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朔州:秦汉马邑北方重镇
秦统一后,雁门郡辖17县,有史可查的是善无县、平城县、马邑县、新城县、楼烦县、沃阳县、崞县、繁畤县、汪陶县、埒县。西汉雁门郡辖县辖14县,有:善无、沃阳、繁峙、中陵、阴馆、楼烦、武州、汪陶、剧阳、崞、平城、埒、马邑、疆阴。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秦始皇派蒙恬率军北击匈奴,筑土城养马,故名马邑,后置马邑县,属雁门郡。秦汉马邑城就在今朔州古城的位置上,位于明朔州古城及其西北。现存的朔州古城,修建于元末明初,它是在元代城池东南隅的基础上缩小改建的。考古学家认定,北齐朔州城墙是秦马邑原址上的建筑。根据遗存的北齐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建的朔州城垣丈量,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600米,周长计13.6华里,这应是秦汉马邑县之规模。
晋干宝《搜神记》载:“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或以为代之马城也”。
朔州古城周围有不少战国墓,战国器物有陶豆、铜剑、四山纹镜等。平朔露天矿9区1号墓出土的“周渝”和6区41号墓出土的 “王剂”等印章,从字形结构分析,属战国晚期三晋私人印。平朔露天矿铁路取土场41号墓出土的四山纹镜,是战国晚期流行的镜。8区89号出土的一柄铜套矛(三棱柱形铜剑),是战国常见的兵器。从朔州古城周围战国墓的分布和器物的时代推断,在战国晚期,今朔州古城之地,已是一处较大的聚落。
朔州古城周围,西汉至东汉的墓分布密集,既有官吏的大中型墓,也有中等人家和贫民的小型墓。在出土的大批西汉早期的陶器中,有23件陶壶的颈部发现有篆体戳记“马邑市”。这些戳记是制成陶胚后,先打上戳记,再入窑烧造。
从1983年至2004年,在朔州古城周围共发掘汉墓2000余座,出土各类器物15000余件。墓小的只有1米多深,只能容身,既无棺椁,又无随葬品。大的有8米多深,墓底面积达20多平方米,有棺椁,有的还有积炭积瓦,随葬品有的达200余件。从墓葬骨架、一些异常现象与随葬器物分析,其墓主有武将,有文官,有富豪人家,有庶民百姓。从死因看,有战场死,有刑徒死,有瘟疫死,有难产死……这批形形色色的器物,类别达百种之多,从器质分有陶器、铜器、玉石器、竹木牙角器、铁器、金银器、其它金属器、漆器、丝织品、食物等。从用途分有炊具、兵器、日用杂品、家具、服饰 ,盥洗器、化妆用品、镜、灯、熏炉、佩饰件、工具、钱币、印章、车马器、玩具、赌具、文具、器物饰件、砖瓦、计量器、冥器等。这批墓葬与器物,显然是汉马邑县城的一个缩影。
朔州古城,从战国晚期聚落、秦汉马邑城,历经北齐朔州、招远(朔州治),隋唐至辽金元善阳(隋为马邑治、唐为朔州治、宋为朔宁府治、辽金元为朔州治),始终未离这块地方。朔州历代的建置,一直是居于“两河(恢河、七里河)夹一州”和南西北环山的簸箕形盆地之中。
朔州“左距雁门,右峙偏关,南屏宁武,居三关之中,为南北咽喉,东西要略”,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而也就决定了它历代建置军事重镇的必要性。从北齐始,多因战事需要,或设州,或置郡、军。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从秦汉马邑到明代朔州,一直是晋北之重镇。
马邑是秦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养马基地,彼时盛产名马。于是便在筑城养马,所筑之城,故名马邑;二是马邑位于反击匈奴的前沿,养马合当其用。
秦汉为适应边防战争的需要,增强北部边防防御能力,十分重视养马业,用马装备军队,发展骑兵。骑兵是当时最先进的部队,是边防军中的精锐部队,在抗击少数民族军队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蔡邕曾指出:“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瞻仗。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也。”这说明幽冀二州的骑兵在全国是有名的,国家边防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二州来办理。《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载:“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这是说对付少数民族的骑兵,只能“舍甲胄,驰轻兵”,才能“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
1.鼓励养马
秦汉鼓励养马表现在六个方面。(1)国家在长安附近养马。《汉旧仪》说“天子六厩”“马皆万匹”。在北边、西边设诸牧苑36所,“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2)提高马价。汉武帝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如淳注曰:“贵平牡马价,欲使人竞蓄马。”由原来的每匹1万至2万钱,定为每匹20万钱,鼓励民间多养雄马。(3)卖爵得马。汉武帝规定:“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如淳注曰:“千夫、五大夫不欲为吏官者,令之出马也。”(4)养马免役。“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岁”(5)官马民养。元鼎四年,“令民得蓄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十一”。李奇曰:“今令民能蓄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驹,此为息十一也。”就是官府借母马于民,让人们在边防畜牧,三年后归还国家一定数量的幼马。(6)亭养母马。即让封君和官吏按比例出母马,由亭繁息,国家从中征调子马。加强马政建设,使长城沿线出现畜牧业繁盛之局面。《盐铁论•西域篇》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于野。”《汉书•地理志》也载,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玉海》卷148引魏王郎云:“雄卫霍张皇之师,羁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养殖战马,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2.发展骑兵
秦汉在中央增设了“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和胡骑等四校尉,都是专门为训练骑兵而设置的。同时,又设立羽林骑,选拔西北地区精于骑射的“六郡良家子”和“从军死事之子孙”充当。骑兵获得了突破性发展,数量空前增多。如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巡视边陲,曾“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千余里”。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曾动用过20余万骑兵出击。除了中央直辖的骑兵集团外,边郡各太守也统有不少的骑兵。《汉旧仪》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骑兵的种类有轻骑、重骑、突骑多种,特别是幽州“突骑”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西汉末年,吴汉对太守彭宠说:“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上谷郡功曹寇恂就认为:“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说明自西汉中期后,不仅骑兵的品种、数量增多,而且骑兵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与匈奴作战的主力。
班氏以马起家。山西北部之畜牧业由来已久,尤以“代马”驰名于春秋战国之世。战国末年,秦灭楚国,楚国令尹(掌军政大权之最高官职)子文之后代,看中了山西北部的畜牧业,便来到这里取名班壹。他利用其地宜于畜牧的自然条件和百姓善于畜牧的传统习惯,大搞畜牧业。始无定居,主要活动在班氏(今怀仁县东境)一带。秦始皇末年,班壹定居楼烦(今朔城区梵王寺村),以牧牛、马、羊数千群,而富甲天下,成为山西北部第一豪门大姓。秦王朝以班姓名县,置班氏县,楼烦亦置县。班氏为代郡属县,而楼烦为雁门郡属县,故班氏之畜牧区,地跨雁门、代二郡之地。
尔朱荣以马称霸。北魏尔朱氏 “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以马起家。尔朱荣以马北朝称霸。
唐末 “代北士马甲天下”。隋唐,当地盛产名马,唐末,李克用率代北士马,灭黄巢功居第一,纵横天下,四方诸侯闻风丧胆。有“代北士马甲天下”之称。
辽金元明清的养马基地。辽代,朔州是重要的养马基地,曾一度禁朔州路马入宋。至“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辽史•食货志》)。金代,据《金史•地理志》载:包括朔州地区在内的西京路,有群牧12处。大定二十八年(1189),马发展到47万。元代,许多王公贵族在朔州地区将山地荒田,开辟牧场,甚至变良田为牧场,发展畜牧业,为元政府提供马匹等。明清两代,朔州地区的养马业亦久盛不衰。
马邑因“马邑之谋”而名载史册。白登之围后,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和亲”实际上是妥协,不但要把皇室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得送给匈奴许多财物。即使这样,匈奴还是经常侵犯中原,杀害百姓,掠夺粮食和牛羊,使北方不得安宁。
汉景帝死后,即位的汉武帝刘彻是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心要想改变这种屈辱的地位。
公元前133年,马邑商人聂壹向将军王恢献计,他到匈奴那里,假装已经杀死守城官吏,欲将马邑献给单于,引匈奴来加以伏击。王恢把聂壹的主意告诉汉武帝。汉武帝决心采用聂壹的计策,派王恢、韩安国、公孙贺、李广等将军带领三十万人马埋伏在马邑旁的山谷里,伏击匈奴。
聂壹到匈奴那里,跟军臣单于如此说。军臣单于带领十万骑兵来接管马邑,到了距马邑大约一百多里的武州(今山西左云县),只见原野上放着许多牲口,却无牧人,军臣单于犯了疑,打下一座亭堡,抓住亭尉,经过一番审讯,亭尉就把汉兵伏兵马邑的消息告诉了军臣单于,军臣单于一听,赶紧率军退出武州界,马邑之谋遂告失败。
马邑是杀虎口与雁门关之间的锁钥,和大同一样,是桑干河流域的军事重镇,守卫着雁门关外的平川地带,这里一直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比偏远山区稠密,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之地。
马邑县管辖范围较大,西汉时内蒙古丰镇东部一部分曾归马邑县管辖;隋朝时,丰镇属马邑郡治下的云内县管辖;神池县秦代属雁门郡马邑县管辖;山阴县,隋朝为马邑郡神武县地,唐朝为马邑县地;平鲁区,曾属马邑县或马邑郡管辖。
朔州市朔城区(原朔县)总面积1793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114.7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64.01%,土地平衍,老辈人称之为“朔县川”。
秦置马邑县,从西汉到民国二千多年间,曾三设郡治,九设州治,民国元年(1912)称朔县,1989年建朔州市,县改为区,称朔城区。
朔县川属于大同盆地,位于桑干河上游,是一个周围环山东部有缺口的断陷盆地,为洪积、冲积和湖积物平原。盆地周围山麓下形成洪积扇、山麓倾斜平原。
大同至朔州一带桑干河两岸,地面平坦宽广,为盆地中心,是重点农业生产区。汉武帝时就开始发动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晋北成为双方交战的主战场,同时晋地农业发达,能够为大军提供军粮供应,三则桑干河沿岸区域广阔,便于军队对垒作战。
朔县川位于内长城外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之北,外长城之南。内长城上的雁门关是中原的最后一道防线。雁门关经过历代修筑,形成两关(东、西陉关)、三寨(雁门、西陉、胡峪)、十八隘、三十九堡、十二连城的庞大体系。
外长城沿线构筑了众多的兵堡、烽火台。左云的宁鲁堡,右玉的杀虎堡是山西北部最重要的两个关隘。
朔县川位当其中,是雁门关和杀虎口之间的桥梁、堡垒和枢纽,是这条防线上重要的城垣。《后汉书》曰:“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
长城、边塞、塞垣构成古代的边防系统。汉代有“三边九郡”,三边指幽州、并州、凉州;九郡指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九个边镇。九郡中最重要的是幽州的上谷郡和并州的雁门郡。赵武灵王北地拓疆,在今右玉县右卫镇置雁门郡,秦、西汉沿袭,目的是通过杀虎口、雁门关两道锁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其次是保护两关夹持下的桑干河流域。
桑干河流域是中国地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阴山(大青山)以南,勾住(雁门关)以北,是鲜卑拓跋部发展的重要基地。五代时期,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致使中原防御体系彻底崩溃,直到明朝在北方设置九镇,才重新恢复北部防御。
燕云十六州之大半分布在桑干河流域,农耕文化发达。它平原广大,河流纵横,沟谷深幽,群峰屹立,不仅是重要的生息地,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朔县川作为桑干河的主源,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桑干河两岸星罗棋布的汉墓、汉城遗址,足以说明从中国历史的初年,它就是汉民族誓死争夺保卫的疆土。
朔城区之秦马邑、唐马邑是桑干河流域的军事重镇。它虽非关口,无险可守。但却是杀虎口和雁门关之间的大本营,屯军固守,南北驰援,是非常重要的塞垣。
朔县川号称沃野,又是交通要冲,适于筑城之地甚多,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历代王朝争夺、民族纷争的焦点。
朔城区古城遗址很多,如祝家庄村西的古城遗址(秦代);梵王寺村西北的楼烦城遗址(西汉);里仁村南的阴馆城遗址(西汉、北魏);西影寺村东南的古城遗址,居张畅耕考察,为北魏桑干郡、北齐广宁郡、五代唐寰州治(寰清县)、辽顺义军马邑县治;马邑村西南古城遗址为辽寰州城;朔县旧城及迤西迤北为汉马邑县、北齐朔州、辽金鄯阳、元明清朔州城遗址;马邑村古城遗址,为明清马邑县城。
朔城区旧城位于县境中部恢河北岸,地势平坦,属于冲积、洪积、湖积平原地带。城基下有均匀的沙层,并且出土过象牙,还有鸟粪层,证明远古时期这里曾经是鸟岛,和峙峪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如蒙古野马、野驴、普氏小羚羊、鹅喉羚共同构成比较干燥的草原环境。
山西是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汇的通道,朔州则是民族征战、融合的最前沿。长期的战争环境,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害,同时也及大地影响了当地的风俗、文化和生活方式、生活观念。
晋北地区尚武习武的风俗为名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由于战争的影响,人民生活贫苦甚至好勇斗狠。朔城区自古为民族杂居之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经济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需要容忍、帮助、宽容,这一点在张辽和尉迟敬德身上表现也很明显。
朔县川土地平衍,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从唐代开始,重视教育,出现过状元。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苑论中癸酉科文状元。苑论祖籍马邑,后迁居荆州。清光绪二年(1876),朔州人王赓荣中第一甲第二名文进士(榜眼)。
神头泉位于朔城区神头村,为山西省19大岩溶泉水之一,主要有金龙池、五花泉、水围寺、三泉湾、黄道泉、玉龙泉和莲花池等泉组组成,泉域面积4756平方公里,泉群分布面积5平方公里,大小泉眼100余处,呈散流状排泄,泉水流量多,年平均(1956-1984)达8.15立方米/秒,最大流量可达9.78立方米/秒。
从更大范围来说,神头泉群包含7个较大的泉组:神头海、三泉湾、金龙地、七星海、五花泉、莲花池和磨轮湾。这些泉组在东、西神头、司马泊和新磨4个村庄之间形成了多处自然湖泊。此外,还有西神头村的狼叫沟、吉在村的庙湾、新磨村的汇河湾、小泊村的小蒲、下西关村的苍湾、长城村的后沟、马邑城南的河湾、西影寺村的古城湾等中等泉组,小泉组则无法计算。上自神西村,下至马邑城南的古寰州遗址,长15里,宽半里的河滩中,九弯十八盘,弯弯有小泉喷泻涌出,盘盘有小溪流淌。
神头泉素有“塞上西湖”之美称,四季水温恒定在14℃——14.5℃。,水中生长有碧绿的蒲苇,游弋着野鸭、大雁、鸿雁、鹤、鹳、大白天鹅等水鸟。岸上芳草茵茵,盛夏清凉爽快;隆冬烟雾缭绕,多有文人墨客赋诗称赏。(中国文物网驻朔州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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