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特征看汉唐中西文化交流

　　没有外来文化的参照，我们很难看清楚自身。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借鉴乃至融合，古人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和方向。

　　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张骞通西域”事件，动摇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观念。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的西方之行，直接原因是要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然而却成为一次放眼看世界的突破，意外的收获是使中国开始逐渐勾画沟通欧亚的蓝图。此后不断派出的庞大使团常常带着牛羊、金帛等礼品，不再完全以政治军事为目的，改变了过去把异态文明看作是自身敌人、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加以对付的做法。许多国家的使者也纷纷来到中国。“张骞通西域”开创的与西域诸国政府间的往来，使对异态文明满腹狐疑的防范心理逐渐增添了试图了解和求知的渴望，一代代肩负重任的使者，穿梭于异常艰难的戈壁沙漠通道，寻找着东西方文明对峙中的调解办法，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促使社会的物质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精神资源也不断丰富发展，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影响。

　　对外交流不断深入的历史，可从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但二者有所不同，文字记录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而考古发现的多是日常生活器物

　　从交流的性质上看，汉代“丝绸之路”的商贸常常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更多地附属于军事政治目的；南北朝时比较单纯的商业交往增多；隋唐时期又在物资交换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化方面的交流。

　　在对外交流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中，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出现了不同，文字记录主要是对卫青、霍去病、王方翼、苏定方等将士们的歌颂。考古发现却以大量的外来艺术品或商贾和驼队的形象来默默地缅怀昔日丝绸之路的盛况。文字记录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而考古发现的多是日常生活的器物，更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风貌。

　　汉代以后，西域各国、各民族前来中原王朝的次数剧增。路途上主要是用骆驼来运送物资，因此胡人牵引的满载货物的骆驼成为那个时代具有特色的文物形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他亲自西巡，率众历时半年到达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的君主或使臣，场面十分隆重。后来诸番酋长又会集洛阳进行交易，“相率来朝贡者三十余国”。隋炀帝命整饬店肆，陈设帏帐，陈列珍货，大设鱼龙曼筵之乐，会见西方宾客。盛会昼夜不歇，灯火辉煌，终月而罢。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创举，犹如一次“万国博览会”，对中外交流是一次大促进。

　　唐代是中国政治史上更为成功的王朝，它的前半段是一个稳固的专制帝国，通过强化控制防止了内部的冲突，对外则积极主动地进行外交。与“张骞通西域”相比，统治的观念变化更进一步。唐初在一次宴会上太上皇李渊令突厥、南蛮首领共同歌舞，高兴地说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击败了劲敌突厥人后，唐太宗曾兴奋地对来自中亚安国的人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