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之道的思考

　　中华玉文化中心在此以前举办的展览和开展的玉器·玉文化学术研讨会，均限于史前时代，从现在开始至今后四五年内，我们的这些活动，转入到了西周和东周这两个历史时期。今次学术研讨会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可以说，我们谋求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学术活动内涵的转折，已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下面，我和朋友们讨论这样两个问题。

　　研究中国玉器与玉文化，应当将玉器与玉文化放在中国文化整体中进行考察。

　　中国整体文化经历了历史的变迁，故为了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置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考察，就需对中国整体文化的变迁有所了解。至少，是大体的把握。同时，要了解甚至大体把握中国整体文化，谈何容易，是一件很难做到的学问。怎么办呢？我想能认识中国思想、哲学的变迁，便很可能把握中国整体文化的脉动。因此，我建议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朋友，能读一些思想或哲学史方面的著作。

　　我在本届年会开幕式上说过，东周是“创立中国思想与文化根基的时代”，“形成了以孔子和老子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与精神文明，从此中国文化与精神文明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时代，可以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话，称之为‘轴心时代’”。东周所以能被称之为“轴心时代”，是因为这个时代树立了孔子和老子这两根文化与思想的大柱。所以将东周称之为“轴心时代”，还因为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并没有停止在这个时代，在不断地走出着这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的同时，涌现出来的或新的形态，或既是新形态又是新质的思想与文化，都同这一时代的思想与文化存在着某种关联。

　　两汉之际，佛教进入到了中国。因应佛教之传入中国，便依据老子的某些思想，尊老子为祖师，中国创立了道教。佛教进入中国初始，先是在社会下层民间传播，至南北朝时期，挤进中国社会上层，到了唐代，为适应中国水土，吸纳儒、道两家的思想与文化的养分，发展成禅宗。至此，佛教便成为中国的佛教了，成为了支撑中国文化与思想大厦的第三根柱子。但中国的儒、释、道的思想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吸纳没有就此结束。儒家因应佛教发展为禅宗，一是因袭自身传统，二是吸纳释、道两家，尤其是禅宗的思想与文化的一些营养，三是予以融合与创新，到了宋代，便发展为宋明理学。至此，儒释道便成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传统。

　　历史发展到明代晚期，由于欧洲耶稣会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先是在民间，后闯入社会上层，直至成为皇室的宾客，一是向中国输入了西方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化，二是也将中国的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化传到了欧洲，这就开启了以儒、释、道为一方和以西方思想与文化为一方的碰撞的历程。这历程崎岖、险峻，碰撞发展到兵戎相见，中国人累累败阵，乃至赔款割地，得出的结论，是还得向西方学习，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得出要搞“共和”的结论。至此，儒释道式微，处于“用”的位置了，“共和”成为了支撑中国文化与思想大厦的第四根柱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实现了走进“共和”的条件，但终究未走到“共和”，搞了个党国体制。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推翻了国民党建立的党国体制，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支撑中国文化与思想大厦的第五根柱子。时序虽处第五，但在国家和社会的位置，却和儒家在皇朝帝国国家和社会中那样，成为了国家的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主流，成为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指导思想，成为了国家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共和”或它的变种的“普世价值”，却不甘心退出舞台，不时地在我们的社会中涌动，挑战着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这就是中国自春秋时代以来已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思想与文化之路。

　　我所以在这里讲了自己认识的中国自春秋时代以来所走过的和今后还要走的思想与文化的路，如我开头说的那样，是希望朋友们将玉器与玉文化之研究，纳入到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这一整体学术环境中来，是不是应该这样？请朋友们考虑。

　　二、如何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与玉文化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学对含玉器的遗存的大量发现，从中获得玉器与玉文化信息的数量与质量，已远远超越了人们从传世玉器得到的玉器与文化的信息。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考古学发现玉器数量之多，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了以考古学方法考察考古学发现的玉器。这是所以能从其研究的玉器中获得的信息，比从以传统的方法研究传世玉器得到的信息的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推进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考古发现的玉器与玉文化，而且还主张以考古学方法和考古发现的玉器的研究成果，去审视、释读传世玉器与玉文化，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再焕发出传世玉器与玉文化的青春。

　　怎样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考古学发现的玉器，进而深入这玉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呢？近年来，我想来想去，悟来悟去，才认识到任何涉及史的研究无不存在如下三个学术层次，即一是实事;二是求是;三是如太史公讲的“通古今之变”。我在本届年会开幕式上讲了那么一段话，又在这闭幕式上讲了前面说的那些话，目的无非是希望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朋友能通过玉器与玉文化的“实事”和“求是”的探索，达至那“通古今之变”的学术高峰。这自然是“象牙塔”的研究。没有这“象牙塔”的研究，哪能有玉器与玉文化美仑美奂的学术春天，和怎能保持住这学术的春天！那么，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又如何在这“象牙塔”内实现“实事”、“求是”和“通古今之变”的探索？下面我就这个问题，和朋友们作点讨论。

　　（一）就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来讲，所说的“实事”，是要在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一件玉器，和一件玉器或一件玉器中的各个构件的材质、器型、纹饰、工艺及功能等，以及这玉器处在何种关系或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之中这样一些玉器本体固有的文化与社会属性。玉器中的“一件”玉器，既有一件的一件玉器，也有由多件组合成的一件玉器，例如玉佩便是由多类、多件玉器组合成的一件玉器。当人们审视玉佩时，应把玉佩视为是一件玉器，而不能把玉佩的各类构件，看成是“一件”、“一件”的玉器，如果有人如是看待玉佩，那么玉佩就会从他的认识中消失，持将玉佩的各类构件视为是“一件”、“一件”玉器的认识的考古学者，在其田野中就永远发现不了玉佩。自然，当把玉佩视为是“一件”玉器时，也不能忽视对玉佩的各类、各个构件进行仔细认真的考察，同时，也应了解这玉佩是用什么构件组成的，组成为什么样子，怎样组成这个样子，以及为何是这样或那样的造型？其意何在？我想如果对玉佩及其构件应作如是的理解的话，那么，其他器物上的玉饰件、玉构件或玉附件也当做这样的理解。

　　至于说到要搞清楚那玉器处在何种关系或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之中这一问题，先得了解这“何种关系”，是指“什么关系”？这“什么关系”，一般来说，当包含不同类别玉器之间的关系，玉器与它类器物或遗存之间的关系，和玉器及它类遗存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要求索玉器处在“什么关系”中，就得将玉器放在“具体单位”中进行考察。房屋、作坊、矿井、陶窑、储藏坑、垃圾坑、祭祀坑和墓葬等都属考古学视为的“具体单位”。所以要放在“具体单位”中进行考察，是出于一个颇为具体的追求，即通过“具体单位”中的遗存的共生，去了解其共生的遗存有哪些遗存，不同材质和同一材质的不同类型的遗存在这“具体单位”中的数量及其数量比例关系，以及各类乃至各个遗存在“具体单位”中所处的空间位置及其所体现的关系，并通过这些数据去认识不同材质遗存之间、同一材质的不同类别的遗存之间、不同材质及同一材质不同类别的遗存与人（如果这“具体单位”中含人的话，例如墓葬）之间的关系。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具体单位”中，从至今对这些“单位”所显示的研究的能力与情况，同时就其遗存共生的状态来看，墓葬内的遗存的共生状态，更具典型性。之所以更具典型性，这是因为埋葬死者，乃是生者是以视死如生的观念去送别死者进入虚拟世界继续其现实世界的生活。故葬俗、葬仪、葬制乃至墓葬，基本上便成了生者现实世界生活的投影。所以通过墓葬中的遗存与遗存、遗存与死者的共生关系，便能贴近地探知死者现实世界的生活。当然，通过突变（例如火山爆发、地震、洪水等）掩埋的村落、城市、矿场等场所显示的栩栩如生的图景，来研究古人的生活，虽较通过墓葬所探知的认识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但这类场所的考古学的发现，一是太属偶然，过于稀少，二是显示的往往是先人现实生活的片断，故一般通过墓葬的研究来探索死者现实世界生活，便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途径。据此来看，我们欲通过玉器处在何种关系，或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之中来把握玉器本体固有的文化与社会属性，就得基本上将玉器置于墓葬这一玉器、它类遗存与人这一共生的“具体单位”中，去求索玉器与它类遗存之间，各类别玉器之间，它类遗存中的各类遗存之间以及不同材质、不同类别的遗存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去求索玉器本体固有的文化和社会属性。

　　（二）就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来说，作了上述“实事”考察之后，就可以对其进行“求是”的探索了。所谓“求是”，是要观察出这玉器与玉文化是否存在着仅是时间的，或仅是空间的，或既是时间又是空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和据此以观察对象，并做出符合其内在逻辑的释读。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对遗存进行遗存、时、空这三维或遗存、人、时、空这四维关系的观察。这观察的整个过程的关键的关键，是做客观如实的比较。唯其如此，才能对审视对象作出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客观如实的认识，同时，只有在这客观如实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阐释出审视对象所呈现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内在逻辑。阐释出这内在逻辑，便达到那“求是”的彼岸了。

　　要实现此等“求是”的研究，就需要将上述含玉器的“具体单位”置于其共同体，即同一考古学文化墓地内作出共时的同一空间，和历时的不同空间的“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进行仔细认真的考察，从中识别出这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对这些识别出来的“现象”的认识是否精确到位，取决于对那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审视是否精确到位。对那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认识是否精确到位，则取决于如下两点：一是对所观察的遗存，或即玉器的形态分类与功能是否已精确到位;二是观察所凭据的人、遗存、时、空或遗存、时、空的框架是否精确到位。一般好的考古报告，应正确地确立好层位学的和类型学的人、遗存、时、空或遗存、时、空这两个时空框架，如果我们的研究遇到的是这样的考古报告，自然应以这报告所确立的时空框架作为基础去进行其后序的研究。但是，现今发表的相当数量的考古报告，都未能达到这一水准。如果，我们的研究遇到了这样的考古报告，则需对其发表的资料进行清理和整理，确立正确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或层位学、或类型学的时空框架，夯实这一基础，再在这一基础上做出其后序的观察与审视。这样的分析与研究，就是我平常说的：将器物放在“具体单位”，又将这“具体单位”置于“具体遗址（墓地）”中进行分析与研究的途径或方法。把“具体单位”放在“具体遗址（墓地）”进行考察的“求是”，就是将考察“具体遗址（墓地）”所见到的诸“具体单位”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体现出来的诸现象的自在逻辑关系，变成研究者认识的逻辑。衡量研究者认识的逻辑正误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解释通诸“具体单位”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体现出来的诸现象所呈现出来的各个矛盾。通俗一点说，这给出来的一个说法，就得释通或摆平这“诸现象”呈现出来的所有问题。至此，这一研究还只能认为是取得了阶段性或局部性的认识成果。

　　要获得较为“完整的”认识，还需将“具体遗址（墓地）”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已发现的所有遗址（墓地）中进行考察，即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中做出一翻认真的审视，以求证、补充、修正乃至完善从“具体遗址（墓地）”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这就是我常说的将“具体遗存（墓地）”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的考察。

　　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就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从四维或三维去观察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去发现研究对象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诸现象的自在逻辑关系，将这客观的自在逻辑关系转化为研究者主观的逻辑认识。这就能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追求。我著作的《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90年）所遵循的分析和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便是这里所说的将器物放在单位中，单位放在遗址（墓地）中和遗址（墓地）放在所属考古学文化中进行研究的途径与方法。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研究的实践产生出来的，或者应该这样说，我这里说到的这一研究途径与方法，是从我的《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这些著作的研究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我所以讲了这些，还是怕我没能在这里将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说清楚，故将《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等拙作介绍出来，或为了更清楚明白这一研究途径与方法，或为了明白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的实践，请朋友们不妨看看我的这些拙著。认识没有穷期。至此，获得的认识，是否正确，正确的程度怎样，还得受新的考古发现所检验。认识的完善是谈不上的，要达到完善的认识，是个无穷的过程，因为人们只能走近历史的真实，而不能走到历史的真实。

　　（三）我们所以要搭建中华玉文化中心这样一个来集合朋友们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平台，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格局下，试图摸索出“中国文化怎么办”的策略。在我看来，要找到这样的策略，就必须将玉器与玉文化“求是”的研究升华到“通古今之变”的境界。故“通古今之变”，不仅是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准的追求，而且也是实现中华玉文化中心宗旨的要求。可是，我们的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迄今仍基本上停留在“实事”的阶段，作“求是”研究的学者与论著很少。总之，距“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意境，还存在着距离。怎么办？欲速则不达！急不得，还得慢慢来。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我理解就是知文化、社会和国家（政权）形态这三者或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任何二者的史之兴替的发展或演变的规律。

　　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欲达到这样境界，或可借鉴我的通过空三足器的演变而得知的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演变规律。在本世纪与前一世纪之交的前后三五年，我先后发表了《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年1期）、《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和《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4期）三篇计约15万字的论著，指出约当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居于颍水上游禹州市的秦王寨文化居民（谷水河遗址三期），吸收了西夏侯期大汶口文化陶鬹这一文化因素，产生了空三足器概念，随后，秦王寨文化居民以这陶鬹的空三足器概念，将传承下来的釜形鼎改造成釜形斝，导致其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大变，秦王寨文化居民便从秦王寨文化发展到了荆村文化（即以往称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荆村文化形成之时，向西越过函谷关和潼关，沿着渭河河谷发展，将约自华县以东的陕、晋、豫交界地带的泉护二期文化居民或其后裔挤到渭河河谷的南北两厢，荆村文化进至武功浒西庄遗址H33时期之后，便以釜形斝之空三足的概念将传承下来的联体的单把罐形釜灶（案板遗址H20∶43）改造成为灵台桥村H4∶91和H4∶32那样的宽弧形裆单把鬲，造成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之大变。至此，约自华县以西的荆村文化居民，进入到了客省庄文化的发展阶段。此后，居住在晋中地区的泉护二期文化这一文化谱系的一支系的居民，发展到太谷白燕遗址F2及F4时期，吸收了荆村文化釜形斝的空三足器概念，将其传承下来的与灶配套的折沿陶釜，改造成与荆村文化的文化谱系相区别、形态又不同的折沿釜形斝。随后，白燕遗址F2及F4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居民又以这折沿釜形斝的空三足的概念，改造了传承下来的双鋬手连体釜灶，使之成为侧装双鋬手宽弧形裆陶鬲（杏花村遗址H118∶7）。同时，又创制了单把宽弧裆陶鬲（杏花村遗址H118∶10），随之，呈现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大变，使之走出了传统，步上了杏花文化之发展旅程。这股空三足器革命浪潮继续向前推进！当杏花文化走到了它的宽平裆鬲阶段，我们看到约自洛阳盆地以西的陕、晋、豫邻近地区形成了以陶斝和侧装双鋬宽弧裆陶鬲为核心的陶器组合的东关文化。东关文化吸收了客省庄文化的单把尖角裆陶鬲，转变为三里桥文化。东关文化的陶斝形态多样，IH198∶11这样形式的陶斝是这文化的主流形态。这类陶斝的形态和荆村文化的主流形态的陶斝不同，当不是传承荆村文化陶斝演变的产物，从它的上部的陶釜来看，颇像泉护二期文化的陶釜。泉护二期文化的陶釜，当是它的祖源。故可认为是泉护二期文化的后裔，受到了荆村文化陶斝概念的启发，将陶釜改造成陶斝，制成了形态和荆村文化不同的另一文化谱系的陶斝。接着，掌握这一陶斝的考古学文化居民，又模仿陶斝将具有自己特色的联体釜灶革新为侧装双鋬手宽弧裆陶鬲，这样，便将自己的考古学文化推进到了东关文化发展阶段。

　　这就是我通过以空三足器演变为主导，观察到的黄河流域史前不同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和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的不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文化因素的碰撞、吸收、融合，实现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与考古学文化推陈出新的波浪汹涌的旅程，我称之为黄河流域空三足器革命！同时，我从这一革命中看到文化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乃是推进这一文化革命的演进规律。玉器与玉文化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研究？玉文化的演进是否存在着规律，如果有规律，那规律是什么，我发现这一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规律之后，就我的知识，粗略地审视了某些其他文化，发现这考古学文化演进规律，具有相当普遍的适应性。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中国或中华文化怎么办？我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的演进规律，以之作为战略，走文化杂交的路，这样便能实现全球文化的“美美与共，不同而和”。如是看来，释读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演进规律，便可将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研究，推至到太史公说的“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这样来说，已自感相当狂妄了！但扪心自问，我到了这样的年龄，实不需自吹自擂，所以说了这些，目的只有一个，仅是为了推进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其他就管不了那些了！玉器与玉文化研究闯进“通古今之变”，是我唯一的、赤诚的、热切的希望。

　　（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