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初建的武昌佛学院在劫难中努力开拓

  一、武昌佛学院创办缘起(1912-1921年)

  1912 年(民国元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大师时任白云山双溪寺住持,在广州弘扬佛法。这一年,大师从广州返回南京,尝试创立了中国佛教会,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顺利。

  1913 年,大师加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大师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并撰文提倡“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

  1914 年8月,太虚大师辞去《佛教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潜修佛学。大师每日坐禅,以昔日在西方寺阅藏时的悟境作体空观,渐能成片。同时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著,法学精进,深有所得。闭关期间,大师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

  1916 年,大师出关后赴台湾讲学,到日本考察。对于日本的佛教组织和管理,与他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相互印证,增加了他对中国佛教改革的信心。

  1918 年,太虚大师从日本回国,我国正处于“五四”运动前夕,新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太虚大师与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蒋作宾等人在上海创立“觉社”,主编《觉社丛书》,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觉社丛书出版之宣言》。翌年改《觉社丛书》为《海潮音》月刊。月刊持办30多年,从未中辍,成为中国持办时间最长,普及影响最广的佛教刊物。1918年是大师弘扬佛法之新运动的第一年。由于陈元白在武汉的大力宣扬,引起了武汉各界人士对大师的注目。

  1918 年10月,武汉李隐尘、王诚斋、全敬存、王韵音、陈性白等人来沪敦请大师前往武汉弘法,大师为之感动,遂启程来到武汉,开始了他在武汉的弘法活动。

  讲经之暇,大师历游武汉三镇之洪山宝通寺、龙华寺、归元寺、圆照寺诸大名刹,以及黄鹤楼、晴川阁等名胜,随后还于武汉之安徽会馆作公开讲演,普结法缘。大师此次来汉讲经十分顺利,常来听受者均为武汉各界要人,他们为大师以后在武汉的弘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武汉佛教居士界兴起学佛热潮,亦“自此开其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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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1920 年10月,大师再至武昌,寓皮剑农家,设讲座于湖北省教育会会议厅,讲《楞严经》,编《楞严研究》为讲义。

  1920 年10月24日,大师于讲经会传授皈依戒。李隐尘、李时谙、王森甫、满心如、陈性白、赵南山、皮剑农、萧觉天、杨显卿、孙文楼、刘东青等武汉军政商学界名流,执弟子礼者三十余人。武汉学佛之风,于是大盛。据孙孙山《武汉庚申居士归戒录》记载,当时信众请求皈依者接踵而起,总计达一百一十九人。且皈依者多年高德劭,社会贤达,实极一时之盛。

  1920 年12月,大师假黄冈会馆帝王宫开讲《心经》。法会甫毕,大师遂发起组织汉口佛教会,公推李隐尘为会长,李时谙负责筹备。大师之新佛教运动,于武汉于焉发展。

  1921 年,太虚大师住持杭州净慈寺,希望“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作为整理僧伽制度的实验。

  1921 年9月,太虚大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北京佛教界名流居士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子笏等咸逐日听讲,甚至连大师旧友,远在武汉的李隐尘、陈元白亦赶到北京听讲,法会极一时之盛。讲经圆满,李隐尘、陈元白二人请大师到武汉弘化,大师乃于1922年元月有武汉之行。

  二、武昌佛学院的筹建(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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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1920 年10月,大师再至武昌,寓皮剑农家,设讲座于湖北省教育会会议厅,讲《楞严经》,编《楞严研究》为讲义。

  1920 年10月24日,大师于讲经会传授皈依戒。李隐尘、李时谙、王森甫、满心如、陈性白、赵南山、皮剑农、萧觉天、杨显卿、孙文楼、刘东青等武汉军政商学界名流,执弟子礼者三十余人。武汉学佛之风,于是大盛。据孙孙山《武汉庚申居士归戒录》记载,当时信众请求皈依者接踵而起,总计达一百一十九人。且皈依者多年高德劭,社会贤达,实极一时之盛。

  1920 年12月,大师假黄冈会馆帝王宫开讲《心经》。法会甫毕,大师遂发起组织汉口佛教会,公推李隐尘为会长,李时谙负责筹备。大师之新佛教运动,于武汉于焉发展。

  1921 年,太虚大师住持杭州净慈寺,希望“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作为整理僧伽制度的实验。

  1921 年9月,太虚大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北京佛教界名流居士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子笏等咸逐日听讲,甚至连大师旧友,远在武汉的李隐尘、陈元白亦赶到北京听讲,法会极一时之盛。讲经圆满,李隐尘、陈元白二人请大师到武汉弘化,大师乃于1922年元月有武汉之行。

  二、武昌佛学院的筹建(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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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海潮音》中留存的佛学院女众院开学典礼摄影(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1922年,太虚大师在武昌千家街创办了武昌佛学院。佛学院的办学目标不在培养一宗一派的讲经法师,而是培养一批改革僧制的人才,僧人学员毕业后,能胜任寺院的住持,组织现代化僧团;居士学员毕业后,能推广佛法,成立佛教正信会。大师后来将武昌佛学院改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大师之弘法活动,从此步入新的“高潮”,其佛学思想亦渐成体系。

  1922 年下半年,武昌佛学院第一学期开始,太虚大师定期或不定期到佛学院附近的中华大学、汉口佛教会讲经;寒假间,游化干沙市、荆州、宜昌、枝江等地,皈依者数百人,太虚大师的这一游,使佛法蔓延至汉口到宜昌的一段长江流域。

  1923 年上半年,第二学期开学前,佛学院学员宁达蕴、张宗载、陈维东等奉太虚大师之命,推进佛化青年活动,提出了“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号,与此相应,太虚大师撰《论佛法普及当设平易近人情之方便》,主张佛法的根本在信解,在家人只要信奉三皈五戒,“便是行菩萨道”,可以“不离常俗婚娶、士宦农商工作之事业”。前者在于使佛教人间化,后者在于使人间佛教化。

  1923 年5月23日,佛学院师生全体出动参加在中华大学举行的纪念大会,太虚大师、李隐尘、张化声作讲演,当即接受三皈依者达千人以上。武汉佛化极一时之盛。

  1923 年暑期,太虚大师偕佛学院师生职员王森甫、史一如、陈维东、陈圣功等于庐山主持讲习会,“令华洋神教为之惊异,庐山暑期佛化,似此于棘葱茉中开建。”在庐山,太虚大师与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成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始着手推进世界佛教运动。

  1924 年6月15日,第一期学员毕业,这时,学制有所变动,改专修科为大学部,另成立研究院。原专修科毕业生入研究院深造,留级的同新招学生入大学部。

  1924 年秋,武昌佛学院两部同时开学。第一期毕业学生80余人,留二十名优材生设立研究部,同时继招第二期学员。太虚大师提出不招居士学员,使佛学院成为僧制改革的师范僧寺。但由于董事长汤铸新、院护李隐尘持异议。而未能通过。故第二期大学部招生,悉照《章程》进行,僧俗兼收,课程三年。第二期学员连同本院修学科转入者,共四十名,有大醒法师、寄尘法师、亦幻法师、墨禅法师、迦林法师、恒惭法师、枕山法师、虞佛心、苏秋涛等。

  1924 年10月底,大师因病辞职离院。院务由善因法师代理。

  1925 年元月,佛学院董事会恳请大师回院,10月再受任院长。

  1926 年,因政局动荡而停办。

  四、在劫难中努力开拓(1926-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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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太虚大师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转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并弘化于英、法、德、荷、比、美各国,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为中国僧人赴欧美传播佛教之始。图为太虚大师弘法留影。(图片来源:武汉佛协)

  1926 年夏季,研究部学员已离尽,大学部学员只剩约三十人。

  1926 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进军武昌,佛学院师生大部分离散,教学停顿。院址的大部分房屋为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军医处占用,直到1932年才全部收回。

  1927 年底,慈海法师、法舫法师相继返回武昌佛学院,协助大敬法师看护院会和法场,并在院中刻苦自修。

  1928 年春,王森甫、赵子中、夏致贤、熊云程居士召集各董事,成立了新董事会,草拟通过了新董事会章程,推举了新董事会及佛学院各执事。推举王森甫为董事长、太虚大师为院长、雷定坦为院护、大敬法师为事务股监院、张化声为修持股主任、唐大圆为教育股主任(暂由张善诩代理)。这年上半年,筹办了佛经流通图书馆;开设了平民小学一班,以教附近农民贫苦子弟。下半年,继招了小学生两班、平民千字夜课一班;并欲办中学部、大学部,以因缘未具而未办成。

  1928 年8月,太虚大师离沪西游,10月20日在巴黎发起“世界佛学苑”,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并函嘱设筹备处于武昌佛学院,由筹备处致函各国发起人,提议世界佛学苑设于中国,分院设于各国。由于太虚大师新佛教运动重心的转变,武昌佛学院的宗旨由造就住持僧才转为培育弘法于世界的研究员。

  1929 年4月14日,根据太虚大师的办院思想,武昌佛学院召开了世界佛学苑第一次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森甫、唐大圆、雷定坦、大敬法师、法舫法师等百余人。会议决定先开预科,次开研究班,并发布了《世界佛学苑开预科宣言》。《宣言》称:为培植世界佛学苑本科(研究班)之预备人才而开设预科班,僧俗男女兼收,暂定一班,共四十名,旁听无定额;夏历7月1日开学,两年毕业,考试合格考入本科。

  1929 年5月26日,太虚大师由欧返国,由上海至汉口,函院中同人勿开预科,只开研究部,同人依命。

  1929 年7月15日研究部第一期生开学。提任世界佛学苑职务的有,院长太虚大师、教务主任兼教授唐大圆、训育主任兼教授净严法师、佛教教授法舫法师、中国哲学教授张仲如、文学教授唐祖培、事务员能信法师、学监乘空法师、代书记绍奘法师等。学员有张慧藏、胡慧严、尘空法师、法空法师、海印法师等三十六人,旁听三人。课程有“俱舍”“唯识”“深密”“律学”“文学”“中哲”“日文”等。太虚大师于10月10日回院。为研究班讲“大乘宗地图”一星期。

  1930 年,世界佛学苑筹备处移于北平柏林寺,由法舫法师负责,研究部停办。

  1931 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东北沦陷,北平筹备处因经济困难,于12月移至南京佛国寺。同月,太虚大师命法舫法师回武昌佛学院主持恢复工作,尘空法师、本光法师、寂安法师、苇舫法师亦随法舫法师回武昌佛学院。

  五、面向世界,设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1932-1949年)

  1932年,太虚大师在重庆缙云山发起创建汉藏教理院。

  1932 年春,着手筹备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作为建立世界佛学苑之第一步。此时太虚大师回佛学院,决定将佛学院原有图书加以整理扩充,办成“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太虚大师就图书馆的工作方针作了两次讲演。

  1933 年9月,太虚大师为馆员做了第一次演讲,主题为“世界佛学苑之佛学系统观”,指出世界佛学苑的工作,按照佛法可分为“教”“理”“行”“果”四大部分,从这四方面去作适当的工夫。

  1934 年9月,为馆员讲“世院图书馆馆员之修学方针”,是为第二次演讲。

  1935 年秋,图书馆预科班因经济困难而停办。

  1936 年9月,以宽道法师每月资助百元为倡,于图书馆设立高级研究院,约芝峰法师主持,10月10日开学,学科分六系;俱舍阿含系、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法界显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历史系;学额二十名。学员有茗山法师、福善法师等。

  1937 年8月,太虚大师为馆员和学员作了“新与圆融”的讲演。讲演申论他的新佛教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

  1937 年底,图书馆高级研究班解散,次年初法舫法师入川整理汉藏教理院院务,图书馆由苇舫法师接任管理。

  1938 年至1945年,因抗日战争,图书馆停办。

  1938 年,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教职人员均随政府西迁。图书馆一部分图书寄存汉口福来洋行,留在馆内的大部分经书都被日军劫走。馆址也被日军兽医队占用,房屋损失大半。这是武昌佛学院第二次的大劫难。

  1945 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又为国民党十八军兽医队补给站接管;年底,太虚大师命苇舫法师设法修整恢复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工作。

  1946 年9月法舫法师从锡兰回国主持院务,佛学院又恢复招生,先后招收研究生20余人,经费主要靠正信会支援。

  1946 年9月15日,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正值大师欲重振佛学院,实行其新佛教运动的宏伟计划时,然而事业未竟人先卒。不久武昌佛学院也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了。

  同年太虚大师指示院董会,在汉口栖隐寺设立武昌佛学院女众部,即“栖隐尼众学院”,慈学法师担任佛学教授课程。学员有胜持法师、传根法师、心善法师、圣智法师等。学员三年后于49年毕业(据慈老法师口述,印宗法师记录)。

  1947 年3月17日,太虚大师圆寂于上海玉佛寺。

  1948 年11月20日上午,太虚大师部分灵骨入塔奉安于武昌佛学院内。守培法师发表《挽太虚法师》诗云:

  泣向苍天问太虚,如龙似虎孰藏诸?

  虽知兹土化缘毕,未了何方成佛初?

  僧界青年无领袖,中华佛会失南车;

  从今不得相逢日,可叹人生梦不如!

  1949 年,由慈学法师负责教务工作的武昌佛学院尼众部(即栖隐尼众学院)胜持法师、传根法师、心善法师、圣智法师等学员毕业。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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