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房清玩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专指文人书房，而笔、墨、纸、砚又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 在古代的文房书斋中，除笔、墨、纸、砚这四种主要文具外，还有一些不同用途的文房器具，或点缀书案或赏玩自怡，是一些书斋实用陈设品。这些器具制作小巧精致，常陈设于书斋文案。

　　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随着科举的兴盛，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赵氏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分别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赵希鹄还曾写道：“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在宋代的《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开文房清玩收藏先河。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其时，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起来，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强。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使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民间如此，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最早编撰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曹氏与他的前辈所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曹昭没有就事论事地记叙文玩的品种门类，而是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文玩收藏的追尚，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他是“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孙，其洋洋万言的《长物志》一书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此外，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作者对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的“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是明代文人留下的一部文人清居的著作，其中载有《文房具篇》，书中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糊斗、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记述。

　　在明代文人留下关于文房清玩的著作中，罗列品种最繁多与全面的，恐怕要数明末的屠隆，他在《考槃余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是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这不仅在明代，也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

　　清代文玩存世数量最多，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 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文房用具，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