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墓葬随葬石范习俗管窥

　　内容提要：使用石范随葬的习俗贯穿西南地区整个青铜时代，而尤以滇文化最为突出。墓主人身份可能为铸造工匠，随葬的石范具有明身份和别认同的功能。另外，该习俗在岭南、东南亚地区的青铜文化中也有发现，其文化传统可能源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铸匠墓”习俗。

　　关键词：石范 青铜文化 身份 铸匠墓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金沙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研究报告》（批准号12&ZD1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志清，四川 成都 610071 周志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6）06-0059-08

　　西南地区①青铜时代②遗存中，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习俗，即在墓葬中使用石范随葬，有时还伴随有少量炼渣或者是与冶铸相关的工具。该习俗的主要特征无外乎是随葬器物具有明确的职业身份指向，常常是工匠生前所使用的工具或制成品，显示出与他人之间的差异，与其他墓葬中的随葬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般而言，使用此葬俗的墓葬在墓地中并未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其随葬石范的习俗却明显有别于墓地中的其它墓葬，彼此之间有着显著的区隔，墓主人具有强烈的身份指向和认同意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铸匠墓”③，中国学者将其称为“冶金工匠墓”④。“铸匠墓”是一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对其分布范围、流行时代、文化特征等方面的梳理，有助于了解该习俗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的发展脉络和冶金技术体系。笔者依据埋藏环境及伴生物的发展演变，试图简单梳理西南青铜文化中的此类习俗，以探讨该习俗的文化特点、发展演变及渊源问题，并尝试理解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国西南青铜文化长时段内的关系，凸显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迥异的冶金技术传统。

　　一、西南青铜文化中所见铸匠墓习俗

　　石范即采用石质原料制作的模具，它是人类早期冶铸活动中较常采用的一种范铸技术。公元前3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发明了用于铸造工具和武器的石范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共出土石范480余扇，分布于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行政特区。北方最初制范材料多样，有砂岩、石灰岩、片麻岩、千枚岩、页岩和滑石等，后期基本为滑石;南方地区自始至终以砂岩作为制范的唯一原料，滑石和砂岩是古代工匠最常用的两种制范材料，砂岩最受南方工匠制范青睐。从岩石学角度看，砂岩属于沉积岩，储量大，地表分布广泛，在中国南方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局部地区分布较密集。中砂岩和细砂岩是制范理想的材料，其颗粒均匀，质地细腻，硬度低，适合凿刻型腔，既能保证易于刻制，又能保证铸件质量。砂岩耐火度高，透气性好，南方工匠常选用其作为制范和浇注器物的重要原料⑥。

　　西南地区用石范随葬的墓葬在早期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⑦，如怒江流域的龙陵大花石遗址，该遗址经过前后两次发掘，均出土了青铜器，1987年试掘除了陶片和石器外，还有铜丝出土，1992年在地层发现有铜丝和铜屑的出土，另外还出有石范3件，其中1件可辨为钺或斧范，均用砂岩制成。1件为合范，另1件为单范。墓葬中出土1件，报告中未作介绍，如果当属墓葬中出土，则该墓为云南早期青铜时代随葬石范习俗的开端。发掘者认为该遗址的时代在云南新石器晚期到铜器时代⑧，结合该遗址出土陶器观察，笔者认为时代当在距今3000年左右⑨。大花石遗址中墓葬形制特殊，墓葬在地面表现为一个个由大、小石块垒成的石堆。墓坑上方多为大石，墓壁和墓底极不规整;墓坑内多填充有巨石，出土器物破碎不堪，其形制与组合与地层中同类器相同，除了随葬大量砺石外，还伴出石范。墓内并无人骨发现。发掘者认为是否为墓葬尚存争议。笔者发现该遗址砺石发现甚多，报告的墓葬中均随葬有砺石（为红色砂岩，均有磨痕，其可能承担器物的磨制工作）。结合墓葬中石范的出土，可能预示该遗址的某一特定专业人群的聚居场所，这些人群具有某种特殊职业身份。

　　此外，在同时期的其它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石范，如处于澜沧江中游属于石佛洞文化的那蚌遗址，除了石范，还伴出铜渣⑩、另有桂西南的那坡感驮岩二期遗存（11）、地处黔西乌江流域的瓦窑遗址（12）。这些遗址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均为西南青铜文化的早期，距今：3500——2900年。尽管西南地区目前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或墓葬出土石范相对较少，但该地区的范铸技术是其早期青铜时代出现的标志之一，它肇示着西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到来。尽管该阶段的石范主要出土于遗址中，墓葬的个案较少，但使用石范随葬的习俗已经出现，其与不随葬石范的墓葬间具有明显的身份区分，石范随葬与否可能具有专业分工指向的符号意义。

　　囿于目前该区域西周时期遗存的确认困难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匮乏，此类葬俗在该时期未有明确的证据，对该阶段的文化特征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相较而言，该地区东周时期的材料较为丰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类葬俗在滇西地区较为盛行，可能与此时该区域发达与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有关。其中以剑川鳌凤山墓地最为典型。该墓地随葬石范的墓葬仅3座，占发掘土坑墓的1.38%（总计217座墓），为斧、钺范，两辆相扣，整体呈长方形，范内壁刻出斧或钺形型腔，一端外侧刻有缝线一道。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13）。鳌凤山墓地采用石范随葬的习俗是东周时期最显著的例子。除此之外，同时期相邻地区的遗址中还普遍出现了石范，如剑川海门口遗址和银梭岛第三期遗存（14）、弥渡合家山窖藏（15）。自战国早期以降，西南地区已经进入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时期，洱海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与西南夷中的“昆明”、“嶲”、“徙”、“笮”等族群有着密切的关联。相较当地早期青铜时代，该时段石范出土的分布范围较广，但仍然主要集中于滇西地区（16），这是该地区发达青铜文化相应的产物。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仍然以小型器物为主，工具、饰品最多，兵器次之，尽管与早期青铜时代相比，青铜器种类相近，但数量和制作技术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器形也更加丰富。

　　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这一时段内，在滇文化圈中比较盛行此类葬俗。如嵩明凤凰窝滇墓采集到石范2合4件，质地为红砂岩，1件为锄范，形状近似扇形，残，大小相等。上片为平面，铸锄部位稍凹;下片有铸锄的凹槽，所铸锄为尖叶形。三角形銎，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斧范形状为长腰梯形，大小相等。上片为平面，铸斧部位稍凹;下片有铸斧的凹槽，腰部有两道横凹弦纹，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斧为半圆空首直銎（17）。呈贡小松山第四次发掘M10出土镞范1件（M10:1）。单合范，质地为红砂石，石质细腻，长腰梯形，基本完好。范内刻有一尖叶形镞形凹槽。上端有圆锥形浇口，下端亦有出口浇孔，镞叶面两侧刻复合人字形凹纹（18）。小松山第五次发掘出土石范3合5件。镞和镦范1合2件（M35:1）。上为平面，铸镞和镦的部位稍凹。下片分别刻有镞、镦形状的凹槽共5个，内含尖叶形镞凹槽3个，1大2小;圆锥形镦凹槽2个1长1短，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锛范1合2件（M35:2），红砂质地，长腰梯形，两片大小基本相等，从腰部折断成两块。上片为平面，铸锛部位稍凹;下片有铸锛的凹槽，銎部上端近口处有一椭圆形小坑，之下刻有两道凹弦纹，所铸之锛为半圆空首直銎，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镞范（M35:11）为单范，泥岩，质地细腻，长腰梯形，基本完好。范内刻有——尖叶形凹槽，翼部两侧分别阴刻直径约0.6厘米的圆圈各一个，圆圈内各阳刻直径约0.2厘米的小圆圈，成正方形排列。上端有一圆锥形浇口（19）。寻甸背来头墓地出土石范5件，分别为锄范和斧范。质地均为红砂石，大多残碎，有明显的使用痕迹（20）。该墓地地层中出土了坩埚、青铜炼渣，调查显示背来头墓地附近有青铜冶炼遗址的存在。安宁太极山第二次发掘出土石范2合4件，其中锄范同凤凰窝同类器相近（21），另有矛范1合2件（22）。此类葬俗在滇文化圈相邻地区也有发现，如川西南会理县的瓦石田墓地（23）。

　　西南地区除了随葬石范习俗外，还有与铸造生产相关的伴生品，如铜渣和铜屑或铜范等。东川普车河出土铜炼渣1块，形状不规则，重0.54公斤。该墓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24）。东汉初期，个旧黑玛井汉墓广泛流行的铜渣随葬也可能是该习俗的遗留（25）。红河流域的个旧麻玉田墓地有随葬铜屑的习俗（26）。在西汉晚期甚至出现了铜范随葬的现象，如八塔台墓地铜范，均为合范，M15:4,仅剩一半，宽扁形，为铸造铜簪之范。簪头有花饰，簪针细长，每范铸三支，锥形浇口，两侧各有一个凹窝。铜范背面密布散热乳钉，饰枝杈纹。M69:14,一合，荷包形，为铸造铅弹丸之范。每铸四丸，锥形浇口各有凹槽通向两侧。铜范背面凹凸不平。同墓还出土铅弹丸（M69:6），大小与铜范相近，说明这些器物可能为当地铸造。M69同时也是该墓地目前发掘中规模最大，随葬器物最为丰富的墓葬，铜范的出土可能与墓主人特殊的身份或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该墓的时代推测为西汉晚期（27）。铜范随葬是石范随葬习俗的延续，它凸显了该墓主人的身份特殊，其身份可能不是工匠，而可能是掌控或管理工匠的上层人员。随葬石范的滇文化墓地就墓葬规格而言均不属于滇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在同一墓地中随葬石范的墓葬并未显示出与其它墓葬的特殊之处，除了石范或铜渣外，无论墓葬规模，亦或是随葬品的数量或质料均无差异。除了八塔台M69,墓主人可能为工匠的管理层外，使用此类葬俗的墓主人，可能仅是冶铸生产或制作工匠。这显示出随葬石范的墓葬主人在滇人的社会结构中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可能属于滇人社会结构分层中的中、下层，是一群有着明显职业取向的专业分工群体，通过随葬石范或相关遗物来突出其职业身份。东汉初期以后，随着汉文化将该地区纳入贡纳体系后，当地夷人文化逐渐被汉文化所涵化，夷人文化的多样性特质逐渐弱化，石范随葬的习俗也逐渐消失。

　　西南地区石范随葬的习俗最早见于滇西地区，这与当地早期青铜时代在此发轫密切相关。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材料较少，春秋晚期以后的材料较为丰富，战国早期仍然集中于滇西地区，秦汉时期则以滇文化圈最为盛行，这可能与滇文化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系统相关。此葬俗亦有墓地等级划分的意味，使用此习俗的墓地并不属于滇文化的高等级墓地，而是小型低等级墓地，反映出使用此类葬俗的主人在其社会结构中地位低下，是社会复杂化和专业化的产物，这有别于早期青铜时代此类葬俗仅是职业分工的特征。铜范随葬是石范随葬习俗的延续，并被赋予特殊含义。使用石范随葬习俗的墓地周边地区往往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二者之间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铸匠墓习俗渊源

　　随葬品是死者生前生活与身份的缩影，是死者在死后世界中继续享用生前生活的继续，是视死如生观念的体现。有学者认为以礼器为主的随葬方式强调的是一种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政治地位，而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的随葬方式则似乎比较关心死者在死后世界中的财富和舒适生活，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关系不如礼器所显示的那么密切（28）。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特殊职业的匠人群体应运产生，并与其他阶层形成一定的分野，这种分野在死后用特定的方式来凸显，其中包括是否使用专用器物随葬。石范作为专门的铸造工具，属于特定人群的专属之物，是社会分工扩大化和专门化的产物，其并非专属精英阶层，一般工匠亦可在丧葬中使用。

　　是否使用石范随葬则成为墓主之间职业划分的一个重要标识。这表明墓主社会存在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冶金工匠已经与社会中的其他人群分离，社会生产中主要的铜器都是由专业的冶金工匠铸造。铜器的出现对于早期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而冶金工匠的专业化则促进了铜器制造业的发展，从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这或许也是最初国家都出现在青铜时代的原因之一。因此，冶金工匠在早期社会中往往占据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一般冶金业中心可以分为金属冶炼中心和金属制造中心。冶炼中心主要是完成整个采矿和冶炼过程的地区，而制造中心则是工匠使用原料来制造各种金属器物的地方。目前发现石范随葬的墓葬周边均未发现同时期冶炼的遗迹，说明这些墓主应不是金属冶炼的工匠，而是专门铸造器物的工匠。随葬其生前使用的冶金工具或成品的墓葬确切应称为“铸匠墓”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冶金工匠墓”。它的出现强调了冶炼、铸造的分离，是社会复杂扩大化和冶金技术发展的结果。结合墓地中所出铜器与石范相吻合的特点，出现此类葬俗的墓地往往可能有着一个独立的铸造中心，并有特定的产品形式。而专业工具能被主人随葬，也表明当时冶铸业尚未纳入政府或部落的统一集约化管理，更多是小规模的冶铸作坊。如果是统一大规模的金属制造业，铸范工具通常不会属于个人，如陕西省扶风县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29），地层和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铸范等铸铜工具，但遗址周围发掘的被认为是冶金工匠的墓葬却没有随葬大量的冶金工具，而且这些冶金工匠集中埋葬（共35座墓葬），都说明李家西周铸铜作坊的冶金工匠已经被纳入统一的管理，他们完全是为他人或者政府铸造铜器。这种习俗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的艾斯克霞而M1（该墓随葬了大量墓主人加工器物的工具，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中也可发现。

　　石范随葬是西南地区青铜时代一种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丧葬习俗，除西南地区外，在岭南地区也有发现，如香港的过路湾墓地（30）、广西元龙坡墓地。在元龙坡墓地中，此类葬俗发现较为典型，该墓地共出土石范六套，另有残件36件，均为红砂岩质，可辨器形有钺、斧、镦、圆形器、镞、叉形器。范呈长方椭圆形，正面扁平，刻凿各种模型，浇注口也作椭圆形。有些范内有显著的烧焦痕迹，表明已经被使用过，属于实用器物。另外墓室中多发现有砺石随葬，可能是与石范铸造相关的工具。该特点同大花石墓葬中的习俗相近，进一步可推测大花石出现此类葬俗的遗存为墓葬的可能。另外1件（M174:3）表面上刻有蛙形纹饰和双十字，其中蛙形纹饰同成都金沙遗址的蛙形金饰如出一辙，二者之间当有某种关联，该墓地时代发掘者认为上限可至西周，下限至春秋时期，大部分年代集中于距今2900——2700年（31）。M147除了随葬石范外，还出土铜卣，这是整个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是否有特指意义，还需进一步观察。华南地区目前以过路湾墓地石范随葬习俗出现最早，距今3500年，该时段同西南地区大花石墓地时代相近，几乎在同时西南和华南地区出现了此葬俗，而同期遗址中亦有大量石范的出土，显示该时段该区域已经进入早期青铜时代（32），该习俗是当地早期青铜时代的产物，是青铜时代职业社会分工专门化和扩大化的结果。西周至春秋时期广西西部元龙坡墓地此种葬俗盛行，具有显著的身份意义。

　　如果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展，则发现此类习俗在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墓葬中亦有发现，如能诺他中期墓葬出土石范和坩埚（33）。在越南东山文化中常见此习俗，如嘎村遗址M42随葬有石范和坩埚及铜矛和鼎乡墓地出土的石范（34）索尔海姆认为能诺他遗址用砂石合范铸造青铜斧的时代，肯定超过公元前2300年，或许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比印度已知最原始的青铜器早500年，也比中国任何青铜器早1000年（35）。傅宪国先生认为现今泰国发现的青铜器来说，公元前2000年这个年代还是过早了。有迹象表明，泰国目前发现的部分青铜时代遗存，其年代当不会超过公元前1500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泰国今后将会有属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甚至更早的红铜/青铜器的发现（36）。笔者亦认为西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在距今3500——2900年就已经出现，不同地区并非同步出现，而是有着明显时差和不平衡性。但西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与华南和东南亚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出现几乎同步，这当不是历史的偶合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它们极有可能是受到同一冶金技术系统影响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东南亚地区或华南地区缺乏另外的冶金技术系统渊源，而是在当前研究下，尚不具备对其独立起源讨论的条件，由此，需要透过更广大的视野来寻求其发展轨迹，随着西南早期青铜时代演进历程研究理念的逐步改观和考古资料与研究的累积，深受欧亚草原冶金技术系统的中国西北冶金南渐之路逐渐清晰，为本文提供了讨论的契机。

　　石范随葬的习俗是伴随青铜时代出现的产物，它也是社会发展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识，石范意味着有意识铸造青铜器行为的出现，同时也是其社会分工专业化和阶层分化的体现。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观察，该习俗最早出现于中国的西北地区，火烧沟墓地中就出现了此习俗，研究认为该石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时代最早的铸箭镞石范。火烧沟墓地出土铜器中青铜数量超过红铜。火烧沟墓葬距今3700年左右，约与夏代同时（37）。分布于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克尔木齐文化中亦可见到此习俗的存在，该文化是新疆最早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38），M17出土了两件石范（39），这可能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用石范随葬的习俗。公元前2000年前后，西北地区随葬石范例证的存在，使得我们将寻找此类葬俗源头的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地区，而该地区属于欧亚青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演变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冶金工匠墓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数量都很少，但这类墓葬对于各地冶金活动的研究意义重大，很早就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早期青铜时代北高加索地区的迈科普文化（Maikop）曾发现一座冶金工匠的墓葬，墓主人为男性，屈肢葬，头朝东南向，随葬品放置在脚边，主要包括陶制的管銎斧铸范、铜锛铸范、陶坩埚以及石锤和石管銎斧。该墓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而在同时期东欧草原地区的竖穴墓文化（Pit Grave）中也发现了两座冶金工匠墓葬，随葬品主要是管銎战斧的铸范和石砧、石锤等冶金工具（40），这些冶金工匠墓的发现表明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迈科普文化和竖穴墓文化中已经存在着专业的冶金工匠和较为成熟的铜器制造业，同时管銎战斧铸范的多次发现，也说明当时武器在铜器制造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这种习俗在欧亚草原晚期的青铜文化中也有发现，如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辽宁东沟道下墓葬，该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板墓（41）。此类葬俗在该地区的存在，表明了这些地区均存在着独立的铜器制造中心，该地区的铜器应是当地制造，不是从外地输入的。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冶金技术系统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42）。公元前5000年，石范技术最早出现于欧亚草原西部，公元前4000年，在中亚西部草原地带有所分布，公元前3000年末前后，范铸技术进入中亚草原北部萨彦—阿尔泰地区。在这个时期，范铸技术在中国西部出现，公元前3000年末到公元前2000年中叶，青铜文化在新疆东部、甘青地区骤然兴起，并领一时之先（43），该区域亦成为中国境内青铜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策源地，西北青铜文化的兴起是欧亚草原地带青铜冶铸技术、青铜文化不断向东传播的结果，尤其是石范技术的东传（44）。欧亚草原的早期青铜文化（45）就已经出现了用石范随葬的习俗，这个时期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均未发现此类葬俗，同时东南亚地区亦尚未进入青铜时代，故不见此葬俗，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铸匠墓”传统为了解西南青铜文化中的同类习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从上述可知，用石范随葬的习俗是中国西北和华南及西南地区青铜时代一种常见的丧葬习俗，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在欧亚草原中部的阿尔泰地区克尔木齐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公元前1500年左右该习俗逐渐扩散至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这个时期正好是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初始期，也几乎在同时，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出现了此类葬俗。东南亚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和冶金技术系统与地处欧亚草原中部的西伯利亚南部技术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46）。这里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器物类型学和技术上的共通点（合范模具的使用）之外，人类行为上亦有共通点（丧葬习俗），即将金属匠人与他们的手工艺品一起埋葬（铸匠墓）（47），此亦见于泰国（48）及欧亚（49）地区青铜时代的遗址。此种习俗在中国西南地区晚期青铜时代墓地中有着较多的孑遗，东汉以后随着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拓殖，该地区被纳入汉文化的贡纳体系之中，其金属冶金技术系统发生相应的改变，石范随葬的习俗也逐渐掩埋于尘埃之下。

　　三、初步认识

　　铸匠墓习俗在西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至当地晚期青铜时代，尤以滇文化圈最为突出。该习俗较为集中于滇文化的中、下等级的墓地中，高等级墓地中并不显著，该习俗有着明显的职业分层或社会分化的意义，是专属金属工匠职业分层中的重要标志之一。“铸匠墓”习俗是西南地区青铜文化迥异于中原青铜文化的特质之一，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其文化渊源可能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该习俗最早出现于欧亚草原的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中国西北地区出现，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先后出现，东南亚地区也在该时段出现了此类习俗。相反，尽管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青铜冶铸工业和强大的王权结构，但该习俗在青铜时代华夏中心地区一直未有显著的体现，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冶金技术系统源流所导致的技术管控体系不同，即王权政治与神权政治社会组织体系的差异，中原王权体制有力控制了资源生产和技术的输出，而神权政治分散的组织形态使得其对于资源生产和技术管理的整合缺乏有效管控。这同时也显示出中国西北、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技术系统可能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目前各方面环节或节点的证据还略显欠缺，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青铜文化彼此之间所存在的共性特征，构成了理解彼此文化之间关联的“链条证据”，并成为了解上述地区青铜技术传统传播与演变的一种途径。为此，了解西南边缘地区的古代文化，应特别重视中国边缘地区多元的发展范式和阐述语境，从而贴近历史的“真相”。随着近年东南亚早期青铜文化内涵研究的拓展，二者之间青铜器除了类型和技术体系相近外，铸匠墓也是欧亚草原与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共同的传统习俗之一，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此类葬俗的研究对于了解欧亚草原金属技术系统与东南亚金属技术系统交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尽管目前二者之间仍然有着许多的缺环，不仅有时代和空间层面上的断裂，还表现在形式和内涵上的差异，如东南亚青铜时代广泛存在的坩埚遗存，在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遗存中一直缺乏，此情形的发生既可能是地方差异，也可能是其金属技术系统来源的多元化反映，其中缘由尚需进一步深究。铸匠墓习俗的存在，链接了二地的青铜技术系统，丰富了历史想象的空间。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区是指云南全境、黔西、川西南、川藏交界地区及广西西部一带。

　　②本文所指青铜时代上限可至距今3500年，下限至东汉初期;其中可分三期，早期距今3500——2900年，中期距今2900——2500年，晚期距今2500——2000年。

　　③V.C.Pigott and R.Ciarla;"On the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The View from Thailand",in S.La Niece,D.Hook and P.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es: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Archetyp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2007.pp.85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战国铸铜工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9期;岳连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锩钢工匠墓初论》，《考古与文物（先秦考古卷）》，2002年，增刊;宁满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丰宁土城东沟道下山戎墓》，《文物》1999年第11期。

　　⑤M.J.Lessiter.Timeline of Casting Technology.Modern Casting,2002（11）：43-51.

　　⑥杨瑞栋、李晓岑：《云南曲靖市董家村石范制作技术的调查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11年第6期。

　　⑦（32）周志清：《西南早期青铜时代刍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三）》，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⑧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龙陵县大花石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

　　⑨该遗址碳素数据（热释光第4层为：3532±170年和第5层为4017±90年，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54——56页：昌宁达丙营盘山遗址碳素测年为：3304±82年，即公元前1354±82年。王大道：《昌宁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80、281页。

　　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临沧市那邦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

　　（11）韦江、何安益：《黔西那坡感驮岩发现石范》，《中国古代铜鼓研究》，2000年第十六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0期。

　　（1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何风桐：《毕节青场新石器》，《贵州文物》，1982年第1期。

　　（13）阚勇、熊瑛：《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1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15）张昭：《云南弥渡合家山出土古代石、陶范和青铜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16）周志清：《南丝路上的早期金属工业》，《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

　　（17）嵩明县兰茂博物馆：《嵩明凤凰窝古墓群调查简报》，《云南文物》，1991年第30期。

　　（18）胡绍锦：《昆明市呈贡小松山古墓群发掘简报》，待刊。

　　（19）资料现存昆明市博物馆考古部。

　　（20）（21）资料现存昆明市博物馆。

　　（22）王大道：《云南出土青铜时代铸范及其铸造技术初论》，《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23）陶鸣宽、赵殿增：《四川会理县发现瓦石田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5期。

　　（24）熊正益：《云南东川普车河古墓葬》，《云南文物》，1989年第26期。该炼渣系采集，是否为墓葬出土尚需进一步工作。

　　（25）发掘者认为墓葬出土铜渣、锡饼等矿冶遗物，表明墓主与采矿及与矿业经济有关的人群。墓主为移民，来源复杂，既有南越如“赵喜之印”和提梁壶上的“赵”氏铭文，可能与南越派驻的矿产经理人有关。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个旧市黑玛井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62——163页。

　　（2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个旧市麻玉田青铜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3期。

　　（2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塔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1、112、184、185页。

　　（28）蒲慕洲：《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中华书局，2008年，第194页。

　　（29）杨永林：《西周青铜器制作之谜有解了》，《光明日报》，2004年4月16目。

　　（30）前1500-1000年;Meacham,W.,Archae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Island,（Hong Kong:Hong Kong Archaelogical Society,1994）pp.155-186; 邹兴华：《论香港及临近地区出土铸铜石范》，《铜鼓和青铜文化的再探索》，《民族艺术》1997年增刊。

　　（3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33）该墓地发掘总面积339.5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05座。贝亚德将其分为三期。早期，包括三段，约当公元前3500年——前2500年，出土物包括陶器、稻谷以及牛和猪的遗骸。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青铜器的发现。中期，包括八段，约当公元前2500年——公元200年，出土物有陶器、砂石合范和坩埚等。晚期，包括六段，年代大约为公元1000年至今。晚期与中期之间尚有一段缺环。Bayard,D.T.1971,Non Nok Tha:the 1968 Excavation:Procedure,Stratigraphy,and as ummary of the evidence.University of Otago:Studies in Prehistoric Anthropology Vol.4.Dunedin,New Zealand; 1977.Phu Wiang Pottery and the Prehistory of Northeastern Thailand.Gert-Jan Bartstra,Willems Arnold Casparie and Ian C.Glover （eds.）。Modern Quater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Vol.3.

　　（34）转引自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9、331页。

　　（35）Solheim,W.G.Ⅱ1971,New Light on a Forgotten Past.National Geographic 139（3）。尽管发掘者和泰国的部分考古学家坚持认为，能诺他遗址青铜器出现的年代至迟应在公元前2500年，Bayard,D.T.1979,The Chronology of Prehistoric Metallurgy in North-east Thailand:Silabhumi or Samrddhabhumi? R.B.Smith and W.Watson （eds.），Early South East Asia:Essays in Archaeology,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36）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37）孙淑云、李延祥：《中国古代冶金史专论》，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38）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39）王博、祁小山：《新疆石人的类型分析》，《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在一座墓葬附近还出土有铸造铲、匕、锥等铜器的石范母一套。”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40）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25.

　　（41）丰宁满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丰宁土城东沟道下山戎墓》，《文物》1999年11期;b.白光：《河北丰宁早期墓葬综述》，《文物春秋》2008年1期。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52——275页。

　　（42）L.G.Fitzgerld-Huber,"Qijia and Erlitou: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Early China,Vol.20 （1995），pp.51-52.; J.Mei,"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121 （1995），pp.1-39.

　　（43）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相关问题的新探》，《中国边疆考古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2005年。

　　（44）刘学堂、李溯源：《新疆新发现的铸铜石范及其意义》，《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

　　（45）欧亚草原文化的初始期：公元前3千纪—前2千纪。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46）怀特等人认为：“公元前2000的西伯利亚南部为东南亚冶金系统的源头。……早期东南亚金属器物的初级技艺可被认为是是西伯利亚南部技术系统相对直接与完全传播的产物。”乔伊斯·怀特等：《东南亚青铜技术起源新论》，《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47）乔伊斯·怀特等：《东南亚青铜技术起源新论》，《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48）C.Higham,"Recasting Thailand:New discoveries at Ban Non Wat",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Vol.31（2008），pp.38-41; V.C.Pigott,"Reconstructing the Copper Production Process as Central Thailand",in S.M.M.Young,A.M.Pollard,P.Budd and R.A.lxer,eds.Metals in Antiquit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No.792），Oxford:Archaeopress,1999,p.13.

　　（49）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Cc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