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崑焘行书四条屏

　　长沙博物馆藏有一组郭崑焘行书四条屏，纸本水墨，字幅纵168厘米、宽45厘米，全文共196字，以行书题写。书作雄强有力，笔墨精妙，神采飞扬，大气流畅。特别是文章的内涵，既有精警深刻的议论，又有惆怅悲沉的抒情风范，文词精炼且深入浅出，情真意切而寓意深刻。

　　郭崑焘（1823—1882），原名先梓，字仲毅，自号意诚，晚号樗叟，别号卧云山人，云卧老人，湖南湘阴人。郭嵩焘之弟，十九岁肄业于岳麓书院，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咸丰年间，曾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咸丰二年，参与讨伐洪、杨之役，因叙功赏国子监助教衔，官至四品内阁中书。

　　郭崑焘工书法，擅长行书、隶书，尤工小楷，师承颜真卿、米芾，又渗入何绍基笔法及魏晋书法于一体。文辞简古，著有《云卧山庄诗集》八卷，文集四卷及《说文经字正谊》四卷，均以《清史列传》并传于世。

　　郭崑焘兄郭嵩焘于1877年担任清朝首任驻英、法公使，1878年被清政府召回，1879年以病辞归。因当时郭嵩焘认为应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传播西方文明的思想触怒了顽固不化的封建势力而为清廷所抨击。这组郭崑焘行书四条屏正是在此背景下直面官场为其兄伸张鸣不平、撑腰鼓劲所书的一篇行书大作。书作全文如下：为人臣者，莫难于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论三代之礼，有所因，有所损益。《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董子谓更化则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间时变不同，小过不及。益之损之，舆时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损益，则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论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无以自见，支倾补漏，坐视天下之坏而不敢为。斯时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惧者，其亦难乎。款署：俊儒一兄大人属，东山樗叟郭崑焘，钤郭崑焘白文印，樗叟朱文印。

　　文章言辞条理清晰、脉络分明，有感而作，急性抒发，引经据典对当时官场的封建顽固思想进行了有力抨击，论述客观、真挚、精炼。通篇书作秀逸遒劲，潇洒灵动，结构稳妥，轻松自如，节奏跌宕起伏而又变化多端，一挥而就，气度不凡。纯熟、练达的运笔使作品与作者的精神、气质、情感、素养浑然一体，一股幽幽的书卷气扑鼻而来，从中亦能感受到兄弟间浓浓的手足情。四件书法作品显示出作者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和突出的个人风格，也是一段晚清历史的有力见证，内涵深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一组少见的郭崑焘书法精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