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成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25年前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越南有和三星堆文化相似的遗存，从此，去越南考古就成了高大伦念念不忘的梦想。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越南开展考古发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考古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的第一铲”。1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考古队的足迹已经遍布埃及、洪都拉斯等10多个国家。随着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的成立，中国涉外考古将更有建设性、规划性。中国海外考古的集结号吹响了。

　　涉外考古成果丰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作为“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的执行领队，在玛雅文明中心——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已近两年。在他带领考古队走进科潘遗址之前，哈佛大学已经在此工作了数十年。发掘之初，中国考古队按照哈佛的工作程序和方法绘图，后来，李新伟建议使用在中国已广泛应用的三维成像技术，以提高工作效率。为说服洪方合作伙伴，中国考古队按照新方法绘制出线图并请来洪方监理人员现场测量验证，其准确性受到对方的认同，使得新方法全面使用。这种新方法也得到主持科潘遗址发掘的哈佛大学教授费什的称赞。

　　李新伟分享的这个小故事，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底气。“中国考古经历了国内发掘的积累、总结，并不断从国外学习最新的理念、方法。直至今日，中国考古在田野考古、运用科技手段修复和保护文物等方面都具有自身优势，基本可以应对世界范围考古中遇到的考验和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巍说。

　　目前中国已经和1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包括调查研究、合作发掘等形式，均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2012年至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首次发现了遗址外郭城城墙，获得了对该城址空间范围的全新认识，同时在内城南部手工业作坊区的发掘中，首次廓清了作坊建筑特点、文化内涵。2015年8月至12月，中国考古队对科潘遗址贵族庭院进行大面积揭露，完成北侧中心建筑的发掘，确认其为仪式活动的重要场所。2016年，清理了科潘遗址北侧东、西两边建筑并对北侧台基进行解剖，基本确认北侧建筑下有两个时期的建筑和墓葬。近几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参加了印度喀拉拉邦帕特南遗址的发掘，出土了明代万历年间仿官式外销瓷器，结合文献记载、西沙群岛水下考古等，勾勒出景德镇—澳门—新加坡—南印度这样一条明代仿官窑瓷器走私线路。

　　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应运而生

　　多年来，各地的研究机构、高校等利用各种机会实现中国考古“走出去”，然而，“走出去”的步伐却缺少统筹性、规划性。中国涉外考古需要建立一支“国家队”。

　　这种需要在涉外考古工作者看来非常迫切。201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的发掘工作，揭露了佛堂、僧侣住房、大型多角形佛塔等。该遗址作为西藏早期佛教寺院建设的蓝本，其中轴线对称的多边曲尺形建筑格局对藏传佛教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研究孟加拉国佛教与西藏早期佛教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我们能去发掘是因为个人原因。发掘过程中，我们联系的一直是有关基金会，虽然希望与孟加拉国文物部门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认为，涉外考古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国家机构来统筹部署。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以下简称“中心”）。中心学术顾问是刘庆柱等考古界的老专家，其学术委员和客座研究员皆有涉外考古经历或者参与过国外考古研究。“这是中国考古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成立圆了多年来中国考古人的梦。”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王巍表示，这表明中国考古在重视国内考古的同时，正在走向世界、走向更大舞台。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章程（草案）》，中心将促进外国考古科研项目的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建立国内外学者交流和研讨的平台，推动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和宣传，包括制定国外考古工作规划，组织实施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文物修复和保护，制定国外考古项目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计划，推动国家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等。

　　“中心成立后，将整合国内的学术力量，发挥学术优势，促进中国考古的国际化，提升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王巍说。

　　人才培养是关键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赴伊朗进行考古发掘已有两年多。2015年，他们对伊朗北呼罗珊省分布的60余处土丘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2016年选取了一处土丘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厘清了该遗址的文化层深度、高度等，其发掘对于探讨中西早期文明交流及新疆早期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在发掘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水涛感受最深的就是人才短缺的问题，他认为，中心成立后应加紧涉外考古人才的培养。这也成为中心各学术顾问、委员的共识。“要真正掌握学术上的话语权还需要掌握国外的语言，用别国的文字把挖掘、研究的成果体现出来。显然，这是我们的短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诚说。

　　宋新潮指出，中心应与教育部沟通，争取教育部的支持，开展人才培养方面的相关工作。同时，各高校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开设世界考古学课程，甚至可以请国外专家开讲，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涉外考古人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建议，在重要文明古国，比如埃及等，可以考虑设立类似文化交流中心的机构，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中心要引进一批人才，比如研究国外文化的学者或者某些语种的学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