字韵伯，广东连平人，“家世贵盛。任封圻者数代”，曾任直隶道员，民国时期北京著名收藏家，作山水、花卉以古拙胜。杨葆益，字冠如，别号冠道人，天津人。工写生，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艺林旬刊》第五期三版刊其1926年所作《风和闻马嘶图》。金陶陶(1884—1939)，名章，陶陶其号也。金城三妹，1900年留学英国，学习西画， 1905年回国，1909年随金城来京。侍王继曾。著有《濠梁知乐集》。王世襄之母。陶(1872—1927，一说1870—1923)，原名璐，字宝如，号剑泉，江苏常州人，清末诸生。民国时任财政部秘书。工书画篆刻，画松尤佳。所见资料中未提及姚华(茫父)、王梦白、萧俊贤、凌直支、汤定之是画会评议。到20世纪40年代末，评议又增加了胡佩衡、溥儒、张大千、黄宾虹、马晋、吴镜汀、李上达、管平、李瑞龄、于非闇、汪慎生、秦仲文、孙诵昭、赵梦朱、徐燕孙、张启宗、王雪涛、刘凌沧、周元亮、吴光宇、周怀民、徐慧等。 

      陈师曾(1876—1923)，名衡恪，在近代美术史上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是前清朝廷命官，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罢黜。父亲陈三立是清末民初诗坛同光体著名诗人。衡恪自幼聪颖过人，6岁开始作画，10岁能书擘窠大字。 1902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在南通、长沙、南昌等地教书，曾向吴昌硕请教绘画。 1913年到北京，任职于北京教育部及诸多学校，业余从事书画创作。1914年，识金城(1914年陈师曾题金城《拓印图卷》：“数年前即耳巩伯先生之大名，今乃识面于京”)。1915年成立的宣南画社，他是发起人之一。在当时北京画坛，陈师曾有很高的名望。1920年，他作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广泛联络北京画家，对扩大画学研究会的社会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1922年5月，衡恪与金城、吴镜汀携北京、上海画家的400余幅作品，其中包括齐白石的作品若干幅，赴日本参加第二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由于陈师曾的大力宣传，齐白石的画在日本被一抢而空，引起轰动。这一消息反馈回国，使齐白石在京声誉日隆(1922年以后，齐白石在北京渐渐享有声誉。他虽未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但与画学研究会的几位领导人都有诗画唱酬。可以看出当时以金城、陈师曾等为首的北京画坛多元共存风气的一面)。画家王梦白也曾得益于陈师曾的提携。陈师曾在激进主义思潮涌动的五四时代，起而为文人画张目，为其存在寻找意义与价值，在维护传统画学这一根本点上与金城是同道，但在对传统的具体认识、选择和个人创作上，他不像金城那样强调工笔画的地位，而更强调奔放的文人写意。同时，他还更加重视创新求异，摆脱传统束缚，与金城的重视摹古、强调对传统的全面学习不同。两人尽管有这些具体的不同，但仍是相互支持与砥砺的战友。 

      三、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 

      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开展活动。除日常的逢三、六、九日开会观摩，辅导研究员学习之外，主要是组织画家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0年成立时活动地点是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次年第一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即在此举行。1922年迁往当时的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水榭;后借用北平虎坊桥114号越中先贤祠为会址。1926年后每年在这里举办一次成绩展览，约举办成绩展览25次;会员最多时达千余人，在京津地区就有四五百人。同湖社一样，后期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兼具研究、交流、教育、编辑、出版等职能，先后10余次参加国际展览会和博览会。 

      1928年1月中国画学研究会创办《艺林旬刊》，两年后改为《艺林月刊》，共计190期，另有《游山专号》一期。由刘凌沧负责编辑工作，除涉及书画、摄影、画论外，更侧重古物。 

      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共举办4次，是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1920年秋渡边晨亩与荒木十亩携日本画家作品来京，与金城等协商后，又得到当时任政府顾问的板西利八郎援助，11月在东城南池子石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第一回展。日本方面的出展者有山田敬中、胜田焦琴、中村岳陵及晨亩和十亩等人，中国方面的主要画家大多数出展。后展览移往天津河北公园商业会议所继续举行。1922年 5月，金城等携北京、上海画家的400余幅作品赴日，参加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4年4—5月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第三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晨亩、十亩、小室翠云、平福百穗等50名日本画家展出了200余幅作品，“中国方面的100名画家展出了250幅作品。以晨亩、十亩、翠云为首的12名日本画家还访问了中国”。 1926年6月，第四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在东京府美术馆开幕，7月移往大阪市公会堂展出。

      中国方面展出了数百幅，日本方面以川合玉堂、横山大观为首的著名画家也纷纷参展。金城、周肇祥、金开藩、钱瘦铁等众多中国著名画家赴日，两国画家的联欢会连日举行。 

      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日本画家的联合展览虽有政界人物(如徐世昌)参与，但主要由金城、陈师曾等艺术家主持，基本是民间艺术交流活动;中国画家热心于中日艺术交流，是出于宣传中国传统艺术、在亚洲扩大中国艺术影响之目的，与后来抗战期间一些没有民族气节的文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完全不同。日本许多画家如大村西崖、渡边晨亩、小室翠云等，都对中国绘画尤其是传统绘画推崇备至，是真心进行中日文化交流，与所谓“文化侵略”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与日本的文化艺术往来十分频繁，赴日留学生众多，中日绘画联展在那样的氛围中举办，是十分正常和有益的交流活动。 

      四、湖社及其重要会员 

      金城向以培养画学后人著称。但他不是美术学校的教授，也与全以私人名义 (如“大风堂”)招徒的传统方式有区别。他主要是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名招收学生，学生称做研究员。他为培养中国画学的后备人才耗费了巨大心血。画学研究会的宗旨“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也可以看做是他的艺术教育方针。 

      金城的弟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画学研究会不仅接受金城的指导，也接受其他评议的指导或向他们求教。在画法、画风上，他们可以专学一家，也可以转益多师。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主要导师为金城，弟子多称金城为师，而鲜见称其他评议(如陈师曾、萧谦中等)为师。这些弟子多有“湖”字号，如：朱之哲、刘光城(饮湖)、李上达(达之，五湖)、陈咸栋(东湖)、李瑞龄(枕湖)、吴熙曾(镜湖)、李树智(晴湖)、管平(平湖)、陈宏铎(春湖)、马晋(云湖)、惠均(柘湖)、胡信履(雪湖)、张琮(紫垣，湛湖)、张晋福(受夫，南湖)、陈煦(缘督)、陈少梅(升湖)、屈均宰(当湖)、赵恩熹(梦朱，明湖)、傅逸(左车)、刘文机、董德、何登瀛、李海昆、左愚(纯湖)、何瑞生、王钟懿。 

      “湖”字之来，是取金城别号“藕湖”之“湖”。金城的女弟子还有：孙诵昭、徐慧、冯棠、冯棣、陈克明(明明)、丁瑛卿、马静蕴、许芷君。湖社成立后，以前有“湖”字号的自不必说，即便以前没有“湖”字号的，也纷纷取一带“湖”字的号。所以，金城弟子除胡佩衡等少数人外，皆有“湖”字号。但有“湖”字号的，却不一定是金城的弟子。例如邵懋璋，号历湖，是惠孝同柘湖的弟子;林美因，号美湖，是李达之五湖的弟子;郭双玺，号珍湖，赵师惠，号菱湖都是赵梦朱明湖的弟子。 

      1926年9月金城去世三个月后，其子金潜庵与金门弟子十几人从中国画学研究会中脱离出来，另组湖社。活动地点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15号金宅的墨茶阁。后在天津、大连、青岛、泰安、无锡等地设立分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绘画组织，所编《湖社半月刊》《湖社月刊》共100册，行销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湖社会员的作品在北京琉璃厂字画商店很有市场，如惠柘湖、陈东湖、刘饮湖、李枕湖、陈梅湖、李五湖、张湛湖、赵明湖、李晴湖、陈升湖等有琉璃厂“十大湖”之称。湖社曾组织画家参加数次中日文化交流，在比利时参加“国际博览会”，在德国参加“中国画展览会”，在加拿大参加“中国艺术节”…… 

      湖社的活动一直到1936年，金潜庵患中风，才无形解散。 

      胡佩衡虽没有“湖”字号，却是金城的大弟子。他原名衡，又名锡铨，蒙古族，河北涿县人。青年时期临摹过王石谷、王蒙、石涛作品，以精细为主，后转向苍厚，20世纪50年代赴南方写生，变为浓艳雄奇。胡佩衡成名较早，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两年后，胡被聘为导师，并先后主持该会《绘学杂志》《造型美术》和后来的《湖社月刊》的编辑工作。曾主办中国画函授学校，撰写论文《画扇丛谈》《中国山水画气韵的研究》《美术之势力》等;著有《中国山水画布置法》《山水入门》《我怎样画山水画》《山水画技法研究》《王石谷》《齐白石画法与欣赏》等。 

      有关金城与胡佩衡师生之谊的记载一向很少，今天仅见的是1930年《湖社月刊》第31—40册合刊，胡佩衡的《北楼吾师逝世四周感志》诗： 

      挥毫抹墨走蛟龙，六法应推一代宗。 

      记自老成凋谢去，青山红树白云封。 

      四年梦断总成尘，每对秋风一怆神。 

      此日明窗净几处，商量笔墨更何人。 

      云烟落纸洵堪矜，继绝存亡愧未能。 

      举世千金享敝帚，谁将规范作传灯。 

      结社原为事业群，切劘遗志共师君。 

      岂如健者争锋垒，亦把河山两戒分。 

      诗的题目即表明了这种关系。其实对照胡氏的艺术主张，不难发现与金城主张的传承关系。20世纪30年代《北辰画刊》记者王柱宇，曾将胡佩衡的艺术主张记录在《中国画名家胡佩衡访问记》中。胡氏的一些言论与金城有着惊人的一致：“中国画者，亦中国国粹之一种，具有不可磨灭之精神”“学中国画，第一步为临摹画谱”“学中国画非参观古代名画不可，学书先投师，学画先摹谱”“学中国画须有学问有思想”“点缀物在画幅中为最重要之主格”。胡氏对临摹重要性的强调是其中突出之点。 

      吴熙曾(1904—1972)字镜汀，号镜湖，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北京。同胡佩衡一样，吴镜汀是金城弟子中成名较早的。他17岁拜金城为师，从临摹“四王”入手远追宋元。金城显然非常赞赏吴的才华，1922年，就携其赴日参加第二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使吴声誉为之鹊起。1926年分为两会后，吴熙曾常常是两会活动皆有参加。20世纪30年代起，吴镜汀就成为北京画坛独树一帜的山水名家。 

      陈少梅(1909—1954)，名云彰，号升湖。湖南衡山人，世居北京。在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陈少梅算得上是神童了。15岁入会时，“他已能以其售画之资养家糊口”。在金城弟子中，他最有才华和成就，对金城的绘画思想与理想体会最深，实践最成功，对于藕湖老师确实是一种“提升”和“升华”。但是，像他的老师一样，英年早逝使他的艺术未得尽善尽美。 1927年，陈少梅成为湖社的主要领导之一。 

      秦仲文(1896—1974)，名裕，号柳湖，河北遵化人。1915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后参加北大画法研究会。1920年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师从金城(见《秦仲文作品选集》作者小传，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金城弟子中，秦仲文对金城的绘画、画学思想和艺术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在他的《中国绘画学史》中，称以吴昌硕、陈师曾等为代表的粗笔写意画有恶劣影响，“流毒所被，不可胜言。古法精微，扫地以尽”，同时盛赞其师金城，扭转了北方画风的颓势，使得“古法”这一源头活水再现生机。 

      当年都很愿意称自己“受业”于金城的湖社会员，后来由于时代环境和惧于金城“买办”“保守派头子”之名，大多不敢再承认是金城弟子了，这可以理解，但弟子终究还是弟子，历史是不可更改的。20世纪80年代部分老湖社会员曾经一度提出重建湖社，做了一些历史资料的整理挖掘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湖社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