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黎元洪楷书《寿》字轴

　　民国时期，孙中山、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叱诧风云政坛名人，均有不错的书法功底，繁忙的政务之余，或题匾额楹联，或书赠同僚好友，或闲情挥毫泼墨聊以自娱，百余年后，他们留下的书法作品依然书迹淋漓，遗墨生香。曾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书法颇有功底，尤其是楷书参以唐代楷书大家颜真卿、柳公权笔意，兼融欧阳询、赵孟頫楷书遗韵，端庄谨严，丰腴雄浑。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人称“黎黄陂”。黎元洪19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被编入北洋水师，曾参加甲午中日海战，42岁担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被拥戴为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接受“武义亲王”之封，体现了一定的气节。袁死后继任总统。晚年离开政界隐居天津，投资实业，并致力于公益事业。

　　图1所示为黎元洪的一幅《寿》字书法，纸本，纵130厘米，横68厘米;中间位置书楷书“寿”字，右上起手行书“行严先生四十寿”，左下落款“黎元洪”，钤白文“元洪之印”、朱文“黎黄陂”二印。“寿”字为繁体字，一笔一划章法谨严，横竖转折谨谨有法，顿按掌控娴熟老练，粗细匀称，四角舒展。上下左右一气呵成，端整丰润，四平八稳，看上去，硕大的“寿”字富态丰满，蕴含着“寿比南山”的美好寓意。行草款识参以隶法，运笔细匀圆劲，斜正错落有致，真率拙朴，尤其是落款的那个“洪”字，是黎氏行草惯用之法，“共”字只留上部，看似草草而为，实则让人观之不尽，产生联想。款识书法与主题“寿”字结合在一起，行楷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既完善了书法内容，又增添了书法内涵。

　　观作者款识，这幅“寿”字轴应该是为祝贺挚友章士钊先生四十寿辰而作，时间为1921年。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既是黎元洪政界同僚，又是相交挚友。章士钊与黎元洪一样倡言革新，反对专制，提倡共和，“二次革命”时，章士钊曾到武昌游说黎元洪，以袁世凯有称帝野心而劝其反袁。在袁世凯复辟之后积极投入反袁斗争，任护国军肇庆军务院秘书长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二人有了更多的交流。

　　黎氏幼读私塾，古文功底深厚，爱好并勤练书法，坚持不辍，对楷书侵淫尤深。这幅“寿”字楷体书法虽出自馆阁体，书写字形、大小、粗细较为一致，字体乌黑、方正、光洁，但并不呆滞，参用了颜柳楷书之法。用笔老练自如，行笔流畅，开合有度，既有颜体风格，结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健圆厚，结构阔大端正;又有柳体的雍容雅逸，结体严紧，勾画爽利，骨力遒劲;还兼具了赵孟頫楷书丰腴秀媚的特点，中宫紧收厚重，气息中和含蓄，凝重倚侧，刚柔相济，浓墨如漆。黎元洪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较多，遍及海内外名山院寺，以楷书遗墨最多，始建于清初的武汉市四大丛林之一的归元禅寺，寺内“韦驮殿”等殿宇门楣、正梁上悬挂的“归元古刹”（图2）、“胜大宏阔”、“三乘广运”等匾额，就是黎元洪分别于民国四年（1915）和民国十一年（1922）书赠归元寺的，书风遒劲秀媚，结体严密规整，笔法圆熟老辣，字体骨气劲峭，四角舒展，于平正中又见飘逸之风。大总统的墨宝使归元古寺声名日隆，成为鄂省首刹名寺，至今“归元古刹”、“胜大宏阔”匾额仍在，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