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鈏与他的《菊花图》

设色菊花图（国画） 169×85厘米 朱翊鈏　广西柳州博物馆藏

　　有明一朝（1368—1644），藩镇文化是独树一帜的文化奇葩。封藩于江西建昌府（今江西省南城县）的益藩，在明代276年的历史中，先后加封了七代八位藩亲王，其第五代亲王益宣王朱翊鈏（字潢南，1537—1603），便是一位史载诗、书、画皆有所成、风流倜傥的文雅藩亲王。

　　益宣王朱翊鈏的诗词、书法，以及古琴、铜器、拓本等多种艺术门类作品，见诸于多种文献、史料和实物遗存，然其绘画作品，却一直未曾得见真容。

　　有幸的是，笔者先后得见了益宣王朱翊鈏的三幅绘画作品《菊花图》。这三件质地一样，款识“潢南”、题诗书法风格、印章“益王之章”完全一样，尺寸略有不同的《菊花图》，虽在构图、经营位置、技巧成熟度上各有面貌之外，所绘菊花，均为“万寿菊”“江西蓝子”和“僧鞋菊”诸类。此外，三件《菊花图》上还存在着一个共同且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这三件《菊花图》上均另签署有“眠云”两大字，分题于每幅《菊花图》的不同位置，并伴有“乐安王章”的朱文大印钤盖。由此，这三件特点鲜明，不同于历代任何绘画的双款、双印《菊花图》，便在后世的收藏与流传中，被那些收藏家们在各自不同的学养、认知下，其真正的作者和作者的真实身份，在流播与记载当中，变得有些“异彩纷呈”和莫衷一是起来。

　　首先，笔者最早见到益宣王朱翊鈏与该三件《菊花图》作品有关系的记载，朱翊鈏并不是以“绘画作者”的身份，出现在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刊梓的《笔啸轩书画录》记载中，且这种记载，仅仅是以“乐安王设色菊花……潢南题”诗的形式，在该记载中被加以介绍。

　　记载中的所谓“乐安王”，是明代江西三藩的另一支“宁藩”的郡王爵位，其中“眠云”是宁藩乐安王支的第四代郡王朱拱椤的号。朱拱椤，是书画家八大山人（1626—1705）曾祖父朱拱桧的堂弟。笔者因从事“八大山人研究”和热衷于江西宁藩的“藩镇文化”研究，故对“朱拱椤眠云”的身世和绘画、书法风格，均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

　　当《笔啸轩书画录》记载的“潢南题”诗《菊花图》作品摆在面前的时候，笔者便有了强烈的感知与体会：《笔啸轩书画录》的作者胡积堂，同样在对其曾珍藏的四幅《菊花图》作者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以今所见的香港翰香苑珍藏之《菊花竹石图轴》的面貌，可确知这件作品在“潢南”创作后的450多年流传与收藏过程中，曾被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有清一朝的“绘菊名家”恽寿平珍藏过，故在该《菊花图》的右下端，钤盖有“南田草衣”的鉴定、真赏印信，是一张由明代中后期，辗转、秘藏，流传有绪，在品质、品相上均保存完好，具有明代“藩镇文化”显著特点的一件古代绘画珍品。

　　然而，由于该《菊花图》作品上的双款、双印原因，当这件《菊花图》流落到后世的萧劲华（无涯斋主，1904—1978）手中时，这一真正“作者”的问题，在这一时期里，再次被双款、双印的现象所迷惑，而在认知局限的扭曲下，添加进了与《笔啸轩书画录》作者胡积堂完全不一样的新谬误。

　　1950年，萧劲华对这张《菊花图》作品进行了重新装裱。重装之时，将其先后所作的鉴赏、鉴跋，附裱于该《菊花图》的两侧边绫。故在该《菊花竹石图轴》的左右两边绫绢上，附留有张大千、赵子昂、无涯斋主的鉴定、鉴赏题识与跋文各一条。正是在这几位书画前辈赞赏“大可宝也”的鉴定、鉴赏跋识中，却无一例外地将这张明明白白签署有“潢南”款识、钤盖有“益王之章”的《菊花竹石图轴》作者鉴定为宋代“宋英宗第四子”的“益王仲格”作品。

　　自此，这件经历了明中后期100多年、清一朝267年的“明代绘画”，明益宣王朱翊鈏的《菊花图》，就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的收藏与鉴定中，再次改变了作者的身份，被张冠李戴、南辕北辙地提前了几百年。《宋史》中明确记载以“画墨竹”闻名于当时的“宋益王赵頵仲格”，也因这些谬之千里的“鉴定”，其绘画风格和乐于绘画的题材，也和历代文献中所记载的面貌，变得完全充满了矛盾而使之模糊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乱、荒谬的“作者”界定，并不止于清道光的胡积堂和民国时期的书画大家张大千与赵少昂。这一错误，同样见诸于柳州市博物馆在对其所藏的两轴《菊花图》。该馆的鉴定人员在面对《菊花图》上呈现出来的双款、双印现象，完全忽略了赫然在目的“益王之章”和“潢南”印章的钤盖与位置，而将题诗后面的款识“潢南”和印章“潢南”认定成了完全与此二印钤盖、款识签署没有任何关系的，既无所出，又无身份的“汉南”。并完全忽略了画面极偏的“眠云”款署和“乐安王章”的钤盖，也将这两件《菊花图》的作者，界定为“明朱拱椤”的作品。

　　经此，今所见之明代江西益藩亲王“朱翊鈏潢南”流传于世、开门见山的这三轴《菊花图》绘画作品，全部被后世的“鉴定”家们在“鉴定”与“介绍”的过程中，将其真正的作者“明益宣王朱翊鈏潢南”，在被顶门换户之后，消失殆尽而无影无踪，且将这一理论，延续到了后世。民国美国人福开森编的《历代著录画目》上，就沿袭了胡积堂《笔啸轩书画录》的观点，将这四件朱翊鈏潢南的《菊花图》标明为“明乐安端简王朱拱椤眠云”“设色菊花四幅”。

　　三件明益宣王朱翊鈏的《菊花图》，前者在张大千、赵少昂、萧劲华的谬鉴中，使其成为481年前的“宋英宗第四子益王赵仲格”的“真迹”;后者柳州博物馆因失察藩篱，使其成为一个不知所云的“汉南”之作;而柳州博物馆所认定的作者“朱拱椤眠云”，并不是承袭清代道光年间《笔啸轩书画录》作者胡积堂所作出的“乐安王”界定。

　　因为，假如柳州博物馆对其所藏两轴《菊花图》的作者认定和鉴定意见是来自于《笔啸轩书画录》，那么他们在《柳州馆藏文物选集·书画篇》中的文字介绍，一定不会在白纸黑字的“潢南题”面前出现另一个莫名其妙的“汉南”作者，更不会在诗文的释读上，将《笔啸轩书画录》言之凿凿的“深秋三径逞能芳”，再犯一个低级错误而误写成“利利囗囗逞能芳”。

　　明益宣王朱翊鈏所绘制的这三轴《菊花图》，在清清楚楚、作品画面签署有“潢南”、钤盖有“益王之章”的前提下，就这样在前后不到200多年的时间里，被收藏家、鉴定家们有限的眼光和谬鉴与错误中，被不断地李代桃僵和移花接木地取代，而这位真正的《菊花图》作者“朱翊鈏潢南”，则从此与这三件《菊花图》脱离得干干净净，其身份由“作者”变成了仅仅是一个旁观的“收藏者”。

　　（作者为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