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工作要“接地气”——访文物鉴定专家贾建威

　　贾建威，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出生于1964年。主要研究方向是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历代陶瓷、青铜器及玉器研究鉴定。2006年获全国文物工作先进个人（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先进个人）。曾主持甘肃省博物馆基本陈列展览《甘肃彩陶》的内容设计、编撰和《古丝绸之路的文明》、《甘肃彩陶》展的布展等工作。2007年获得第七届“全国十大文物精品陈列”奖。1995年至2015年，多次参加了全省博物馆一、二、三级馆藏文物的鉴定、确认，为建立数据库和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奠定了基础。曾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的《全国县级博物馆提升规范》课题调研、规范编制，负责了展示提升规范的编制。系《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卷》副主编，曾参与《甘肃文物精华》的编撰，任执行编辑，并负责瓷器部分的编撰;负责编写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甘肃彩陶》展览图录;《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卷》副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重大子课题《西夏文物·甘肃编》副主编。

　　初见贾建威是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异常繁忙的他桌面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很多学术型专家一样，他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谈的人，但说到自己专业领域时，立刻显得览闻辩见。博物馆学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专业选择，也是一种“家传”。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从小便有了经常接触文物的机会。“我从小在甘肃省博物馆大院长大，那时候就喜欢看各种展览，尤其喜欢看自然和动植物标本、人类从猿到人演变的展览，长大一些，就对各类人文历史文物展更加感兴趣，多年来的耳濡目染，让我对文物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在他的眼中，这些陶陶罐罐、金石玉器，或“蓬头垢面”，或“光彩熠熠”，都充满着与身俱来的灵气。

　　正是出于对文物骨子里的热爱，贾建威1987年进入复旦大学文博系学习。谈起自己的学生生涯，贾建威不无自豪地说，在当年文博系的课堂上，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学者，授课的马承源、汪庆正、张浦生、费钦生等学者在学术界的威望很高。当时负责给他们教授中国青铜器的马承源先生，时任上海市博物馆的馆长，年逾花甲本该退休在家安享天伦，却依旧活跃在教学一线，亲自给同学讲解青铜器，令人十分钦佩。

　　进入复旦之前，贾建威曾在甘肃省博物馆工作六年，有过实践工作的经历，他对学习的目的也更加明确。上学期间，他不是在学校，就是在当地博物馆里学习，丝毫不敢浪费一点时间。他回忆说：“没离开兰州之前的我只是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知识面也相对偏窄，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给了我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上海地区广阔的文保视野，复旦校园里浓厚的学术氛围，老师们悉心教授的理论基础，还有同学之间的交流切磋，让我的大学时光充实且获益良多，并打下了坚实的文博知识基础。”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在面临多重“优越”的选择之下，贾建威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工作，开始了数十年的博物馆人生。

　　贾建威的研究方向是西北地区史前文化彩陶的演变、纹饰特征及鉴定等。他说，我认为做展览就要研究当地的文化，一个博物馆并不是所谓的”大杂烩“，把什么都摆出来，而是要做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东西。彩陶是我省最有特色的文物之一，无论从出土的时间、数量、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从彩陶的图案和纹饰的演变，可以看出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在甘肃出土的彩陶纹饰中，出现了很多鱼纹图形（甚至还有国家保护动物娃娃鱼的形象）、湖泊、漩涡和水波等图案的陶罐，从这些图案不难看出当时甘肃的水资源极为丰富，并不像现在这么干旱，且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类型是采集渔猎型。不管是直接的反应还是间接，这些图案都从不同侧面反应了古人们的所见所闻及生产生活类型，看着这些极具智慧的图案，仿佛就像古人智慧的一瞥被永远记录了下来，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文物在不懂行的人眼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文物背后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是非常广泛，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及美学等，这也是文物吸引我的一大特点。”贾建威说：“就像传承有序的彩陶发展史，其实也代表着中国美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作为一个文博工作者，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很难做深入研究。”

　　回顾数十年的研究，他感慨地说：“做文物做了这么多年，越深入挖掘就越被吸引，有时我会久久凝望一件文物，仿佛通过这件文物可以时光倒流，让我揣摩这件文物在几百甚至数千年中都经历了什么，文物不仅仅是摆在橱窗中的器物，它所承载的文化历史背景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就像几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在这些看似普通的文物身上体现出来的。”

　　作为文物专家，贾建威最常被人问及的问题就是如何鉴别文物的真伪。“我认为首先不要把文物想的那么复杂，从自己喜欢的文物开始入手，先做简单了解，并且一定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辨认文物真伪最忌讳的就是照本宣科，拿本书看着像就想当然地觉得是真品。”他如庖丁解牛般地讲解着里面的“门道”。“在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对文物有一个基本的鉴定呢？这就需要做一个‘灌耳音’的工作，就像高考做真题一样，做的多了，假的自然能分辨出来，反过来说，个别奇形怪状的东西绝大多数是臆造的。另外，各个时期不同的文物都有其鲜明的历史特征，这也是辨认文物真伪的好方法。比如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唐代人穿的衣服都是很宽松华丽，而实际情况是初唐时期由于受少数民族胡服骑射的影响，当时人们都穿的是便于行动的窄衣窄袖，然而在盛唐之后，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又恢复为宽松的款式。从细节上讲，就连女人画的眉毛都不同，盛唐时期流行的眉毛是细长的，而后期就变为粗短。如果说唐代离我们太远，只能抽象想象的话，那就从我们亲身经历的时代来看，每隔三五年，我们所用物品的细节都会有所变化，比如手机，从一开始的‘大哥大’到小巧精致，从直板到翻盖再到触屏，如果后人把手机作为文物，那么就能从手机的形态看出我们时代的变化。”

　　贾建威说，随着这些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要后慢慢注重精神的追求，很多人开始关注兼具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古玩文物，所以这些年的文物收藏热蔚然成风。“盛世藏古董”，这是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快时期出现一些时代共同特征。虽然收藏文物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有了需求就有了市场，个别从事古董行业的人为了利益，营造产生了相应的非法产业链。这是不容忽视的现象。他不无愤慨又无奈地说：“有些人，甚至本身也是文物专业出身的人被利益驱使参与其中，长此以往，让大众听到专家这个词都产生了调侃心理，作为我们文博工作者，虽然心里很生气，也很着急，但是我们不是执法部门，只能起到引导和配合执法部门工作的作用，这方面我们是很被动的。所以我想强调，作为文博系统的工作人员，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文物工作我觉得要简单化，这样方便文物与文化的普及，而博物馆就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有自己的研究高度，也要让普通的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贾建威认为，文物专家和博物馆的讲解员也要“接地气”，面对受众尽量不要用太多的专业术语，如果一味的曲高和寡，就会“高处不胜寒”，把文物工作做的高深莫测，而大众却一无所知，这样文物工作的意义又何在呢？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当地文化的发展史，人们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穿过时空的阻隔，俯瞰历史的风风雨雨。想要学习知识、增加阅历、鉴赏文物等，最好的去处就是博物馆，我由衷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省博参观，越是了解，就越能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