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雕版印刷_非物质文化遗产_传统手工技艺

　　遗产编号 ⅷ-10 所属地区 福建·南平·建阳市

　　遗产级别 省级 遗产类别 传统手工技艺

　　申报人/单位 福建省建阳市 申报日期 2006

　　在闽北历史上，最具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有两样：从人物方面来讲是出了个朱熹，“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从事物方面来讲，是出现了建本图书。朱熹的研究成果浩繁卷帙，难以车载斗量，而对建本的挖掘和传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提高。

　　当代学者、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说：“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从数量上看，建本超过了浙本、蜀本，建阳在历史上是名副其实的“图书之府”。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历代建本古籍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经部书171种，史部书480种，子部书505种，集部书304种，丛部书8种，合计近1500种，对祖国文化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迄今，有不少建本图书为日、英、法等国国家级图书馆所珍藏。

　　历史上，“建本”的发祥地在麻沙、崇化里，即今麻沙镇和书坊乡。为什么地处山林深处的这两个地方会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呢？让我们透过尘封的历史，从雕版印刷的起源开始去做一番探究吧。

　　雕版印刷？？文化传播史上的一场革命

　　文字的流传在历史上经历过漫长的时期。人类最早从结绳记事开始，殷商时期有了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甲骨文，随后有了镌刻在青铜器上的西周铭文，有书写和刻印在木板和竹片上的木牍文字和竹简文字;有汉魏时期的碑文石经，还有书写在帛、绢、纸上的文字，但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到了唐朝，将文字雕刻在木板上，大批量印在纸上装成书册，这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它使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更多的人受教育成为可能。

　　唐朝从8世纪初唐玄宗时代创建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作为中央级的学术文化机构，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征集古今经籍，加以整理，重新点校、抄录，传播后世。从所设职事“书直”、“写御书手”和所损耗的材料可以判断，当时出书还是靠手抄而无印刷技术。据《新唐书》载：集贤院所用的纸、笔、墨均由太府供应：“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唐会要》载：“集贤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数据相当精细。

　　那么最早的刻书起于何时呢？根据版本学家研究，我国雕版印刷最早见于中唐时期而并非始于隋朝。《全唐文》卷六二四有剑南东川节度使冯宿于大和九年（826）所上的《请禁印时宪书疏》，疏中写道：“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来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旧唐书？文宗纪》亦载有：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二者可互为参证。可见刻印本的兆始起于日历。日历虽非普及读物，亦不如典籍重要，但它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事涉四时农事和祭祀活动等，在百姓眼里实比经史书籍更有实用价值。且日历篇幅小，刻印容易，需求量大，销售市场大，于是民间私印日历便应运而生。我国雕版印刷始于中唐，约在8世纪末，这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

　　在中晚唐，与日历同样受欢迎和重视的印刷品还有佛经。唐代上自皇亲国戚、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都好佛，时尚使然，迄今国内外所流传下来的雕版实物多为唐末、五代时期刻印的佛经和历书。从地点来说，雕版刻书始于吴（淮）、蜀两地，即今浙江、江苏、四川，这是我国刻书业的发祥地。这里地方富庶、人口稠密，文化水准较高，为刻印书籍提供了客观条件。后唐大臣冯道曾上奏章刊刻五经，说是“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无经典”，可见两地刻书已具备一定规模。

　　那么建本图书起于何时呢？这个问题迄今还难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建阳文史专家刘建在《大潭书》中认为建本起于唐末，建本研究专家方彦寿在《建阳刻书史》一书中认为建阳刻书萌芽于五代。遗憾的是，迄今国内外还没有发现一件唐末或五代建本图书的实物。对于建本图书，我们大致可以使用这样的表述：兴于宋、盛于明、亡于清。其中以宋代建本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北宋开国承五代乱离之后，书籍刊刻甚少。又历经战火洗劫，经史典籍了无孑遗。刻书之事至宋真宗时才兴盛起来。北宋朝廷曾在乾德四年（966）和太平兴国三年（978）两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亡逸书籍。通过给官给钱等各种办法鼓励民间献书，结果十分奏效。至景德二年（1005）五月，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阅书库，曾问祭酒邢？m:现存多少书版？邢？m回答：开国之初不到4000,现有十多万，“经史正义皆具，书版大备”。宋开国于960年，40多年间书版增加二三十倍。

　　北宋初期的刻书主要限于官方刻书，且精于校雠，往往要经三、四道校勘才能成书，由国子监直管，刻书周期长不言自明。在治平元年（1064）之前，朝廷对擅自镌刻图书是严加禁止的，民间刻书要向国子监申请才行。到熙宁元年（1068）之后擅刻之禁松弛，私刻坊刻大量兴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建阳刻书业的兴起也应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后全国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刻的称为浙本，四川刻印的称蜀本，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称“建本”，又称“麻沙本”。

　　“图书之府”：900年的辉煌历史

　　朱熹弟子、著名地理学家祝穆在《方舆胜览》一书中把建版图书列为建阳一大土产，位列建茶、建盏这两大贡品之前。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

　　南宋江湖派诗人刘克庄于宝庆元年（1225）到建阳任县令，他盛赞麻沙、崇化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嘉靖版的《建阳县志》则称：“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十日两墟，且专门以书籍为主要交易对象，这样的文化集市景观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比今日名扬海内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有诗意得多了。

　　《中国印刷史》记载，宋代建阳麻沙、崇化两地共有刻坊37家。而据方彦寿先生考证，至少在50家以上。宋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建本亦然。官刻的特点是以公帑刻印书籍，最早有“公使库”本。公使库如今日政府招待所，由地方政府出资招待往来的官吏，经费有节余的则用于刻书。库内往往设有印书局。除了公使库，各路茶盐司、漕司、提刑司和州军学、郡县学以及各处书院也曾从事刻书，这些统称为官刻。官刻虽不是建阳刻书的主流，但两宋时期官刻仍代不乏人。甚至连福州、泉州、莆田、汀州等地官方也都有在建阳刻书的。私刻指私人刻书，由私宅、家塾或个人出资刻印书籍，有别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坊刻。两宋时期，闽北学者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朱熹及门人蔡元定、祝穆、刘？——等都刻过书。此外，以私宅、家塾等形式的刻书也有20多家。两宋时期私家刻书已很流行，据《天禄琳琅书目》载，当时全国以“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家为最。“余”即建阳的勤有堂余氏。清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列出有名私刻32家，其中有10家在麻沙、崇化，尤以黄善夫、魏仲举为著。坊刻是指书肆、书铺、书堂等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书商刻书，它是建阳刻书业的主流，当时已呈家族化、商业化、规模化倾向。据方彦寿先生考证，宋代建阳坊刻有29家之多。如果说私家刻书以麻沙为主，内容上偏重正统的经史子集，那么坊刻则以崇化为主，内容上四部皆备，且比麻沙刻书更趋向通俗化、大众化。

　　建本在南宋时即已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南宋建阳学者熊禾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他在为重修的同文书院作的《上梁文》中有“书籍高丽日本通”、“万里车书通上国”等句，这是宋代建本远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真实记录。

　　及至元代，建阳书堂书铺及刻本数量都大大超过宋代。在全国现存的元刻本中，建本几乎占了一半，且以坊刻为主。到明代，刻书机构众多，官刻、坊刻数量又远胜前代，建阳麻沙、崇化书坊多达220多家，大都世代相传，以刻书为业。刻本内容经、史、子、集、丛五部俱备，还有许多通俗普及读物行世。许多有名书肆集编校、刻印销售于一体，书价低廉、行销四方。尤其在嘉靖、万历时达到鼎盛的高峰，仅建本小说杂书类刊刻就达千余种。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在崇化书坊首先付梓的。

　　从现存的崇化书坊图可以看出，当年崇化书坊有书林门，门外有接官亭。书林门西边山麓建有文庙，文庙西接长达数里直通状元府长街，主街有前街、后街、上街、下街和新街五条街道。横贯书林的书坊溪上，建有步云桥、云衢桥、同文桥、一家桥、八达桥、状元桥，六桥连接两岸，寺庙亭阁点缀其间，书林文笔、仙亭暖翠、南山修竹等书林十景环列周遭，俨然一座繁华都市的模样。史志记载明朝书林人口超过三万，居民多“以刀以锄、为版为田”，至今还流传着崇化里当年有100家刻坊、100口井、100座庙的传说。刻坊印书的墨水沿坡南流，汇集在云衢桥北的滩地上，日积月累，成了“积墨池”。

　　据王先谦《续东华录》乾隆八十一卷载：乾隆一次在读米芾墨迹印本时见到“勤有”二字的标记，继而又在几本其它书见到“勤有堂”字样，激发了无限好奇，问闽人在朝为官者，知之甚少，只好命军机大臣传谕福建地方官，查问“建宁府余氏子孙现是否尚习刊书之业？勤有堂建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其家在宋曾否造纸、有无印记？”要求逐一查明遇便复奏。查的结果是建阳余氏后人余廷襄力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迁建阳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印有“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