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湖明代黄册库百万本册籍损毁之谜

　　事关国计的黄册制度

　　黄册，相当于明代的户口簿。明初建立的黄册制度，是明代的赋役之法，也是明代户籍与赋役的基本制度。黄册十年大造一次，包含各户的丁口情况、事产、户类及税则级别等内容，是明代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口版籍。它们“关系国计至重，天下钱粮、赋役根本于此”，可谓国家之命脉。

　　黄册制度是在明初的户帖制度基础上建立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诏令天下开始编制黄册。政府把户帖发给各户，每年填报，由地方官核实其丁口、田宅及资产等的变动情况。逐年累计的材料便是十年大造黄册的依据。

　　黄册以户为单位，登记户籍户等、人丁事产两大部分的事项。其中人丁部分包含计家男妇、男子、成丁、不成丁、妇女、妇女大、妇女小等项，含每人的姓名、年龄;事产部分包含田地山塘（总计）、田、地、山、塘、房屋、车船、头匹（耕畜）等项。各地黄册共攒造一式四份，“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

　　明开国后还编造了登记田亩的鱼鳞图册。黄册与鱼鳞图册相互配合、补充，“（黄册）以人户为母，以田为子，凡定徭役、征赋税用之”，“（鱼鳞图册）以田为本，以人户为子，凡分号数、稽四至，则用之”。两者构成了明代赋役制度的基石。

　　关于黄册一名的来源，多数研究者认为，源于朝廷规定自洪武二十年（1387年）起，上交户部的黄册一律以黄纸做封面。这一说法似乎不够全面，因为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朝廷文告中就有“黄册”一说。“黄”含有与户籍和人口相关的含义，

　　明人张萱说，黄册“谓之曰黄，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也有一定的道理。

　　天造地设的建库之地

　　明朝黄册库选址于玄武湖中的洲上，是由玄武湖独特的地形条件决定的。黄册作为国家之根本和命脉，收储保管时首先要绝对保证其安全。那时的玄武湖水面浩渺，湖中的几个洲与世隔绝，“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安全防卫较有保障，实乃天造地设的建库之地。

　　虽然自然地形得天独厚，但朝廷对后湖的安全防卫一点也没有放松。当时的玄武湖被划为禁地，“人不得窥伺矣”，更不许随便进入。沿湖军民“不许偷引水利”，湖边土地不许耕种，湖内鱼蟹、菱茨薪草不许采取。若有违反，究问如律。真可谓“湖曰禁湖，地曰禁地，例必曰禁例，而船必曰禁船。”明朝一位叫朱璠的户部官员写道：“王者从来重所天，六朝无计置民编。后湖藏册高千古，永保皇图亿万年。”表达了对黄册受到很好保护的自豪。

　　玄武湖在严密的防守隔离下，人们“游趾不得一错其间，但有延颈送目而已”，曾有诗人感慨：“瀛洲咫尺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在明朝很长的时间里，玄武湖几乎从南京市民的生活中消失了。

　　命运多舛的国家秘籍

　　虽然防守森严，管理严格，但黄册库中的册籍并没有得到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善保护，虫蛀、潮湿、造假等都对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如正德十五年（1520年）时发现，正德七年（1512年）编造的江西布政使黄册已大半被蛀坏，其中，“有一县全蛀者，有一县十蛀八九者。纸张如粉，灰末成堆，都图丁产，字字不全，难以辨认。但经一揭，纷纷而碎”。库房的境况也很糟糕，嘉靖时，多数库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万历时更是“梁柱朽烂，砖瓦倾圮。阴雨淋漓，册籍难收”。

　　黄册库册籍真正遭遇厄运还是在明清易代中。南明小朝廷在抵抗清军的进攻时，竟将珍贵的册籍搬运出来，有的充当城墙、隘口的填充物，有的用作制作士兵铠甲和火药引信的材料。经此一劫，一百多万本黄册只残存下数十万本。

　　入清后，剩余的黄册又遭受了彻底的劫难。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刚入南京时，顺治曾谕示南京各衙门，对地理户口版籍等要用心收藏，不许损毁。但政权稳固后，为了抹去前朝的痕迹，立即痛下狠手，对所剩不多的黄册或变卖处理，或挪作军事物资。

　　顺治十三年（1656年），工部变卖黄册555530斤，得银16665两。同年十一月，江南提督关学忠卖黄册80000斤。顺治十四年（1657年）三月，发靖南王耿继茂造甲用黄册728500斤。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总漕蔡士英奏请动用黄册430000斤，用于制造军械、火药等，得银12914两7钱。

　　顺治十四年（1657年），桐城诗人方文曾在南京街头目睹了清政府将黄册当作废纸变卖。这年春天，他逛至南京热闹的三山街时，看见路边如芦柴似的堆积着许多方形大书册，旁边有人在高声吆喝着叫卖：“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好奇的他不由得上前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些册藉竟然是明代的黄册。曾经的国家秘籍，如今竟沦落至此，他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不禁写作了一首长篇叙事诗《负版行》中，抒发了对江山易色、文化遭劫的无限感慨。

　　经历明末战乱和朝代更迭，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百万本黄册便几乎被损毁得干干净净，如今就连一本也难以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