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在1997年回归祖国以前，香港经历了超过一百五十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其间由一个寂寂无闻的渔港渐次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商业都市及金融贸易中心;而在文化上，特殊的历史因素及社会环境则为香港带来了中西交汇的现象。虽然如此，中国传统一直是香港的文化根源，没有因为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湮没。以艺术为例，尽管西方的形式与观念是香港艺术的重要部份，传统的书画篆刻仍透过个人及团体组织的创作与展览活动，不断的持续发展。  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中国美术史亦在这种文化渊源之下，得以展开。

　　1.60年代以前

　　60年代以前的香港，随着国内政局的改变而出现了急促的社会变迁。晚清时，国内频仍的战乱令华南沿海一带不少人士迁移至香港。据统计，1842年的香港仅有约五千人，到1900年已陡增至约二十六万人。这些人士不单有民工、贫农及商人，亦包括了知识分子，骤然为香港增添了大量的劳动力，激发起工商业的发展，并引入了传统文化。民国时期，由广东移居香港的人士依然不绝，其中曾在清朝任官或从科举考试中得取功名的遗老及翰林公，更成为推动香港文化的主要力量。踏入30及4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南下逃至香港的同胞形成了又一股的难民潮，香港人口再激增至超过一百四十万;其后抗战胜利，国共内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战乱以及政体改变的因素下，南移的人口继续大增，至1950年人口已达二百余万，其间来港定居的书画家' target='_blank'>书画家及文人学者不知凡几。可以说，香港早期的文艺活动与学术发展，便是由这些南下定居的知识分子所推动的。

　　虽然中国美术史研究于传统的著述中早已出现，但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则是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新范畴。即以国内的情况而言，系统性的中国美术通史或绘画通史的著作，于20至30年代始出现，标志着现代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迈开了新的步伐。  至于香港，则碍于历史的因素，尚无很好的学术发展条件。香港早期有关中国美术的活动，多为书画雅集及座谈等形式，在观念与实践上，还未有系统性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出现。以香港最早的美术团体“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为例，该会于1926年成立，由潘达微、邓尔雅、黄般若等继1925年于广州成立的“国画研究会”而组成，以提倡中国美术为宗，活动以雅集及展览为主，其展览便常有古画的陈列，虽说是带有研究的性质，但主要还是观摩与论艺而已。  其它美术团体的活动，亦大都如是。

　　在60年代以前，在香港举办的文化艺术活动固然甚多，但与中国美术史研究有关的，应算是1940年中国文化协进会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该展览会由叶恭绰为筹备委员，展出的广东文物种类之广、数量之多，可说是史无前例;其筹办的宗旨，是“研究乡邦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  与展览会配合的则有《广东文物》，由简又文为艺术研究委员编集出版，全集分上中下三册，分为上册的图录之部及中下册的研究之部，其中研究之部中有卷八的人文艺术门，收录了一些论述广东美术史的文章，而卷十的鉴藏考古门则有文物及收藏的专论。从动机来说，“广东文物”展览的筹备与编集的出版，可以说明了当时于国难之秋，国人如何藉文化艺术以展现民族之志，诚如编集的序言中云：“存国粹于山河破碎之余，阐文化于兵火摧残之后”。  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则反映出香港早期文化艺术与广东的密切关系，盖从历史沿革，地理位置，以至人材资源，香港都难与广东分割，而此种关系又决定了以后香港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个方向;而《广东文物》中所载的部份文章，可说是香港研究广东文物艺术的肇始。此外，以展览形式配合图录及研究文集的出版，可视为香港的美术研究形式的滥觞，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由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文物与艺术品，亦随着时局的变迁与人口的南移，于香港渐渐累积起来。1940年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多少反映出早期部份的收藏情况。然而，美术史研究若要系统性的展开，艺术收藏与学术研究及美术教育的配合，是十分重要的。60年代以前，香港大学是香港唯一的一所大学，其冯平山博物馆于五十年代已占用冯平山图书馆的一间小室，进行文物艺术的收藏。  当时的收藏重点为历代中国陶瓷，由新石器时代彩陶至较后期的石湾陶瓷，其中较为著名的为一件罕有的唐代青花小水盂。于1953年，该馆举办了“中国陶俑”展览，并出版了《明器图录》一书。另一方面，由1950年开始，文学院之下的中文系首设中国美术与考古的本科课程，而其后冯平山博物馆的收藏，便成为辅助教学的重要实物。当时中国美术及考古课程虽然只是作为中文系课程的一部份，未能独立自成系统，但可作为香港专上美术史课程之开端，为以后该校的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基础。

　　2.60至70年代

　　60至70年代的香港，虽曾因国内的政局而出现社会动荡，但整体来说，社会的动荡并无碍其经济起飞。经济上的日趋富裕，为香港社会。带来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其中专上美术教育亦渐入佳境。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于1961年获捐赠一批元代景教铜十字，并于1968年独占了原为图书馆的冯平山楼。中文系的美术与考古课程则于科目上有所扩展，并于1965年聘请了台湾美术史家庄申任教，翌年更开设美术史的硕士学位课程，成为香港专上美术教育中最早开设的研究院课程。1978年香港大学的美术课程终由中文系独立出来，成立了艺术系。  该系于课程上增加了西洋美术史，并设有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香港大学艺术系的成立，一方面标志着美术史已于香港的大专教育中发展为一独立的专门学科，同时亦正式开启了培育本地年青一代美术史家的工作。

　　1963年香港成立了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该校与中国美术史相关的早期发展，可从其三个部门的成立得其梗概。第一，是新亚书院的艺术系。艺术系的前身为始创于1957年的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由创立以来，即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沟通中西艺术为宗旨，教学课程以中西艺术创作为主，而辅以美术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其后于1971年将课程作出重要改革，将美术史别为一组，使艺术创作与美术史各自成为既独立又互相关连的学科，摆脱了以往偏重艺术创作的传统，而在中西美术史的科目的比例上，则又以中国美术史为重。  第二，是文物馆。该馆于1971年创立，是作为辅助教学及供专门研究的博物馆，从创立开始，于短短数年间已建立起几个突出收藏重点，包括由明代至现代的广东书画，秦汉铜印，由唐代至清代的雕花玉饰件，和一些珍贵的碑帖拓本，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顺德本西岳华山庙碑。文物馆于80年代以前所举办的展览，类型甚多，由一般性的展览到专题性的特展，由书画艺术到工艺美术，由传统中国到日本及东南亚，除了辅以展览目录外，部份展览更配合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编印论文集。 第三，是中国考古艺术中心。该中心于1978年成立，其目的是透过数据文件的建立，增强及联系校内对中国艺术考古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包括本地及海外的学者，形成了一个颇为全面的艺术考古研究队伍。

　　除了两所大学的博物馆外，属于政府的香港艺术馆亦于1962年创立，以全面性的原则收藏各类型的文物艺术，所举办的展览亦不乏与中国艺术有关者，部份更编印了严谨的目录，于提高市民认识艺术的能力之余，亦推动了美术史的研究。该馆的展览除了展现本身的收藏外，亦与其它的私人藏家及组织联系展出，例如敏求精舍及东方陶瓷学会等。

　　60至70年代香港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便是在文化建设及教育发展之下，得以从草创至渐见落实。其特色可从几方面观察。首先，在人材方面，由于香港拥有比较开放的社会环境及自由的研究气氛，故于培育本地人材之余，亦吸引了不少香港以外的美术史家及学者来港，或作长期任教，或作短期访问，直接加强了美术史的教学及研究，并推动了学术交流。其中著名的本地及外来学者，如饶宗颐、郑德坤、屈志仁、李铸晋、时学颜、庄申、王人聪、杨建芳及冯先铭等，都为香港的美术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亦可以说，这时期香港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已带有中外汇萃的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的高美庆，亦于70年代由美国深造再回返回母校任教，可说是代表了第一代经海外培训而冒起本地美术史人材。 此外，部份于60及70年代于香港大学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硕士毕业生，亦以其专业回馈本地学术界及艺术圈，体现了本地人才培训的成果。

　　其次，是研究的范围方面。美术史的研究范围，主要取决于学者本身的兴趣与专长。香港于60至70年代的美术史家既来自中外不同地区，其研究范围趋于多样化，自不待言。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的研究专题为例，便分有十多种不同的范围，如考古艺术中的玉刻、青铜器、陶瓷、印玺，书画中的广东画家、中国当代画家、古碑文拓本等。  此外，美术史资源与材料的掌握，亦有利于启迪研究。文物馆所收藏的玉花饰物、古代印玺、广东绘画和碑帖拓本，正好为中国考古艺术中心的研究提供了实物的资料，充份说明了艺术藏品与研究的密切关系。  总的来说，香港最丰富的艺术收藏与艺术联系，应算是广东的书画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于70年代举办的“明清广东名家山水展”（1973）、“黎简、谢兰生山水展”（1975）及“广东名家书法”（1978），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于1979年的“石湾陶展”，与香港艺术馆于1973年及1977年先后举办的“广东名家绘画”及“石湾陶艺展”，都说明了这种资源上的特点。而有关广东书画文物的研究，则可见于配合展览而编印的目录之中。除此之外，部份学者亦利用这种资源优势，以广东艺术为其长期的研究目标。由1965年任聘于香港大学的庄申，便因长期于香港教学，逐渐接触到香港的公私收藏，从而发觉可以广东绘画作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天地，遂于1973开年始，决定以广东书画与清末粤籍收藏家为其新的研究对象。  该研究得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赞助研究经费，其部份论文虽然于70年代曾经发表，惟因种种因素，其整体成果则要迟至90年代才于台湾出版。  但无论如何，广东书画为香港于60至70年代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另一方面，高美庆于1972年在美国所完成的博士论文，以近现代中国美术为范围，探讨中国美术对西潮的响应，亦同样具有学术的视野与前瞻性，盖当年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主要是以古代为主，近现代的部份还是一个空白点。  之后高美庆继续发表其有关现代中国美术的论文，其研究实有开拓中国美术史研究新领域之功。

　　在研究途径方面，中国传统文献考证及论评的模式，于香港此期的美术史研究占着重要地位。以庄申的研究为例，他于1971年出版的《王维研究》（上集）， 对于王维的生平传记及历史文献中所存在的问题，论析详实，显示出传统史料考证的方法。  1968年至1971年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四篇硕士论文，在庄申的指导下，分别就阎立本、马远、吴历及倪瓒作出探究，所用的研究方法亦主要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作出细密的考证。  然而，随着海外学者来港任教及访问，加上香港本身具备了中西文化汇集的条件，西方的研究方法亦并非遥不可及。举其大者，如李铸晋对画迹的研究，即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观念，如利用形式方式以看真伪鉴赏及风格变迁。  虽然李铸晋及其它海外学者如时学颜、郑德坤等都只曾任短期的访问教授，但他们于70年代于香港美术史界的影响，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在出版方面，香港蓬勃的经济发展，确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印刷精美的展览图录，是其一例。图录中除了刊登展品外，往往收录由著名学者执笔的文章，就展览的专题范围作出分析。此种形式固然令人回想1940年《广东文物》的编集，但在图片的质素及文章的专门性方面，却有飞跃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让香港成为了学术的交流之地。1974年《书谱》杂志于香港创刊，比较国内的《书法》（1977年创刊）、《辽宁书法》（1979年创刊）、《书法研究》（1979年创刊）及《书法丛刊》（1980年创刊）还要早，成为了第一本书法艺术的专门刊物，刊载各地学者有关书法史论的文章，颇具学术的权威性。虽然《书谱》在以商业为主的香港可说是艰苦经营，但却反映了香港华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结。除此之外，于1974年由徐复观于《明报月刊》发表《中国画史上最大的疑案──两卷黄公望的富春山图问题》所引发的学术论争，亦属经典。《明报月刊》为香港出版的一份严肃刊物，当年成为了讨论《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及子明卷真伪的主要论争战场。此场论争由1974一直延续至1976年，参与讨论的学者除徐复观外，有饶宗颐、傅申、翁同文等，其触目的程度直可与国内于1965年肇始的“兰亭论辨”相比较。  该场论争无疑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其学术意义是肯定的，至少在方法学上，反映出历史文献的考证的长处与局限，及其如何与实物画迹作风格分析配合的问题，对于本地及国际学术界有着积极的影响。

　　3.80至90年代

　　自80年代以来，香港在充满变化的政治氛围与社会环境中继续发展经济，终成为国际的繁盛都市。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九七回归的落实，香港与国内的联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机。学术交流亦由此转趋频仍，由此缔造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另一发展基础。

　　80至90年代是香港大专教育的一个急促发展的阶段，最为触目的是于90年代逐渐增加大学的数目。然而，以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而言，则仍以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为主。香港大学艺术系的课程，于80年代仍以中国艺术史为重点，并增设了日本美术史;然于90年代，随着人事的变动，逐渐增设印度及南亚美术史。由于将“中西并重”的课程发展为“东西并重”，而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性亦难免相对地降低了。事实上，将80年代的博士及硕士论文与90年代的比较，这种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中国的传统艺术，包括绘画、陶瓷及雕塑，而近年则多了中国现代艺术、香港艺术及中国以外的艺术史研究。  这种方向的改变固然有其内在的复杂因素，但其中出现了较多与香港艺术有关的研究，则多少反映出90年代因“九七”问题而出现了重视本土文化的现象。

　　至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则于80及90年代于深度及广度上加强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例如先后于1981年及1990年开设中国艺术史的硕士及博士课程，又于本科课程中增设香港艺术、现代艺术及中国书法史等。相对于香港大学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史博士及硕士论文一直均以中国的传统艺术为题，其中又以书画的研究为最普遍。从研究范围来说，有三点值得留意。首先，论文中不乏以广东书画家' target='_blank'>书画家为研究的对象，包括黎简、谢兰生及居巢，反映出广东书画仍是研究的一个重点。  其次，亦有以现代艺术为题的论文，如石鲁及金城的研究，以至探讨毛择东图像的现象及香港的水墨画发展等，一方面突显了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的新的国际学术潮流，同时亦反映出香港艺术史研究的需要。  此外，由90年代开始，博、硕士生的论文骤然多了书法史的研究，例如以书家为主的杨维桢、文征明、陈献章及沈曾植的研究，以及以专题的形式探讨甲骨文书法、明初书法及晚明变形书风等。  这种取向一方面是艺术系课程中加入书法史的结果，但同时亦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方向同步，因为由80年代国内出现书法热至90年代海外对书法史的关注，都呈现出这种研究风气。

　　以上两所大学的美术史教学与研究的现象，无疑显示出一定的学术趋势，其中对于广东书画艺术，中国现代艺术、书法史及香港艺术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事实上，这种趋势可从其它的艺术及学术活动中更加突显出来。有关广东的书画，观乎文物馆所举办的展览，已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明清广东法书”（1981），“明清广东绘画”（1982-83），“馆藏二十世纪早期广东绘画”（1984），“广东出土至唐文物”（（1985-86），“岭南画家作品选”（1986），“高剑父书画”（1988），“居巢居廉绘画选萃”（1989-90），“苏六朋苏仁山书画”（1990），“岭南三高画艺”（1991），“黎简谢兰生书画”（1993），“居巢居廉画艺”（1996），及“书画缘──斑园藏高剑父书画”（1997）。文物馆于广东书画的丰富收藏，当然是这些展览的重要部份，而艺术系研究生对广东画家的研究，亦可以说是以文物馆的收藏为基础的。这些展览的图录所收录的专论文章固然可作为广东书画史研究的成果，而高美庆于1993年开始所进行对高剑父艺术的研究，更是继70年代庄申的研究之后又一针对广东书画的系统性研究计划。 除此之外，香港艺术馆的广东藏画亦引起了该馆馆长的研究，而二居及岭南画家更是艺术馆重点的展览专题。

　　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研究，则以80至90年代于香港举办的国际性研讨会最能说明其发展，其中最具代性的为1984年的“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国际研讨会”及1995年的“虚白斋国际研讨会──二十世纪中国绘画面面观”。  从学术研究来说，国际研讨会往往是学术趋势的指针，除了是各地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场合，亦为学术交流提供机会。该两次研讨会邀请了不少国际及本地的知名学者出席，会议期间所提交的论文对推动研究中国现代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中提交论文的本地学者有庄申、高美庆、王无邪、谭志成及万青力等。  1984年的研讨会是当年香港艺术节的项目，与之配合的展览包括香港艺术馆的“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展”，香港艺术中心的“艺术之经验──水松山石舴藏现代中国绘画”，文物馆的“二十世纪早期广东绘画”，与冯平山博物馆的“艺展八四”;而1995年的研讨会则配合“二十世纪中国绘画──传统与创新”，“澄怀古道──黄宾虹（1865-1955）”及“叛逆的师承──吴冠中（1919-）”等三个展览，盛大的规模与国际关注的程度，足以说明由80至90年代中国现代绘画一直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课题。

　　在书法史的研究方面，1984年书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大辞典》，是具有开拓性的重要工具书，可惜《书谱》杂志终于1989年停刊。严格来说，90年代是香港研究书法史的重要时期，除了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开设本科的书法史课程，并带起了博、硕士生对书法史的研究风气外，香港的书法史研究亦于此时得以加入国际的学术潮流中。1997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与文物馆合办了“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是香港首个以书法为专题的国际研讨会，虽然在时间上比较国内、台湾及美国的首个书法会议晚了超过十年，但在“九七”前夕举办，实有指导未来美术史研究方向的意义。  于该会议提交书法史论论文的本地学者有饶宗颐、马国权、李润桓、林业强、莫家良及唐锦腾，而在该次会议之后，本地学者应邀出席香港以外的书法会议的机会亦转趋频密。

　　至于香港艺术的研究，可说是90年代急促冒起的新课题。“九七”回归对香港的冲击可说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较为积极的影响，是引起学术界关注及思考本土文化的问题。在美术史方面，香港艺术亦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由于一直以来，有关香港艺术的历史资料并没有得到系统性的保存与整理，故香港艺术史的研究可说是需要从基础做起。值得特别留意的研究，可从不同的单位观察。第一，香港艺术馆于80至90年代所举办的展览及讲座，是有意识的加强了香港艺术的部份，例如其“香港艺术家系列”展览及“香港书法篆刻传承及展望”讲座系列，便最具代表性。  与此同时，该馆亦进行香港艺术的研究，利用所藏的香港艺术品，以图录方式，整理香港的艺术发展史，部份成果亦已编集出版。 第二，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于1995年成功申请了经费，进行一全面的香港艺术史研究计划。  几年间已渐渐建立起香港艺术的数据库，并正就香港的书法、绘画、篆刻、水墨画、西方媒介及美术教育作深入的研究。1999年，该系更出版了《香港书画团体研究》一书，由博士生张惠仪撰写，为香港艺术史的研究迈开了步伐。  第三，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众多展览中，亦有与香港艺术有关者，值得注意。其中1997年的“香江先贤墨迹”展览与上文所述的“中国书法国际学述会议”配合，全面展示了香港早期的书迹，而会议中李润桓及马国权所提交的论文，正是以香港书法史为讨论课题。  此外，于1998年展出的“三不亦堂藏丁衍庸书画”，则是对香港书画家' target='_blank'>书画家丁衍庸作出回顾;同年高美庆更展开了丁衍庸艺术的研究计划。  丁衍庸于香港的书画界固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早期新亚书院艺术系的书画教学更是贡献良多，由香港中文大学对他作出研究，应是最为恰当。第四，香港大学艺术学系的个别教授亦关注香港艺术史研究的空白现象，故一方面发表文章作专题性的论述，同时亦鼓励研究生进行学术探索，此亦解释了何以近年香港大学的研究生较多转向了香港艺术的研究。  事实上，由艺术学系的研究生及毕业生组成的香港艺术历史研究会，亦一直致力于从事香港艺术的研究。

　　4.新世纪的展望

　　虽然香港是一个以商业为上的都市，加上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难免逐渐受到冷落，但随着社会的富裕与教育的进步，香港于过去数十年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还是慢慢的得到发展，而且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展望未来，更可借着新的时机与环境，使香港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进入新的境界。

　　所谓新的时机与环境，是指“九七”回归后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及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作为国际性的都市，香港与其它地方的联系与交流一直是其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自七十年代末年国内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与国内的学术联系已渐趋紧密，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种关系更进入了新的阶段;与此同时，香港与海外联系的优势依然保持，对于接触与了解各地不同的学术资料、取向、方法与成果，香港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以1999年下半年为例，来港作数天至数月访问的美术史家，便有国内的薛永年与任道斌，及台湾的庄申与石守谦。 此种学术的联系与交流对于刺激本地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作用应是肯定的。而可以相信，这种现象于21世纪亦必会有持续的发展。

　　另一方面，1997年的回归，令不少香港人积极正视本身的文化根源问题;而在政府的政策及于社会的文化诉求下，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便成了当务之急。香港城市大学于1998年开设的中国文化中心，便是这种时代需求的反映。香港艺术馆于1997年举办了“国宝─中国历史文物精华展”，以庆祝回归，又于1999年举办“战国雄风──河北省中山国王墓文物展”，以庆祝建国50周年，都是本地空前的大型中国文物展览，展出期间所产生的文化震撼力，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于本地教育地位的提升，年青的一辈可望对于中国艺术这种富有强烈民族特色的文化类型，有更深切的体会。长远而言，这种文化的认同相信会对培育未来中国美术史的人材，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