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棺葬与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瓮棺葬是指用陶质容器作为葬具，埋葬在地下的一种埋葬形式。在中国，瓮棺葬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流行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再度流行，广泛分布于环渤海地区，在同时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等地也有广泛的分布，是东亚地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种埋葬遗存，对于考察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推动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促进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开展， 以1016年黄骅郛堤城瓮棺葬的大规模发掘为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黄骅市政府联合举办的“瓮棺葬与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5月13至14日在河北省黄骅市举行。

　　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分别来自韩国、日本等外国的考古文博机构和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保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的有关考古文博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高等院校的考古文博院系，沧州和黄骅当地的部分文史工作者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正式代表计30余人，共收到学术论文提要24篇。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网、河北日报、河北电视台等十余家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媒体的记者到会采访报道。

　　研讨会开幕式由黄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桂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韩立森、沧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英华、黄骅市委书记朱春燕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陈星灿所长在致辞中指出，瓮棺葬作为古代一种特别的埋葬形式，也是一种重要的墓葬类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发现。中国境内的瓮棺葬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战国秦汉时期又出现了一个高峰。从考古发现看，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主要见于黄河中下游及辽东半岛，在京津冀和辽宁、山东也就是环渤海一带分布尤为密集。另外，与此大约同时期的瓮棺葬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不少的发现。但是，过去国内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尤其是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关注不多。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学术的发展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北京、河北、山东等地又相继发现了一批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大家开始逐步注意这些遗存，并对这一时期各地瓮棺葬的渊源、特点以及彼此间的联系等问题展开思考和讨论。这次召开以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可以深化这一时期这种葬制、葬俗的研究，加强对相关地域文化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探讨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以及人群移动等问题，其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会议期间，先后举行了3场学术研讨，共有19位代表作了学术报告。学术研讨分别由郑同修、李新全和梅鹏云主持;高崇文、宫本一夫、吕学明、张翠敏、滕铭予和李君等作为点评嘉宾进行学术点评，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东亚各地的瓮棺葬和古代东亚文化交流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到郛堤城瓮棺葬墓群考古工地、海丰镇遗址考古工地、黄骅市博物馆、河北海盐博物馆等地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

　　一、东亚地区瓮棺葬研究

　　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各地瓮棺葬的总体观察和比较研究，以及它们所反映的当时东亚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这次会议的基本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在对公元前1千纪后半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地区的瓮棺葬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别就历史文化地理上的“燕地”、“齐地”以及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地区等瓮棺葬的特征作了总结，认为环黄海各地的瓮棺葬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各自具有地域特色，是当时东亚各地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形成的物质文化遗存。他认为，包括环渤海西北及辽东地区（燕地）的瓮棺葬最初发生在燕文化中心区，然后向东北方向扩展，与战国晚期燕将秦开破东胡之后辽东等郡的设置直接相关;在山东半岛地区（齐地），瓮棺葬从战国晚期开始流行，明显地受到了燕文化影响，与燕齐相邻、燕齐之间多次发生战争所引发的人群移动密切相关;朝鲜半岛瓮棺葬发生与流行的历史背景，是战国末年和秦末汉初燕、赵、齐地部分居民的向东迁徙;日本九州的瓮棺葬具有独特性，但与朝鲜半岛的瓮棺葬有交流，与中国大陆之间至少存在着间接的联系。关于中国大陆黄海和渤海沿岸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既要关注燕地燕文化的传播，同时也要关注齐地齐文化的传播;既要关注辽东陆路，同时要关注环黄海水路。

　　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对中国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与韩国、日本九州的瓮棺葬对比分析，认为朝鲜半岛瓮棺葬的流行跟乐浪郡的设立有关，瓮棺葬的葬式是燕汉系统的，受到了当时辽东半岛的影响。北九州弥生时代的瓮棺葬从绳纹时代的儿童棺独立地发展出金海式瓮棺（成人瓮棺），并不受朝鲜半岛的影响。九州北部瓮棺葬的形成，标志着本地化墓制的出现和地域性认同的形成。

　　日本东京大学石川岳彦对燕国的陶釜进行细致的类型学分析，讨论了以燕国为中心陶釜的变迁过程。他认为，陶釜作为瓮棺葬的重要葬具，在战国时期，随着陶釜使用的扩张，瓮棺葬这种墓葬形式也随之扩张;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地区的瓮棺葬，反映出战国、西汉时期的东亚各地的文化交流状况。

　　韩国全南大学林永珍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韩国瓮棺葬的起源问题。韩国瓮棺葬可分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初期铁器时代、三国时代几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瓮棺葬特征不同，并非继承发展，似乎各有起源。初期铁器时代瓮棺葬应与燕文化东传有关，三国时代瓮棺的流行可能有技术、经济、文化三个要因，并与海洋文化交流有关。

　　关于朝鲜半岛地区的瓮棺葬，另有三位韩国学者进行了讨论。吉林大学韩国留学生李承泰从瓮棺葬的陶器组合方式、放置方式、墓地布局和分布范围等方面讨论了韩国初期铁器时代横置瓮棺葬的起源，认为朝鲜半岛的瓮棺葬经过了从直置到横置的转变过程，结合中国东北地区文化因素的传入，推断这种转变是较少受到松菊里文化影响地区的居民在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形成的。韩国全北大学的金洛中对韩国西南部荣山江流域瓮棺葬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讨论，指出荣山江流域在3——6世纪流行以形式独特的陶瓮为葬具，其形制不断变化，最终被格式化为典型的胶囊（U）形陶瓮。5世纪末，瓮棺葬完全被百济风格的石室墓所取代。韩国国立罗州文化财研究所吴东墠对韩国瓮棺葬中出土的共562件陶器进行了分析，包括两耳壶、二重口缘壶、广口壶、鸟形陶器、盖杯、长颈壶等。他认为，从时代来看，1、2式瓮棺与3式瓮棺出土陶器区分明显;从地域来看，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地区正式采用陶器随葬，并且两地随葬陶器大致相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对环渤海地区秦汉城邑与瓮棺葬位置关系进行研究，认为瓮棺葬发现较多的地方，一般都有一座秦汉城址。从分布上看，越是大都市，瓮棺葬越多。在大城邑的郊区，也有瓮棺葬，也应是受到城邑葬俗的影响所致。瓮棺葬在山东半岛主要以大城邑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在辽东半岛更为流行，不仅集中于大城邑附近，而且从南到北都有发现。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推测，瓮棺葬兴起于战国时期的燕国;山东、辽宁两省的瓮棺葬可能是战国晚期受燕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多数地区，婴幼儿不能进入成人墓区，他们或者被葬在专门的瓮棺葬区，或者葬在城墙、城壕或房屋附近，或者葬在街道上。在城内外瓮棺葬中，埋在道路上的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新全、徐政以辽宁地区已发掘的战国秦汉时期500余座瓮棺葬材料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点和演变规律及相关问题。该地区瓮棺葬出土地点均位于战国秦汉时期城址附近，主要集中在辽西、沈抚、辽东及辽南，其中辽东地区最具本地区瓮棺葬特色。该地区瓮棺葬多为单人竖穴土坑墓，瓮棺内人骨保存较差，多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多为北向。瓮棺在形制上可细分为七型，整体演变规律是两器瓮棺向多器发展，口部对合向器体套接演变。瓮棺陶文主要见于三道壕瓮棺葬墓地，均为刻划文，多为地名、人名等，但这些陶文多为该陶器在入葬前日常生活时所刻划，专门为瓮棺入葬刻划的陶文数量则极少。辽宁地区的瓮棺葬在战国—西汉初期主要受燕文化影响，西汉早、中期则出现了具有本地区特色的辽东系瓮棺葬因素，西汉中期之后则主要受汉文化影响。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翠敏也对辽宁地区战国至汉代瓮棺葬作了研究分析，发现辽宁地区的战国至汉代瓮棺葬数量比较多，主要为瓮棺，其次为瓦棺、筒棺。瓮棺葬一般都分布在城址或者大型聚落周围，集中埋葬，一般都埋在竖穴墓圹里，多为一次葬;多数瓮棺葬无随葬品，少数有随葬品，如西汉半两、铜环等;多数瓮棺葬未发现骨骼，少数瓮棺葬发现的骨骼和牙齿都是儿童的，尚未发现确凿的成年人瓮棺葬。她认为，战国至汉代辽宁地区瓮棺葬大量流行，是在燕文化东渐和秦汉王朝在辽东地区经营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二、环渤海各地瓮棺葬的考古发现

　　过去，瓮棺葬在各地有所发现，但是关注度不高，做的研究也不够。以黄骅郛堤城瓮棺葬墓群的发掘为契机，瓮棺葬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和重视，之前的许多考古发现需要得到重新的审视。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对各地瓮棺葬考古新发现的介绍，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深入的思考。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尚珩介绍了北京通州路县故城瓮棺葬的发现情况，在胡各庄村发现62座汉代瓮棺葬，其中成人瓮棺葬23座，未成年人瓮棺葬39座。儿童瓮棺与成人瓮棺混合分布，瓮棺之间多存在打破关系，个别的成人瓮棺葬中有随葬品，儿童瓮棺葬中一般没有随葬品。

　　中国人民大学吕学明介绍了河北卢龙县卢龙镇蔡家坟遗址瓮棺葬的情况。该遗址共发现6座瓮棺葬，均为儿童墓葬，其中一座年代稍早为战国中期，其他为战国晚期。瓮棺由釜、瓮、盆等陶器组合构成，大型者由5件陶器套接组成，小型者由2件陶釜对接而成。瓮棺葬的埋葬方式和葬具组合与辽西、河北东部和京津地区的瓮棺葬基本一致，反映出燕文化及其波及地区的共同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介绍了山东临淄齐故城瓮棺葬的发掘情况。齐故城内、外均有瓮棺葬，齐故城内的瓮棺葬主要发现于阚家寨、刘家寨、河崖头、东古城等地，迄今已发掘50余座，属战国秦汉时期。基本上都是儿童墓，且一般有专门的葬地，有些埋葬于使用的道路之下。葬具有瓮、釜、盆、管等陶器，既有专门烧制的，也有日用器，有的底部或腹部可见穿孔，极少发现随葬品。战国时期瓮棺葬发现数量不多，使用1或2件陶器作为葬具。两汉时期瓮棺葬数量较多，分布较集中，形成专门的儿童葬地。多使用2件陶器作为葬具，也有1或3件的。与山东其他地区相比，齐故城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数量较多且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临淄作为齐国的中心城市，在包括丧葬在内的各种文化及习俗方面，既有机会广泛吸纳各种外来因素，同时也容易形成自己的特点并起到引领的作用。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子孟对山东临淄粉庄1号墓地瓮棺葬的情况作了介绍。该墓地发掘40座瓮棺葬墓，包括34座瓮棺葬和6座瓦棺墓，年代为战国西汉时期。瓮棺所用陶器以两器组合为主，常见瓮—瓮、釜—釜、釜—盆组合等;瓦棺常见两瓦或多瓦相扣合。基本上为儿童墓，除一墓出有束发器、一墓出有铜环外，其余墓葬均未出随葬品。瓮棺所用陶器种类和组合方式，多见于山东北部和河北地区，反映了燕齐文化区的共同文化特征。

　　山东大学朱磊介绍了山东临淄粉庄2号墓地瓮棺葬的情况，其中瓮棺葬31座，年代为汉代。与瓮棺葬处于同一地层的，还有小砖室墓、竖穴土坑墓、灰坑、水井等，推测此处是居住地的附近。他特别提到此地的瓮棺葬整体分布沿东西方向直线排列，推测当时可能存在一条东西向的道路，而这种分布状况在山东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马小飞对河北唐山韩新庄瓮棺葬群的情况作了介绍。韩新庄墓群共清理瓮棺葬261座，一般由几座或十几座构成一组，墓向以东北西南为主，基本为儿童墓，墓葬年代为战国至汉代。瓮棺多由2——5件陶器套接而成，其中釜占绝对优势，部分墓葬有用陶片补洞的情况，瓮棺均为横向放置。该墓地的瓮棺数量大、排列密集、分布面积大，没有严格的组群区别，应该是儿童墓葬区，与附近遗址出土的瓮棺有相似之处。但是，在瓮棺葬群附近方圆6——8公里的范围内，尚无同时期的遗址或城址的发现，瓮棺被葬者的具体来源有待于进一步探寻。

　　三、黄骅地区的瓮棺葬与古城址及其认识

　　黄骅市地处河北省东南部，东濒渤海，北依京津，南望齐鲁。黄骅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为齐、燕两国所属，境内有郛堤城遗址、丱兮城遗址多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城址。2016年，河北考古工作者在郛堤城遗址西北发现大量瓮棺葬，类型多样、分布密集、年代清楚，是战国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瓮棺葬墓地之一，受到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雷建红详细介绍了黄骅郛堤城瓮棺葬墓群的发现情况。在郛堤城遗址的西北城墙外，探明一处大规模的瓮棺葬墓群，目前已经发掘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瓮棺葬113座，多为儿童瓮棺葬，有成人瓮棺葬3座。葬具包括日常生活实用陶器和专门烧制做葬具的陶器。组合形式多种，有两器、三器和四器组合等，所有已清理的墓葬中均未发现随葬品。瓮棺葬墓地规模大、儿童墓与成人墓共存、瓮棺结构类型多样等，构成该墓地的突出特点。

　　山西大学李君报告了2014年郛堤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及其收获，并对其时代和性质提出了认识。通过对城墙的局部解剖，初步推断城墙建造年代最早不超过战国时期;根据城址内建筑遗址的地层关系和遗物特征，判断城址使用分为战国西汉、隋唐两大时间段。根据适合于沿海地区地理环境的筑城方式，结合历史上海进、海退活动和大量蚌壳的发现等，他认为该城址可能具有港口城市的性质，与秦始皇遣徐福东渡有很大的相关性。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张长铎在发言中，将黄骅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地理文献记述进行对照，根据境内散存的古贝壳堤和古柳县及丱兮城等历史遗址分布、郛堤城考古发掘和瓮棺葬的发现，推断黄骅是徐福东渡出海启程之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学术研讨会经过一天紧张的发言和讨论，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会议日程，并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闭幕式由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韩立森主持，河北省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李耀光，黄骅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剑华先后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作会议总结，对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和现实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白云翔在总结中指出，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层次很高，卓有成效。这次会议展示了各地瓮棺葬的考古新发现，交流了关于各地瓮棺葬的新认识，既有助于对各地瓮棺葬考古发现的及时了解，加深对各地瓮棺葬分布、年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等的认识，又交流了瓮棺葬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经验，提出了新的课题，对于今后各地进一步做好瓮棺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讨论各地瓮棺葬的相似性和独特性及其形成的原因和历史背景，有助于今后如何观察和分析瓮棺葬、如何进行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如何进行各地瓮棺葬的比较研究等提出了新的任务;通过韩国和日本学者关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地区瓮棺葬的学术报告，开阔了视野，有助于今后在瓮棺葬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在当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等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过程中，有一个更高的学术高度、更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郛堤城瓮棺葬、郛堤城考古勘探和发掘情况的学术报告以及实地考察，对郛堤城瓮棺葬的年代、特点以及它与郛堤城的关系等有了更直接的、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对于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对于郛堤城瓮棺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科学认知，对于其历史文化内涵的科学揭示和宣传，对于郛堤城瓮棺葬和郛堤城遗址的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从瓮棺葬出发研究古代东亚地区的人群移动、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不仅对于全面认识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显示意义。（整理者：董俊杰、将赴美 审核：白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