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书稿

　　树碑立传，请名流、名士操刀作文为惯例，以假名流、名士之名流传后世。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硕儒，其所撰的墓表，受者无疑享有尊荣。《民国政要手迹》中有《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书稿（如图），详察墨迹，落款处有“孙世扬”的印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此作应为章炳麟撰、孙世扬书。孙世扬（1892——1947年），浙江海宁人，在北大上学时，和曾缄、范文澜等师事黄侃。后任章炳麟的家庭教师兼秘书，最后拜在章炳麟门下。章炳麟在苏州讲学时，门生各有分工，朱希祖讲《史记》，孙世扬主讲《诗经》。抗战后，孙世扬不顾家难，拼全力保护章炳麟的手稿及其它珍贵资料，见证人之大德。

　　此帧墓表草稿书风率真纵逸、大朴不雕，随意而出，妙笔生花。运笔细微处，只在毫厘，但丝毫不影响那些细微而巧妙的变化，笔笔到位，枯润对比，粗细差别，脉络分明，如正文第1列“十九路”3个字、第2列“蒋光鼐”3个字，笔势飞动，第4列中部“人”字，笔画稍枯，清晰可见，再如第6列“广州黄花岗”5个字，一气呵成，尤其是“州”字，三点各不相同，率意清秀，非有超人的功力而不能为之。其有些字形中的点画，运笔虽简约、简洁，但却笔断意连，意味深长，从中可以看出鲁公笔意和写经体风韵。赵之谦曾说：“积学大儒，必具神秀;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由此可见，学问修养既是人生的基础，也是艺术的基础。细察此作，其用笔、体式、气息与颜鲁公《祭侄稿》多处相合，岂非巧合？

　　在当代，因为展览的推动，书法作品的尺幅越来越大，大家竞相创造“巨无霸”，玩弄“天下第一”的噱头。就整个社会而言，“轻型化”是潮流，洗衣粉的包装愈来愈小，自行车车轮直径小得不能再小，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唯独书法例外，尺幅庞大，让人奇怪。古人所谓的“把玩”，就是留在指掌间，一把折扇，一纸尺素，皆令人流连。如今的书法作品，少于两人同时在现场，不易展开，有时尺幅太大，写起来胳膊伸出太长，时间久了容易酸痛，无法闲适从容，故佳作难出。现代的书法，因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出现，反使得书法边缘化了，书法成为一种职业，但不是整个民族文化人的共同爱好，这本身就有巨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