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和气息最难作伪——潘天寿作品鉴识要点
2017-11-30 13:43:34 来源:中国文化报 已浏览次
潘天寿是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之一,经过“抗战”和“文革”,他的很多作品毁于兵燹人祸,作品存世量在现代书画大师中属于较少的一位。
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数据,潘天寿作品2013年秋季的成交额为1.13亿多元,均价为149.5万元/平方尺,排在近现代国画价格指数排行榜第三位。由于潘天寿的巨幅作品流通很少,影响了他的价格高度。在书画市场中,潘天寿属于笔墨风格和作品质量较为稳定的画家,其作品的质量高低相差不大,因此只要多看原作,多做风格研究,就能较好地对其作品进行辨识。
首重笔墨和气息
潘天寿纪念馆是目前国内收藏潘天寿作品最集中、最多的地方,共有120件作品,是1984年由家属捐赠的。其中《松梅群鸽图卷》、《龙湫一截图卷》、《雁荡花石图卷》、《夏塘水牛图卷》、《雨霁图卷》等都是巨幅之作。此外,国内一些博物馆和美术馆也有收藏,如中国美术馆、黑龙江博物馆、浙江博物馆、淮安博物馆等,美国、德国的博物馆有几件零星收藏。机构收藏数应在400件左右,更多的是在私人手中。按不完全统计,目前能见到的潘天寿作品在千把件。但由于历史原因,“文革”时散失的作品大多还没有出现,所以潘天寿作品存世量其实还很难估计。
近几年我们在编辑《潘天寿全集》的过程中,较大规模地征集了流散于社会上的潘天寿作品,但遗憾的是,绝大部分是伪作,尤其是拍卖会上赝品居多,既扰乱了书画市场,对潘天寿艺术成就也是一种亵渎。因此,了解一些潘天寿作品的鉴识要点是极为重要的。
鉴识潘天寿的作品,首重笔墨和气息。“望气”式的鉴定,在鉴藏中是最难把握但却又是最可靠的办法。尤其是潘天寿这样的画家,在他风格成熟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个人面貌已十分鲜明,如果多看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很多伪作基本就可以排除了。因为潘天寿用笔重骨力,老辣有金石气,力能扛鼎;用墨和用色上讲求明豁,色不碍墨,墨不碍色。墨点尤有特色,浓淡并用,层次分明;构图经营平中见奇,知白守黑。整体作品大气磅礴,一味霸悍。一般的伪作,用笔疲软、浮滑,用墨浑浊,只能在图式上相似,却无法在笔墨的力度和气息的雄浑上达到。另外他的指墨作品在市场上赝品不多,正是指墨作伪太难之故。所以只要对潘天寿风格发展的线性脉络了然于胸,多看标准件,多去感受和理解潘天寿笔墨的特质和高度,大多数赝品都是不能入眼的。
潘天寿的代表作和应酬性作品的区别较大。他的经典作品尺幅巨大,笔力强健,境界雄浑,但同时他也有一些应酬性的作品存世。这些作品往往尺幅较小,画面内容和构图较为简洁。有的可能构图也没有代表性作品那么精到,比如曾有一幅私人收藏的荷图,来源明确,但从笔墨和构图看,跟潘天寿的经典作品还是有一定距离,光看图片极易判定为伪。面对这样的作品,鉴识时往往会犯用经典来苛求一般的毛病。有条件的话最好看到原作,这样可以直接通过笔墨的力度、厚度、韵味,以及题款书法来鉴别。
作伪难度系数高
由于潘天寿风格成熟期的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使作伪的难度系数也相应提高,因此目前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模仿早期风格的伪作,如一些佛像、山水题材的作品。1924年去上海前,潘天寿在“一师”和宁海、孝丰时创作的作品目前有一些在市场上出现。这个时期的作品其实也不难鉴识。这个阶段他尽情发挥着自己不受拘束的个性,用笔用墨奔放不羁,画上的题款书法以侧取势,奇肆纵放,一气呵成。那种造型、趣味和气势,是很难模仿的。1924年至1928年是以吴昌硕风格的作品为主,尤其是书法与吴风接近。市场上有些伪作是裁割民国时期或吴昌硕风格的作品,再添上潘天寿的款造假的。上世纪30年代在杭州创作的作品由于抗战内迁时没有随身带走,等其复员回杭时,原来的居所被辟为养马场,书画文稿基本被毁,所以市场上能见到的不多。抗战时期,正是他风格的探索和成型期,作品面貌不典型,所以市场上这一阶段的作品属于较难辨别的一类。
综观目前市场上潘天寿的伪作,比较多见的是以下几种:一是拷贝对临,直接临摹原作。二是移凑拼贴。将潘天寿真迹的不同部分拼贴起来,但缺乏构图逻辑。如果对潘天寿风格发展较为熟悉的话,临摹的对象及拼贴的部位是马上就能识别的。三是题名人上款,或添加名人题跋以假乱真。此外,鱼鹰、荷花、鸟石、兰竹、双雏(一白一黑两只小鸡)题材的伪作常见。由于这些题材的作品正是潘天寿赠送友朋常画的题材,所以被仿的很多。辨识的要害在于看荷叶、鸟身的墨色层次,以及荷梗的穿插、块石的点皴等,即笔墨仍是判定的首要依据。
潘天寿在不同时期会用不同的落款和印章,这也是可用来鉴定的依据。如“一师”时多用“作藩”,上世纪20年代初常用“天授”,20年代中期用“三门湾阿寿”,30年代多用“懒头陀”“懒道人”等,40年代开始用“心阿兰若住持”,50年代开始用“大颐寿者”等,60年代多用“雷婆头峰寿者”等,书法作品上一般用“潘天寿”或“天寿”。就印章而言,在目前科技发达的情况下,比对印章的相似度已很难作为鉴定依据了。但印章的镌刻时间却可以作为依凭。如“懒道人”为1938年自刻,“宠为下”是1948年由来楚生所刻,“知白守黑”1959年由余任天刻,等等。
如前所述,因为潘天寿强烈的艺术风格,使其大部分作品完全可以通过笔墨来鉴定,但有些作品也需要通过题跋和著录等文献信息进行鉴别。如潘天寿纪念馆藏有一幅《小亭枯树图》,流传的还有一幅笔墨精到、构图相近的《小亭枯树图》,经过比对两幅作品的题跋,一幅为“兹背拟之”,另一幅为“兹再拟之”,可以确定潘天寿在画完一幅以后,不太满意,又画了一幅。又比如国外有博物馆收藏了一幅《葫芦菊花》,跟潘天寿纪念馆收藏的《葫芦菊花》基本一样,这样的作品除了两作之间笔墨的比对外,还应该通过国外博物馆查找入藏的途径来确定真伪。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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