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与空间利用

　　学界对宋代户均口数意见虽有分歧，但多数仍取户均5口之数。（17）若据户均5人，则天禧五年开封外城城区内的约97 750户，折算为488 750人，接近50万人。

　　宋代户籍登记系统登载的户数能达到的最大范围是全体主客户的户数，其他人口则不在登记之列。因而，东京的实际人口不仅包括上述户籍范围内的人口，还包括非户籍的人口。由于缺少直接记载，学界对于非户籍人口的范围及数量估算存在一定分歧。有关东京人口数量估算所出现的争议，也主要缘于非户籍人口数量的模糊。

　　陈振先生认为，在天禧五年前后的开封，普通居民约11万户，每户7人，为77万人;禁厢军134 000人;军属约130 000户，每户4人，为268 000人;城内与近郊的僧道以2万人计，四项合计119万多人。此外，开封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这一时期的开封人口是120万人左右，到北宋晚期的12世纪初，开封的普通居民增至14万户以上，而禁军数量大为减少，最后只有3万人左右。两相抵消，开封仍应有120万人左右。（18）陈振先生的统计中，户籍人口是77万，非户籍人口是43万。

　　周宝珠先生认为，非户籍人口合计约50余万。其中皇宫人数，北宋末年在1万以上;官府各机构及皇室成员，加上官营作坊的工匠及看管的兵校，人数约在10万以上。驻军，北宋中期以前有20万或18万左右。军队眷属不在一般户籍之内，总人数不会少于在京的经常驻军数。僧尼道士二三万人，是所谓僧籍、道籍，不在民籍之中。（19）笔者认为，皇宫、官府各机构及皇室成员，还有官营作坊的工匠及看管的兵校，应当是统计在户籍之内的。扣除这部分约11万人，非户籍人口大概有40余万人，与陈振先生的估算基本吻合，应当是相对合理的人口数据。

　　东京非户籍人口构成大致有七类：一是禁军、厢军及其家属;二是参加省试或求学的外地士子;三是僧侣、道士;四是妓女;五是进城谋生的商贾及小手工业者;六是游民、无赖;七是因灾荒而转入城市的流民。其中禁军、厢军有半数居于内城西北部的军营，其他六类人多是逐繁华而居，大都集中于外城城墙范围之内。再加上户籍人口约50万人，东京外城城墙范围内的人口总数大约90余万。

　　（二）东京人口密度再探讨

　　关于东京人口密度，学界多有讨论，但估算结果有较大出入。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估算存在较大偏差以及城区范围界定不一致两方面。学界在讨论北宋东京人口密度时，主要基于三种不同的地域范围：一是整个开封府（包括10余个属县）的人口密度。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元丰元年（1078）和崇宁元年（1102），分别是10.3、13.6、15.1户/平方公里，若按户均5口折算，分别是51.5、68、75.5人/平方公里。（20）二是东京城区及开封、祥符2县范围内的人口密度。据估算是2万人/平方公里。（21）三是开封外城城墙以内的人口密度。据估算是1.2万—1.3万人/平方公里。（22）

　　北宋开封城共有三重城墙：外城、内城与宫城。遗憾的是，对于内城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学界以前尚未有过估算。事实上，内城、外城及城外的人口密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基于不同城区范围的面积及其对应的人口数量来估算人口密度才更能接近史实。

　　1.第一圈层：宫城。《宋史》载，“宫城周回五里”。（23）据考古勘探，北宋宫城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其东、西墙各长约690米，南、北墙各长约570米，四墙全长2 520米左右，与前述记载大致吻合，面积约0.393 3平方公里。作为明清皇宫，北京紫禁城的面积是0.72平方公里，几乎是北宋皇宫的2倍。皇宫人数，北宋末年在1万以上，所以皇宫内的人口密度约2.5万人/平方公里。

　　2.第二圈层：宫城城墙与内城城墙之间。内城，又称里城、旧城，是在唐汴州城基础上修建而成。考古勘探得知，整个内城略呈东西稍长南北略短的正方形，四墙全长约11 550米左右，与文献记载的“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基本吻合，（24）面积约8.338平方公里。内城包括开封县左军第一厢和左军第二厢、浚仪县（后改祥符县）右军第一厢和右军第二厢，天禧五年共32 550户，按每户5口，共约162 750口。加上户籍之外的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居住或活动于内城，保守估计按50%估算，也有约20万人，合计共约36万余人。前述内城面积约合8.336平方公里，扣除宫城面积0.393 3平方公里，这一圈层的面积约7.942 7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4.5万余人/平方公里。

　　进一步，内城密度最大的区位分别是位于内城东北部的左军第二厢，其次是位于内城东南部的左军第一厢，位于内城的西北部的右军第二厢，位于内城的西南部的右军第一厢。内城右军第二厢虽然户籍人口只有约700户，但这里是军营所在地，有着大量的驻兵，因此人口密度并不小。

　　3.第三圈层：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之间。经实测，外城东墙约7 660米，西墙约7 590米，南墙约6 990米，北墙约6 940米，四墙总长29 120米，合今58华里。按宋太府尺，1宋里约合553公尺，58华里约折合50宋里，也大致符合于文献记载：“（外城）周五十里百六十五步”，（25）合计外城面积约为53平方公里。（26）扣除内城面积8.338平方公里，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之间的面积大约44.664平方公里。相对前文估算的外城范围内的人口数大约90余万，扣除内城人口36万，还有54万。因此，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之间这一圈层的人口密度约为1.2万人/平方公里。

　　总的来看，北宋东京人口密度首先呈现出圈层式的分布特征。第一圈层宫城的人口密度约是2.5万人/平方公里;第二圈层是宫城城墙与内城城墙之间，人口密度最高达到4.5万余人/平方公里，由此逐渐向外围递减;第三圈层是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之间，人口密度约是1.2万人/平方公里。外城城墙以外的郊区，人口稀少，密度不超过1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局部地段的高密度。内城和外城的城门附近都是人口密集的区域，构成若干个高密度的点，即使是外城以外，虽然人口稀少，但外城的城门附近依然集聚着相当多的人口，形成草市，重要的街区、大道两侧均构成为线状的人口密集带。外城城墙与内城城墙之间的区域，其人口密度显然是远小于内城，但其分布很不均匀，毗邻外城城门的区域人口密度并不低，而远离城门的区域有着大片的农田、粮仓等，则人口密度很低。

　　三、城市功能的高度集聚

　　北宋东京人口众多的关键因素乃其政治地位对外来人口所形成的吸引力。东京内城的人口之所以高度密集，其症结则在于各种城市功能空间的高度集中。

　　（一）宫城与官署：都城核心功能区

　　北宋东京的城市空间是三重方城的新结构，即宫城、内城和外城。（27）内城，又称阙城、旧城，位于外城的中央，坐拥皇宫、中央官署等行政核心区。

　　宫城又称皇宫、皇城或大内，位于内城的中央而略偏西北，其前身为唐汴州宣武军节度使衙署。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四个政权在开封建都，以此为皇宫。由于战争频繁、政局不稳，这四个王朝只是在原衙署的基础上更改殿、堂、门的名称而已，尚未进行大规模营缮，面积也未扩大。

　　北宋政权承五代纷乱之后，统一中国大部，五代遗留下的皇宫已不足显示大宋王朝的尊严。建隆三年（962），宋太祖赵匡胤以皇宫制度草创为由，“广皇城东北隅”。这次耗时四年之久的工程虽是按唐代洛阳的宫殿制度来营建，但实际上只是在五代遗留的宫阙旧址上加以改建，并未扩大宫城的范围。雍熙三年（986），宋太宗“欲广宫城”，这必然需要疏散宫城近侧的民居，但是，“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28）由于受到周围民居的限制，只得将皇城和宫城合而为一，把部分中央官署设在皇宫内前部，而把皇帝居住的寝宫和后妃宫及一些宫廷设施放在皇宫后部，中间以一条东西横街相隔。（29）宋廷在面对宫城扩建与民居拆迁的矛盾之时，未实施强制拆迁。此后至徽宗朝之前的一百来年，也未对宫城进行大规模扩建。

　　北宋的中央政治制度实行政事堂（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新设机构与省、部、寺、监等旧机构并存的行政体系，从而造成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如此众多的官府，宫城内难以容纳，只能建在宫城之外，不过仍是以宫城为中心，主要分布在宣德门前的御街东西两侧。御街东侧主要分布有秘书省、大晟府、太常寺、左藏库、都商税院等机构。御街西侧主要分布有“两府八位”、尚书省、御史台、谏院、开封府等。（30）中央官署被集中安置于内城的政治核心区，这既能保证行政机密，防止漏泄，又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故而有其必要性。

　　宋初，京师的公私用房都比较紧张。“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缓，又多漏泄。”（31）这一情况至太平兴国六年，仍未得到大的改观。田锡直进封事曰：

　　今寓县平宁，京师富庶，军营马监，靡不恢崇，佛寺道宫，悉皆轮奂。加又辟西苑，广御池，虽周之灵囿、汉之昆明，未足为比。唯尚书省前代所建，湫隘尤甚，郎曹无本局，尚书无本厅，官司相参，何以区别？至于九寺、三监，宇天街之两廊，狭室萧然，具体而已。礼部无贡院，每贡士试，或就试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度耶？欲望别修省寺，用列职官，此大体之三也。（32）

　　随着时局稳定，京城率先修缮了“军营马监”、“佛寺道宫”、“西苑”、“御池”等，而尚书省等官署却迟迟没有动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北宋朝廷对于宫城及衙署的营建还是相当节制，办公场所因陋就简，不追求排场，以实用为主。

　　衙署用地还面临着街衢的蚕食，这是由于旧街衢显得过于狭隘，无法满足基本的交通需要。至道元年（995）正月，宋太宗“观京师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谕近臣，令拓为通衢长廊”。（33）加之官僚队伍的膨胀和事务的日渐繁巨，增加衙署的用地势在必行。那么，宋廷是采取了哪些办法来应对呢？

　　具体来说，主要是通过征用侧近的住宅、寺院及官营作坊等空间，加以改建作为官署机构。尚书都省，原是借用兴国坊的梁太祖旧第。太平兴国中，又“移于利仁坊孟昶旧第，颇宏敞”。（34）再如嘉庆院，本是符彦卿的旧第。（35）政和年间（1111-1118），将景灵宫东门大街路北的干明寺改为五寺三监，（36）另在曹宋门之间的安业坊重建干明寺。（37）天圣元年（1023），将八作司“分置官局，东司在安仁坊，西司在安定坊”，（38）安仁坊位于京城东部的外城城东左军厢，安定坊位于京城西北部的外城城北右军厢。至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始有意建东、西府，遣中官度阙前旧八作司地为之”。（39）熙宁九年九月，都承旨司言：“边奏有缓急，而诸房吏散居旧城内外，往来回远，或漏泄事机，且不可以应猝。”朝廷遂赐绫锦院外的空地为枢密五房院。（40）绫锦院毗邻宫城，位于内城左军第二厢的昭庆坊。（41）元丰七年五月，又“赐绫锦院营、御厨营地修三省六房院”。三省吏言：“枢密院昨置五房院，主事以下集居，公私以为便。三省总领中外之事，理宜谨密，乞于旧城内置官舍，以备缓急付受行遣。诏置三省六房院，令录事至令史集居。”（42）在北宋相当长的时期，官署机构就是这样拆东补西，通过蚕食周边的一些弱势空间来扩充有限的衙署面积。

　　至北宋晚期，宋徽宗君臣日益腐化，周回5里的皇宫已难以满足他们的穷奢极欲。政和三年，遂在皇宫北部拱宸门外营建延福宫。为腾出空地，“凡内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髻等库，悉移它处，又迁两僧寺、两军营”。（43）经过这次兴修，宋皇宫已远超过隋唐洛阳皇宫9里300步的规模。也超以后的元大都和明清故宫。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京城被金兵攻破，皇宫遭到大肆掠夺和破坏。

　　（二）街市、军营、寺观、住宅：都城配套功能区

　　东京有9大商业街市，大都分布在内城，分别是南、西、北、东4条御街和宣德门前大街、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相国寺东门大街、沿汴河大街等。（44）北宋的手工业组织管理机构大都位于东京，如工部、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东西作坊、作坊物料库、弓弩院）、后苑造作坊、后苑烧朱所等。开国之初，宋廷就利用强大的政治权力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调集到京城，将东京打造成为绝大部分手工业门类的产业中心。干德五年（967）十月，“平蜀得锦工数百人”，“置绫锦院以处之”。（45）由于这些官营作坊很多是直接为皇宫服务，大多分布在皇宫附近，如绫锦院、文绣院、裁造院、内酒库、后苑造作所、杂买务等，御药院、后苑烧朱所则直接处在皇宫内。除了官营手工业，东京还有种类繁多的私营手工业。如文房四宝中，除制砚外，笔墨纸张的生产，均为全国的一大基地。其中，制笔业以小手工业生产方式经营，店铺林立。欧阳修诗云：“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46）内城东北部马行街东西两巷的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47）马行街还是东京的医药中心，“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药，咸巨富”。（48）

　　内城之中驻扎着大量禁军，是东京有别于其他都城的重要现象。关于禁军军营的位置，《宋史》载：“国初，诸仓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给粮于城东，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檐之勤。”（49）禁军的军营实际上并不是位于内城西部，而是西北部。江南漕运来的米粮大都囤积于京城东南部，士卒们背负粮食需要斜跨京城往返跋涉80里，这无疑是项苦差事。宋廷称“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檐之勤”，笔者则认为其不过是一种辩解和托辞而已。如果仅是为培养士卒吃苦耐劳的精神，显然可以有更多其他的训练方法。朝廷之所以选择内城的西北部作为军营，显然是从都城安全的高度来考虑。军营南侧是中央公署区，东侧毗邻宫城，北侧紧靠城墙，这不仅有利于保卫宫城安全，而且便于抵御来自北方的外敌入侵。《宋史》载：“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数十万，悉萃京师”。（50）关于屯驻京师的禁军数量前文已有讨论。北宋前期，禁军人数最多时高达20万，内城之中有10万之众，加上眷属有40余万人。宋东京内城的空间用地之所以如此局促，与军营占地过多有直接关系。宋初，就令禁军及其家属住在封闭的军营内，禁止夜间外出，在生活方面也有各种限制。北宋中期以后，驻军虽有所减少，但仍有近十万之众，而且内城的禁军人数并未大规模减少过。

　　东京是北宋的宗教活动中心，寺院和道观也承载着东京的政治功能，（51）所以，能在土地稀缺的内城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寺院和道观都与皇帝或皇室关系密切。内城有9处寺院：大相国寺、太平兴国寺、启圣院、干明寺、皇建院、宝圣寺、浴室院、孝严寺以及崇真资圣禅院等。其中大相国寺和太平兴国寺都位于内城之中，是地位最高的2个皇家寺院，前者位于宫城东南侧，（52）后者位于宫城的西南侧。（53）这2座寺院既为皇帝祭祀的宗教空间，也是北宋新及第进士和诸科的期集场所。

　　宋初，内城几乎没有道观，这也显示出道教在当时的地位不高。端拱末年，“诏以兴道坊宣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旧第建道宫”，至道元年正月成，“凡二百六十五区，赐名曰洞真”。（54）景祐三年（1036）七月，保庆太后（真宗杨淑妃，仁宗养母之一）出奁中物，市保康门里的王中正旧第，建延宁观。（55）宋真宗时期，北宋掀起第一次崇道的高潮，京城大建道教官观。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始在晋王旧邸（原锡庆院）建景灵宫，“以奉圣祖”，（56）后屡有增修。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命葺皇城司廨舍新堂”（57）为元符观。政和五年，宋徽宗作上清宝篆宫，“在景龙门东，对景晖门”。（58）可以说，道观能够在内城拥有立足之地，主要是得益于宋真宗、宋徽宗对道教的崇奉。

　　由于官署、商业等设施集中于内城，时人多首选在内城居住，但内城可供居住的空间却很稀缺。有研究指出，内城中官员宅第的数量和密度最大，且多集中在内城东部地区，围绕安远门和丽景门2条御街所在地形成2个主要区域。朱雀门外、宜秋门外至阊阖门也是官员主要的居住区。从整体上看，官员宅第的分布偏东，基本上处于交通要道处。城市的核心区并没有太多的官员宅第，且基本都分布在第二个环之内（30分钟步行距离内）。（59）如果将内城四厢的私人住宅在数量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东部比西部多，南部比北部多，东南部较密集，西北部较稀疏，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现象。（60）之所以出现这种布局，主要是由于宅第属于私人空间，而其他各种空间因带有政治权力而对于内城空间的占用具有优先权，宫城位于内城中央偏北部，禁军军营占据西北部，官署位居西南部，另有皇家寺院穿插其间。私人宅第在这些空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只能与街巷争夺有限的空间，因而形成“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的拥挤现象。（61）同时，住宅空间还面临着官署、寺院等空间的挤压。太平兴国年间，功臣郭进的赐宅“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62）即使郭进这样的社稷重臣，其住宅面对皇家寺院的扩建也不得不做出让步。

　　总之，东京的内城不仅承载着都城的行政功能，还附载着经济、军事、宗教、居住等其他配套功能。这些城市功能高度集中势必造成内城空间用地极其紧张，随之也带来一系列城市问题：都人的生活空间局促，生活成本高昂，舒适度受到影响，并存在消防治安、环境污染、卫生疾疫等隐患。

　　四、城市空间的优化利用

　　为了应对内城的人口和空间压力，宋廷曾经扩建外城，试图将一部分城市功能纾解到外城，乃至城外，但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北宋东京走的是一种内聚式的发展路径，即通过充分挖掘城市空间的潜力，加以优化利用。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四种情形。

　　（一）官署空间的相互借用

　　由于内城面积局促和办公用地的紧张，北宋的一些官署多有相互借用的情况。在此仅以同文馆和礼部贡院为例加以探讨。

　　同文馆的创置，初为接待高丽使节之用，然亦用于接待青唐使节。（63）因其房舍宽敞，又常闲置，故每借作他用。有时是借与进京臣僚及其家属暂时寓居，如神宗熙宁九年春正月，“诏赵高非久至京，其家属可特许借同文馆居止。寻诏郭逵亦如之。”（64）同文馆有时也为朝廷典礼所征用。朝廷燕射礼所需场地必须敞阔，在闲置的官方机构中，同文馆最符合这一条件，所以朝廷下诏“只于同文馆教阅”。（65）琼林苑为宋初干德年间所置，为宴进士之所，与后建的金明池南北相对，（66）场地虽大，但属于礼闱文治之所，不宜用于阅武之事，故燕射礼最终仍于同文馆教阅。王安石变法期间，新设若干机构，也曾借用同文馆为办公场所。神宗元丰三年六月，“诏同文馆置司驱磨市易务钱物，以同修起居注舒亶领其事。”（67）市易务创建于神宗熙宁五年，机构庞大，事务繁杂，（68）需要专门置司核算，因而选址在房舍宽敞而职守闲散的同文馆。同文馆既常借作他用，故一旦有临时借寓房舍之需求，朝论往往以同文馆为首选。如哲宗元祐元年（1086），开封失火，延及宗室居所，贴黄称：“如同文馆、旧尚书省三班院之类，皆舍宇甚多，可以权令寓泊，无害于事。”（69）正如有学者指出，同文馆的频繁被借用，反映了其临时差遣重于专门职能，恰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70）

　　如果说同文馆是将自己的地方借给其他机构或人员使用，那么礼部贡院则与之相反，自身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只能借用其他机构。礼部贡院始置于唐，宋承唐制，省试由礼部主持，因各地解送京师应试的举人，被认为是贡献给皇帝的人才，故进行省试的地方，称为礼部贡院。北宋时期的礼部贡院，经历了一个由尚书省（朱温旧居）→武成王庙→尚书省（孟昶故第）→开宝寺→太学→辟雍的变迁过程。（71）虽然其绝大部分时期是设置在尚书省内，但也采取寄寓的方式，并无独立的贡院建筑，所以后人称之为“取具临时”者，也是有其道理的。

　　可以说，虽然宋朝官僚队伍以臃肿者称，官僚机构以叠床架屋被世人诟病，但中央衙署机构的规模并不庞大。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机构之间的相互借用。

　　（二）商业空间的多维延展

　　伴随居住空间向外城拓展，酒楼等商业设施也随之而来，在外城乃至城外的邻近城门、河岸、重要街衢的地段都出现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比如，州东仁和店、新门里会仙楼正店，“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阙一件”。（72）再如仁宗时的鲁宗道，“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73）太学周边的邸店等配套设施也得到发展。苏洵、苏轼以及苏辙在京城时曾僦居太学前的邸店。（74）

　　与唐长安相比，宋东京的商业空间突破了东市、西市的固定空间限制，而是流动地弥漫于街巷、桥头、城门乃至寺院等城市空间。在《东京梦华录》中多有描述。（75）如果说唐代街巷主要承载着政治社会功能的话，那么，宋代东京街巷的经济功能开始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性。（76）街巷经济的蓬勃兴旺是东京城繁华富丽的最直观景象。街巷也是都人游乐的重要场所。一些游乐活动与餐饮业相伴而生，也是招揽顾客的一种方式。（77）唐代城市的街衢主要体现交通及社会、政治的功能，宋代东京的街衢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载起商品交易的功能，提高了城市空间的利用率。

　　临街开店打破了封闭式里坊结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街巷空间，使其兼具交通、商业及娱乐的功能。在空间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侵街现象也就在所难免。（78）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决定对此进行整顿。（79）然而，侵街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天圣二年、景祐元年及元符二年（1099），仍不断有禁止侵街的诏令颁布。（80）学界以往多从消极的一面对侵街予以讨论，这当然是因其不利于市容整齐，也挤占了有限的交通资源，势必有碍出行畅通。不过，若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些街道类似于近代的步行街，行人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逛街购物、休闲娱乐，交通的功能倒在其次，因而侵街实际上是扩大了经营面积，呈现出商家对于有限空间的充分利用。此外，夜市的兴盛也提高了商业空间的利用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81）在有限的商业空间内，由于营业时间的延伸，能够接待更多的顾客，相当于变相地扩大了经营面积。

　　学界也注意到宋代东京城市立体空间的扩展。（82）不过，笔者认为，宋代虽允许建造高楼，但其更多体现的是景观功能。因为东京城的建筑，总的来看是高度越高，数量越少，反之亦然。（83）而且，高层建筑大多是宫殿、庙宇、佛塔、城门楼、酒楼以及艮岳等园林中的楼阁等，以景观效果为主，并不能有效增加空间的使用面积。只有少数大户人家，宅中才建有高楼，如李遵勖“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84）再如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85）但是，在北宋东京城内依然是以单层和双层建筑为大多数。这些高楼主要是达官显贵用以炫耀排场，很少用作普通民居及邸店，因而并不足以缓解城市居住空间的压力。

　　（三）寺院空间的多元功能

　　大相国寺和太平兴国寺这两座皇家寺院，既是皇室的宗教礼仪空间，也是朝廷举行期集等科举庆典的场所。（86）大相国寺还是京城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同时也是人们游观的名胜之地。正如有学者指出，唐宋相国寺俨然扩展为集合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元素于一身的社区网络，成为信息收集和发布的重要渠道，呈现出宗教的、世俗的、皇室的多重因素的图景。（87）

　　开宝寺长期作为封建帝王和士大夫游宴、祭祀之所，屡毁而屡兴。自嘉祐元年（1056）起，开宝寺始用来作为开封府发解试的试院。（88）太平兴国二年，朝廷开始正式赐闻喜宴。（89）是年殿试，得吕蒙正以下，皆“赐宴开宝寺”。（90）再如武成王庙，自太平兴国六年成为权寓作省试的场所。后来，礼部贡院迁往别处后，武成王庙还一直成为别试所。庆历三年五月，“诏置武学于武城王庙”，（91）别试所遂移试他处，但不久又成为太学公试、补试试场。直到元符元年五月，因臣僚奏请，“自今太学公补试，视贡院别试所空闲排办，更不以武成王庙作试所”，（92）从此开封府的各类贡院始与寺院完全分离。

　　京城的寺院还经营旅馆业务，（93）其中以太平兴国寺和景德寺最为著名。寺观从事僦赁业务接待世俗中人，这既反映出唐宋时期宗教世俗化的趋势，也与都市空间用地的紧缺不无关系。有些寺院还被宋廷用来作为收养乞丐的慈善机构，比如位于仁和门（曹门）外东北的福田院。（94）可以说，北宋东京的不少寺院不仅承担有宗教的功能，还兼具礼仪、商业、旅馆、餐饮、游观及慈善等功能。这种空间的借用，虽是出于用地紧张的权宜之计，但在客观上也节约了用地成本，体现出对都市空间的集约化利用，有效地缓解了人口与空间的矛盾。

　　北宋东京的园林进一步继承并发扬了唐后期长安城市园林公园化的趋势，不仅大多数官私园林在节日均向都人开放，北宋帝王甚至以诏令的形式将大众游览金明池、琼林苑等皇家御苑的权利固定下来。（95）这些举措使更多的市民能够享用这些园林，使得稀缺的城市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四）私人宅第转换为邸店

　　多种城市功能的聚集必然强化了内城空间的公共性，而内城空间的稀缺性又促使其商业价值的提升，这两者都是私第改为邸店的客观背景。对于邸店的旺盛需求，早在五代时期就已存在。后周世宗时，汴京“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多”。（96）时至北宋，东京外来人口比以前更多。除了工商业者之外，还涉及其他各类社会群体，诸如举子、地方官等。由此而来，租赁需求更为旺盛。

　　举子进京之后，首先要找一个交通便利、价位适中的客店。这些客店多由民间开设，为外地人提供短期的有偿服务。不仅是临街宅邸，即使小巷中的不少民舍，也租赁出去。景祐四年，李从周“与数同人僦舍于麻秸巷”。（97）此类例证很多，兹不赘举。毗邻相国寺这样的商业繁华地段，也有不少客邸供人寓居。政和元年，廖刚曾“寓居相国寺前鹿家巷”。（98）有些人甚至长期居住于此，如寿春冯贯道甚至“居相国寺东录事巷，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99）

　　宋代地方官要定期回京等侯迁转，期间需要赁房而居。特别是在朝集院建造之前的北宋初期，士大夫“外厘庶务，每代还于京辇，或寓止于客坊，杂处嚣卑，颇罹渎嫚”。（100）如寇准，“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101）即使在京任官，拥有宅第的也是少数，更多是租房而居。在北宋相当长的时期内，“虽宰相执政官，亦僦舍而居”。（102）直到熙宁四年，东、西府建成，高级官员的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103）但是，更多的底层官员依然需要租房。

　　由于内城居住空间的稀缺，居住需求又大，邸店业有着充足的客源，一些私宅流入租赁市场。有经济头脑的房主宁愿居住在城外，而将城内的房舍作为邸店来经营，获利丰厚。比如米信，“以军功累官，至加节钺。纤啬聚敛，为时所鄙。京师龙和曲筑大第，外营田园，内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缗。”（104）再如参知政事赵概，退休之后就回到睢阳旧第，其“东京丽景门内”的住宅被改为客邸，“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105）从京城的租房市场来说，私宅改为客邸盘活了有限的房屋资源，避免了房屋的空置浪费，解决了租房者的居住问题，缓解了城内的居住压力，提高了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一种转换形式，私宅改为邸店是缘于经济利益的市场调节，是租赁双方综合权衡的理性选择，与强制拆迁的行政手段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北宋东京，特别是内城的人口高度密集，空间用地极为紧张，其症结在于城市功能高度集聚。为了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容纳更多的机构和人口，时人通过对都市空间的优化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难题。

　　对于东京来说，与其说是城郊都市化，毋宁说是另一种内聚式的发展模式，表现为通过空间借用等方式充分提高城内空间的利用率。这种模式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与优越性。首先，宋东京城的建设体现了集约用地的原则。东京城在视觉上没有唐长安那样规整、宏阔，而是以有限的空间承载多样的功能，充分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容纳更多的居民。其次，宋东京城的空间格局更为紧凑，因而更为人性化，有利于市民从业和生活的便利、快捷，有助于丰富日常生活。城市的不同功能空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很难截然分开。居住空间与商业空间混杂一起，更便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再次，节约出更多的空间可以用来营造绿地和园林，涵养了郊区的生态，有利于城市环境的保护。

　　当然，相对于唐长安、明清北京等国都的规整大气，北宋东京的空间显得相对局促，这既缘于东京城特殊的建都背景，也与其后来的规划和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北宋东京的人口、空间与功能之间的矛盾始终持续存在，对于东京城的建设，北宋朝廷既有过统筹和规划，也受到来自民间力量的抵抗和制约。朝廷的行政调控与市场的经济博弈等诸多因素交相互动，共同塑就北宋东京特有的功能空间形态，呈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另一种现象。

　　参考文献：

　　①关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概况，参见梁建国《日本学者关于宋代东京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

　　②参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③参见[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参见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陈国灿《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⑤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81—583页。

　　⑥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⑦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42—101页。

　　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9《梁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页。

　　⑨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译《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⑩参见田凯《北宋开封皇宫考辨》，《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与发展》，《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29—63页;孙新民《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李合群《北宋东京皇宫二城考略》，《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陈朝云《北宋东京皇城、宫城问题考辨——兼与孔庆赞先生商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吴岚《关于北宋东京外城城垣及里城、宫城的城壕问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张劲《开封历代皇宫沿革与北宋东京皇城范围新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久保田和男《北宋东京外城小考——以神宗朝修城为中心》（中译本）;邹逸麟、张修桂主编：《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266页;李合群《“宋东京无宫城”及“皇城七里”说质疑》，《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李合群《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李合群《北宋东京外城考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编：《建筑历史与理论》第9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204页。此外，李合群借用现代城市中的“空间片区”概念，考察了政治、礼制等9种空间片区的位置、内容和分布特点等问题（《北宋东京布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5年）;李瑞从唐宋对比的视角切入，对商业空间、公共休闲娱乐空间以及园林绿地空间等方面作了探讨（《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邓烨则从建筑史的角度对东京城的空间形态做过研究（《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4年）。

　　（11）参见久保田和男、郭万平《宋都开封城内的东部与西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李合群《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程秋莹《杨侃〈皇畿赋〉中对宋都京郊的描写》，《殷都学刊》2006年第4期。

　　（12）[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6《城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7页。

　　（13）王溥：《五代会要》卷26《街巷》，第414页。

　　（14）[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5《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1页。

　　（15）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日野开三郎通过盐专卖收入推算北宋末的人口数为480万（「北宋首都开封府厢坊与户口数」『唐代邸店の研究」自费出版，昭和四十三年（1968），339頁;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7卷，三一书房，1992年）;R.Hartwell依据酒专卖的收入，认为截止元丰末年的人口数为75万至100万以上（"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750-1350",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10,No.1,1967,pp.102-159）;陈振认为有120万人左右（《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吴涛认为是140万人（《北宋都城东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9页）;周宝珠认为是150万人（《宋代东京研究》，第324页）。

　　（16）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33、966—967页;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435页;邢铁《户等制度史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7）如周宝珠认为，东京官宦贵族多，他们的家庭规模都比较大，因此当取户均7口之数（《宋代东京研究》，第347页），包伟民认为应该考虑到平民因经商移居城市，而把一部分家庭成员留在乡村、因而家庭规模偏小的情形，因此取户均5口之数（《试论宋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韩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第235—266页）。

　　（18）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

　　（19）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323页。

　　（20）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21）吴涛：《北宋都城东京》，第38页。

　　（22）包伟民认为，这部分人口主要包括宫城人口，以及未登录当地户籍的军队与各类流动人口，按占总数20%计算。依据《宋会要辑稿》所载的天禧五年的户数约97 750户进行估算，户均按5口折算，则天禧五年开封内城四厢加上外城六厢，户籍人数约488750口，非户籍人数97750人，合计共约586500人（《试论宋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第235—266页）。

　　（23）《宋史》卷85《地理志·京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7页。

　　（2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东京大内，第9265页。

　　（2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东京杂录，第9275页。

　　（26）丘刚：《开封宋城考古述略》，《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27）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邓烨：《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4年。

　　（28）《宋史》卷85《地理志·京城》，第2097页。

　　（29）丘刚：《北宋东京皇宫沿革考略》，《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

　　（30）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宣德楼前省府宫宇》，第81—98页。

　　（31）[宋]叶梦得撰，逯铭昕校注：《石林诗话校注》卷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3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7页。

　　（33）《宋史》卷265《列传·李昉传》，第9138页。

　　（3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之尚书省，第3095页。另据宋太祖“将伐蜀，命建第五百间于右掖门之前，下临汴水……昶既俘，即以赐之。……昶居后为尚书都省”（参见[宋]王辟之《石林燕语》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页）。

　　（35）[宋]王应麟：《玉海》卷130《祥符嘉庆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9页。

　　（36）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寺东门街巷》，第301页。

　　（37）[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1页。

　　（38）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0之东西八作司，第3794页。

　　（39）[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卷28,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509页。

　　（40）《长编》卷277,神宗熙宁九年九月条，第6785页。

　　（4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绫锦院，第3789页。

　　（42）《长编》卷345,神宗元丰七年五月条，第8294页。

　　（43）《宋史》卷85《地理志·京城》，第2100页。

　　（44）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8—79页。

　　（45）《长编》卷8,太祖乾德五年冬十月条，第196页。

　　（46）[宋]欧阳修：《圣俞惠宣州笔戏书》，《欧阳修全集》卷54,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67—768页。

　　（47）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酒楼》，第174页。

　　（48）[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页。

　　（49）《宋史》卷194《兵志·廪禄之制》，第4841页。

　　（50）《宋史》卷194《兵志·廪禄之制》，第4840页。

　　（51）对于佛教、道教、祆教和一赐乐业教在京师的活动和建筑，周宝珠有过考证（《宋代东京研究》，第523—569页）。另外一些研究佛教史、道教史以及寺院经济史的专著也有涉及，如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艺文图书1989年版）、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黄启江《北宋佛教史论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以及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52）“大内前，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曰相国寺。”参见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第283页。

　　（53）“出巷乃大内西角楼大街，西去踊路街，南太平兴国寺后门。”参见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第274页。

　　（54）《长编》卷37,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条，第807页。

　　（55）《长编》卷119,仁宗景祜三年秋七月己卯条，第2795页。

　　（56）《长编》卷79,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条，第1807页。

　　（57）《长编》卷83,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己未条，第1905页。

　　（58）《宋史》卷85《地理志》，第2101页。

　　（59）邓烨：《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4年，第86页。

　　（60）梁建国：《北宋东京的住宅位置考论》，《南都学坛》2013年第3期。

　　（61）[宋]杨侃：《皇畿赋》卷2,[宋]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页。

　　（62）王辟之：《石林燕语》卷3,第34页。

　　（63）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3,第221页。

　　（64）《长编》卷272,神宗熙宁九年春正月壬午条，第6665页。

　　（6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25之同文馆，第3686页。

　　（66）[清]周城：《宋东京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3—194页。

　　（67）《长编》卷305,神宗元丰三年六月己酉条，第7427页。

　　（68）杨师群：《北宋市易务及其官商业务活动》，《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69）《长编》372,哲宗元祐元年三月乙亥条，第9016页。

　　（70）曾祥波：《宋代同文馆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71）何忠礼：《北宋礼部贡院场所考略》，《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72）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4《会仙酒楼》，第420页。

　　（73）[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74）[宋]苏辙：《栾城集》卷7《次韵子瞻寄眉守黎希声》“自注”，《苏辙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2页。

　　（75）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马行街铺席》，第312—313页;卷3《天晓诸人人市》，第357页;卷4《肉行》，第441页;卷4《杂赁》，第410页;卷4《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第413—414页。

　　（76）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梁建国：《北宋东京街巷的空间特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77）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6《十六日》，第596页。

　　（78）关于侵街，可参见周宝珠《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4页。

　　（79）《长编》卷51,真宗咸平五年二月条，第1114页;《宋史》卷309《谢德权传》，第10165页。

　　（80）《长编》卷102,天圣二年六月条，第2358页;卷115,景祐元年十一月甲辰条，第2706页;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庚寅条，第12336页。

　　（81）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马行街铺席》，第312—313页。

　　（82）宁欣探讨了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在立体空间扩展过程中的变化和特点（《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83）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5年，第122—125页。

　　（84）[宋]王明清：《挥麈前录》卷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6编（1），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85）[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页。

　　（86）置状元局乃唱名之后的庆典活动之一，其具体情况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330页。

　　（87）参见赵雨乐《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王水照、何寄澎、李伟国：《新宋学》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6页;赵雨乐《从寺院到市集：析唐宋时期的相国寺》，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24页;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

　　（88）[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4,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4），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89）王应麟：《玉海》卷116《宋朝登科记》，第149页。

　　（90）《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条，第393页。

　　（9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3之武学，第2803页。

　　（92）《长编》卷498,哲宗元符元年五月辛酉条，第11850页。

　　（93）刘顺安：《北宋东京旅馆的作用及特点》，《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

　　（94）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1《院》，第188页。

　　（95）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王劲韬：《中国古代园林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以宋代园林为例》，《中国园林》2011年第5期。

　　（96）王溥：《五代会要》卷26《城郭》，第320页。

　　（97）张师正：《括异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7页。

　　（98）[宋]廖刚：《高峰文集》卷10《次韵侯司孺席间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2册，第412页。

　　（99）[宋]邹浩：《道乡集》卷40《冯贯道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1册，第530页。

　　（100）[宋]李攸：《宋朝事实》卷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8册，第117页。

　　（101）[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页。

　　（102）[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5引《石林燕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5页。今本《石林燕语》无此条。

　　（103）王应麟：《玉海》卷166《熙宁东西府》，第3058页。

　　（104）[宋]上官融：《友会谈丛》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0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页。

　　（105）[宋]彭乘：《墨客挥犀》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8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