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

  在长达数年的酝酿及耐心艰苦的准备后,中国民族博物馆实现了搭建一个全国规模的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平台的愿望。8 月1 日至2 日,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的以“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收藏、展示与诠释”为主题的首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致力于满足我国民族类博物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对于理论指导的迫切需求,同时引导国内民族类博物馆将自身工作实践加以系统总结和升华,为形成相关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类博物馆在一步步深入推进自身收藏、研究、展示、宣教等事业的实践活动中,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理论匮缺对于业务实践的制约,同时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将自身独特的工作实践加以系统总结以升华为理论体系的重要性。中国民族博物馆正是在积极寻求开展自身理论研究突破口的过程中,在认真探索具有中国民族博物馆特色的科研学术路径的时候,建立起了对于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博物馆人类学以人类学理论对博物馆业务实践加以指导,同时对博物馆的组织与运作机制加以深描、阐释与解读,这两个维度所构成的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在西方国家开展较早,并已取得较大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博物馆人类学研究较为薄弱,并一直未能形成聚合性力量。

  在首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发表致辞称:“我们认为开展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正是民族类博物馆自身性质和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是解决当前中国民族类博物馆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和一系列业务难题的良好科学工具。”

  此次研讨会自发布征稿信息以来,反响强烈,共收到80 多篇来自海内外的论文。在经过认真评审后,主办方邀请了46 位论文作者到会参与研讨。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研究馆员,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 迈克尔·罗兰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张展鸿教授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潘守永教授作了主题演讲。研讨会以“物、展览与博物馆实践”“博物馆与认同建构”“知识、记忆、历史与认同”“博物馆阐释与反思”“商业化、遗产化与博物馆”“非遗、技艺的博物馆表达”“教育与公共参与”“博物馆中的世界、东方与中国”以及“接触、冲突、争议”为题组织了11 场专题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本次研讨会所涉及的论题十分深入、广泛并具有前沿性,对我国博物馆理论研究将产生重大的推进作用。

  在闭幕式上,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总结说:“正是由于实践与理论的双重自觉,才使博物馆人类学研究走向了一个历史性聚会;也正是实践与理论的双重自觉,才使中国民族博物馆划亮了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一团大火。”她指出:“就论题的广泛程度,就问题所论述的深度,就实践所覆盖的层次,首次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对于中国博物馆研究的理论话语来说是一次极大的丰富,对于中国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则具有巨大价值和突破性意义。”

  主题发言摘要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

  大力推动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是中国民族博物馆的职责与使命

  中国民族博物馆不仅应当把自身开展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当作实现学术立馆、学术兴馆的重要途径,还应当积极地在全国民族类博物馆行业中,大力倡导和推动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这是因为,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必将极大地助推全国民族类博物馆领域形成以科学理论引领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助推全国民族博物馆行业实现理论创新性发展的良好局面。因此,我们自觉地把在全国民族博物馆领域大力推动博物馆人类学的开展,作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一个职责与使命,作为我们实现中国民族博物馆自身功能定位的内在要求。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

  当代社会维度中的博物馆是否需要重新界定

  当今博物馆社会角色已经、正在或可能出现的调整和变革,为包括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在内的所有博物馆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新条件、新可能、新挑战和新方向。过去四十多年间,影响博物馆发展的外部和内部应力持续聚集,“传统的”或者说“主流的” 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已经发生变化,曾被视为经典的文艺复兴式的欧美博物馆的脆弱血管,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博物馆的变革已不可避免。作为与博物馆密切相关的学科,包括遗产保护和人类学在内,均对当今博物馆从理念到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人类学研究的一些新动态,不仅仅反映在传统的民族志博物馆中,而且大踏步进入人文历史和艺术博物馆领域;同时,博物馆人类学的新进展,从实现博物馆功能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民族志物品的意义阐释以及文化建构等一系列行为,到对博物馆功能的人类学分析和反思,都尤其引人关注。总之,在新的社会维度中,我们也许需要重新定义博物馆。而在此过程中,期待此次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的智慧和成果,能为关于重新界定博物馆的国际性讨论做出有益的贡献。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迈克尔·罗兰( Michael Rowlands)

  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

  20 世纪前期,拉德克里夫-布朗引发的社会人类学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民族学则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建构民族一体性的资源,在博物馆中继续发挥作用。受此影响,物质文化研究衰落,语境与文本成为知识的重要来源,而“物” 被放在社会语境中加以理解。20 世纪后期开始,物质文化研究明显复兴,人类学与考古学出现了大量关于物质性的争论,民族学关怀正在重整旗鼓。通过关注物件的通感和外观,而不是解读他们在社会语境中的意义表象,博物馆中的物质收藏变得更具有可知性。欧洲16-17 世纪宗教战争中的破除偶像运动与宗教圣物隐匿化,正是世俗博物馆的起源之一;而18-19 世纪塑造文明国民的需要,则导致了博物馆由私人转为公共。分析并反思博物馆之物看似冰冷而无生命的原因所在,应当把物品自身视为目的来理解和欣赏,物品/物质本身具有独立于人的意图的自主性,应避免把意义强加于物。此外,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发展与欧洲不同,但如何评价博物馆中所收藏、展示的那些物的价值?这始终是一个普遍问题,在中国的当下仍然值得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展鸿教授

  从近代木器看现代社会变迁——笔筒、托盘和檀香扇

  几样小物件(笔筒、鸦片托盘和檀香扇) 的案例,其流传经历、制作与装饰方式,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审美旨趣、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评判标准等相关信息,具体而微地反映出社会文化变迁、区域交流互动等。其中的黄花梨笔筒,反映了明清两代社会文化变迁中,由于审美旨趣的差异而对旧“御制” 之物进行再创造的历程;而出产自越南的鸦片托盘的装饰性文字,更提供了数百年间中越文化交流互动的生动图景,折射了明清时期中国对越南文学故事与诗词创作甚至造字表意的影响。这些小物件之介入历史叙事,启发了博物馆在开展藏品研究与运用藏品进行叙事时的思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潘守永

  边界与介入——博物馆学抑或博物馆人类学

  在中国语境下,博物馆学或博物馆人类学受到考古学为主流的学科制约,学术与知识领域的发展均不完备。当前中国语境下的博物馆人类学有两层含义,即在博物馆从事人类学和关于博物馆的人类学,二者发展都是不完善的,尤其是前者,因此尚未形成独立清晰的学术边界。反思作为机构的博物馆在当下的问题所在;同时反思作为知识与学术领域的博物馆在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的匮乏,以及作为学术问题与讨论对象的博物馆人类学在学术活动上的缺失……在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很少有新的概念从博物馆产生,这一现象值得提出与关注。博物馆的职能之一是从事物质文化研究,而物质文化中鲜有概念自博物馆中产生;更多的是从其他领域产生的知识、概念、方法被引入到博物馆中。因此,应大力呼吁在博物馆领域中,人类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深度介入。

  专题发言摘要

  物、展览与博物馆实践

  ·“从物到人”:一种博物馆观念的反思·

  当代博物馆学界存在一个共识性的命题,即强调公众在博物馆理论与实务中的优先性,以消解物件长久以来的主导地位。由此,该观念衍生出诸如“公众服务” “从物到人” “以人为本” 等一系列有关博物馆重置的话语表述。曾经处于相对失语状态的公众成为学界竞相关注与书写的热点,集中体现为市场营销、文化权利、社会包容、学习体验等研究议题上。但事实上,“从物到人” 的观念远非将关注的重点由博物馆对象转向博物馆公众如此简单,更重要的是还应包括隐藏在对象背后的个人与群体,甚至连博物馆专业人员也不例外。也就是说,“从物到人” 的观念旨在从以证据(物件) 为导向、强调实证与秩序的博物馆迷思中走出来, 迈入以合作(人) 为主导、强调人文与关系的博物馆新视界。

  ——尹凯(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作为方法论的民族文物·

  将物品从原生环境中剥离出来的收藏行为,使博物馆藏品陷入意义丢失的困境。而人类学整体认知理论有可能对此困境完成一次方法论拯救,即通过探究和还原民族学文物在其原生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意义,从而呈现出藏品的真实价值,并揭示出藏品背后的文化价值系统。这一方法论可望构建一个关于博物馆藏品的完整意义解释系统,并引领博物馆将其工作内容不仅局限于收藏与保护文物本身,而且延展到对于文化遗产的整个价值体系的保护与珍藏。与此同时,民族文物的方法论意义,还在于它带来一个新博物馆认识论,即建立在文化主体间性基础上、倡导跨文化对话的博物馆价值认知范式。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

  博物馆与认同建构

  ·经由金门走向世界:打造“活的闽南文化岛”的经营与实践·

  金门位于海峡两岸之间,它固然是个战略要地,但也是两岸交流的中继站。近年来金门致力于发掘自身的文化遗产,包括过去一个期间的战地文化以及闽南与侨乡文化。这些文化不仅是台湾本岛所欠缺的,同时通过两岸的交流与合作, 还能重现金、厦、漳、泉往昔共有的历史记忆,从中发展世界文化遗产。此一文化发展策略试图将过去的“负面世界遗产”(对抗、战争、悲剧) 转化为具有教育示范意义的“正面世界遗产” (和解、和平、喜剧),让整个金门变成一个“生态博物馆岛”。

  ——卢根阵(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

  ·社会“路径”的扩展:堤堡文化中心及其当代艺术展示·

  博物馆学发展至今,除了关注原有的收藏、展示、研究等功能,更需探问如何从族群或社群自身出发呈现文化的观点与诠释。当代博物馆藉由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物与文化交互影响,已成为物与人、人与人之间建立关联的重要场域。在大洋洲,博物馆实践发展出一种新型态“文化中心”。以美拉尼西亚岛屿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的堤堡文化中心为代表,岛上主要原住民族卡纳克人在历史、社会变迁中寻求文化认同再建构的过程,成为当代博物馆实践值得探究的案例。

  ——林皓贞(台北艺术大学博物馆研究所)

  知识、记忆、历史与认同

  ·宇宙、风车、博物馆:知识生产的多元路径·

  当苗族服饰这一人造物被置于生产和意义关系中时,苗族女性、研究者(收藏家) 和博物馆三者对其图案纹样展开了不同的阐释路径。苗女讲述的故事与个体实践、收藏家的质疑和考证、博物馆的分类与空间叙事,使得苗族服饰在商品市场和遗产观中“被发现”,并呈现出复杂的知识——权力关系。为此,在博物馆中关于苗服的知识生产成为一个典型案例,据此可观察在他者—我者—世界三者共同对话、彼此参与的语境中,博物馆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主体,是如何以其特殊“场所” 的具身主体性,重构“物” 的生命轨迹,并对民族及其文化做出新的表述。

  ——吴洁(中国民族博物馆)

  ·西北文物展览与民国时期边疆治理·

  近代中国的民族博物馆除了发挥开启民智、实现社会教育的功能之外,更是与民族复兴以及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相勾连。此时期中国人类学与博物馆在共同的历史使命下趋于合流,边疆文物搜集和边疆博物馆建设不仅承担起收藏、展示“原始文化”物质证据和民族志材料的职能,同时也肩负起为边疆治理提供可供参考的资料,向公众介绍边疆,消除民族间隔阂,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和民族复兴的职责。在寻求民族复兴、民族国家建构以及人类学学科初建相交织的社会背景下,掀起了边疆博物馆建设的呼声。探究民国时期边疆博物馆及边疆文物收集如何介入边疆治理、民族关系重建及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

  ——杜辉(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博物馆阐释与反思

  ·制造“我们”:反思民族博物馆叙事体系·

  由于历史与政治等多重因素,本应与人类学科关系密切的民族博物馆,已经成了中国甚至世界博物馆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功能与目的在于构建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地域之内,以及各民族与国家之间自古以来的一体性。但由于缺乏人类学的知识支撑,又受到历史学与考古叙述方式为主导的综合博物馆叙事方式影响,民族博物馆的叙事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何在历史上寻求符合其功能需要的依据,完成其被赋予的社会文化责任?又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博物馆作为衔接地带的身份,使其表述具备与世界人类学发展对话的基础?人类学的学科视野与理论框架可为民族博物馆的表述提供新的可能。

  ——罗攀(中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学院)

  商业化、遗产化与博物馆

  ·旅游化城镇的“地势”突围·

  在依赖旅游业的名城古镇里,一些原住民将私宅定位为“私立民居博物馆”,营造出特殊的公共空间氛围,从普遍异化的古城空间形态中突围而出;自身也在经历了资本寒冬后,被吸纳进政府扶持的文化场所整体布局。在这样的案例里,民居博物馆根据文人精英的构想和合作网络,打造出表面“日常”实际“反日常”的空间气质;主人通过“具身性”的讲解,和游客一起以描述的方式体会场所;情感、记忆、知识并非以“展板”的方式生硬地刻入游客的认知,而是在主客对谈的过程中有机生成。

  ——李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生态博物馆与遗产旅游的人类学研究·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博物馆形式,强调社区参与、文化遗产动态保护、记录文化变迁等,其理念与混合现代性不谋而合——它主张遗产保护的同时不能阻碍村落的发展,是观察并记录民族文化由传统到现代这一过程的“实验室”。因此,关注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现代性表述是生态博物馆实践的重要部分。在社区与博物馆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社区参与的主体意识,避免旅游开发中伪文化、文化商品化等现象的出现。

  ——金露(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教育与公共参与

  ·谁的展览?谁来看?——博物馆展览与策划的社区参与性探讨·

  社区调查结果显示,除了特定的观众群体如外地游客、退休老人、学生、专业人士之外,城市里生活工作的主要群体和博物馆并无关联。博物馆沦为城市中的边缘设施。我国博物馆如何参与城市生活并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如何让展览成为社区与公众认同的展览?这些问题引出对博物馆的身份构建和文化认同问题的探讨,这有赖于进一步探讨博物馆实现社区参与,实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文化和艺术,我们的博物馆和展览”这一理想的可能性。

  ——邱玮(云南省博物馆)

  ·博物馆与文化多样性·

  观众参观博物馆,不仅寄望于展示的可观赏性,更期望读懂文物、看清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回归——对展览本身需求的回归。因此,从人类学角度对文物进行全方位剖析尤为重要。在编写陈列大纲的过程中,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文物所反映的知识、信仰、艺术以及风俗等层面进行分析,展示文化多样性,势必使文物的展示更加立体,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物,而是物背后的人类文化,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才会发挥得更为显著。

  ——李秋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供稿:中国民族博物馆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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