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引航掌舵——夏鼐的学术人生”讲座纪要
2016-11-17 13:27:35 来源:中国考古网 已浏览次

2016年11月8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6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三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研究员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引航掌舵——夏鼐的学术人生”的精彩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巩文主任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们聆听了这次讲座。
夏鼐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大师、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三十余年,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次讲座中,王世民研究员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夏先生早年的生活事迹做了详细的介绍。
夏鼐先生于1910年诞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富商家庭。他在东海之滨这座山明水秀、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讲座第一部分生动地讲述先生自幼养成读书成瘾的习惯。1920年初,先生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春季班三年级,开始在课外阅读小说,并任儿童自治会图书馆主任。1924年夏,夏先生小学尚未毕业,提前半年报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名为温州中学)初中部,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1927年夏,先生由温州的省立第十中初中部毕业,为追求更高的教学质量,他放弃了保送本校高中部的机会,远道考入上海名校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部。由于光华附中与大学部同在一个大院之内,同学们不仅有机会领略胡适、徐志摩、钱基博、吕思勉、鲁迅等著名学者的风采,而且偷偷地旁听各位名师授课。先生的眼界自此大为开阔,立志追求远大的学术目标。
夏先生当年读书用功十分突出,每个学期开学前已将主要课程的教材从头至尾自学一遍,事先打好一定的基础,课堂上再认真地听讲,收获也就更大。他不但对文史方面的课程兴趣浓厚,而且对数理化课程也肯钻研,所以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出众。同时先生对课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课外阅读的特点是广泛涉猎,经常在图书馆翻阅各种书报杂志,每有心得就随手摘抄在纸条上,反复默读以巩固记忆,记住以后就将纸条付之一炬。先生这样的强化记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光华附中为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开展多种课外研究、比赛活动,并且编辑出版学生刊物,由校方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指导。先生担任过光华附中学生会周刊的编辑部主任和文艺组负责人,又担任过光华附中学生会编辑部长。先生行将于光华附中高中部毕业时,曾发文与时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吕思勉教授就先民是否“茹毛饮血”进行商榷,突出地表现了其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挑战的可贵精神。
讲座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先生的大学时代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也就是在此时先生作为清华才子在史学界崭露头角。1930年暑假夏鼐先生由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时,同时放弃了保送光华大学的机会,另行报考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并被同时录取。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前往古都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属法学院,主要课程多由包括国学大师钱穆、政治学教授萧公权、经济学教授任宗济、生物学教授李汝祺在内的一批名师执教。在学习过程中他广泛阅读中外文书籍,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名著。他还注意到杨钟健、裴文中关于周口店遗址和北京猿人化石的论文,这对于后来以考古学为自己的专业不无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的体验,先生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越来越不适应。他感到燕大社会学系因为主办者是宗教中人,故有些偏重社会服务。于是决心离开环境优美的燕园,另行报考清华大学插班生。
夏鼐先生于1931年9月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并转入历史学系,在遵循“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校训和奉行通识教育的情况下,师从陈寅恪、钱穆、蒋廷黻、雷海宗几位大师,又听取过刘崇鈜、张星烺、陶希圣、史禄国、商承祚、吴其昌、钱稻孙等讲授的课程,打下深厚的史学研究基础。就读清华三年的时间,先后发表十多篇颇有份量的文章,涉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许多方面,突出地表现了他占有史料和分析问题的才能,因而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并受到一代大师陈寅恪的青睐。
先生将由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和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恰逢1934年清华大学招收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及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门,先生两个方面都以本届考试成绩之冠录取。夏先生由热衷的中国近代史转而考取公费留美的考古学门,这种出人意料的突然变化,考究起来却又并不偶然。他的考古情结由来已久,就读燕京和清华时期,先后参观过北京故宫、历史博物馆和地质调查所;对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周口店发掘所获人类化石及石器、骨器等文化遗物,在河南、甘肃采集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等物,曾经发生极大的兴趣;还曾仔细考察圆明园遗址,前往云岗石窟参观,聆听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关于西域考古的讲演。
1934年10月,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录取名单在报纸上正式公布。随后先生便在傅斯年和李济的指导下,进行出国前的业务准备。先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中四个多月时间奋力阅读了数十种中文、日文和英文的考古学论著。1935年3月又前往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领导的殷墟第11次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不过这时,先生对近代经济史尚未忘怀,思想上仍有反复。但既然夏先生一心出国留学,又不能改变专业,只好下定决心“咬牙硬干”这门考古学。他在安阳虽是初次参加考古发掘,但他工作细致和善于绘图,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于夏鼐出国留学的去向,经过傅、李、梁三位先生反复斟酌,权衡利弊,确定以留美公费前往英国,先入历史较久、设备较好的伦敦大学,然后再作进一步考虑。
讲座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先生在留英期间的相关经历,也就是他如何经受正轨的田野考古科班训练,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夏鼐先生留学英国期间,首先在艺术研究所与先期到达的吴金鼎、曾昭燏一道跟随叶慈(W.P.Yetts)教授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同时选修大学学院的一些考古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先生考虑出国前傅、李二位先生嘱咐他主攻历史考古,而埃及考古学的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鉴,于是在1936年9月转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埃及考古学系,迈出治学道路上关键性的一步。
先生深受惠勒考古思想的影响,曾在其亲自指导下参加多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专门学习过古物保管技能,因而对田野发掘与室内整理的各方面技能掌握得相当全面。为了攻读埃及考古学,夏鼐先生刻苦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师从古埃及文权威教授伽丁纳尔(A.H.Gardiner)教授,初入课程,译完几篇重要的古埃及文作品,更对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若干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
由于先生时刻考虑将来怎样更好地“为祖国服务”,所以课外异常勤奋地博览群书。主要涵盖埃及学及古代近东地区、考古学理论和技术以及人类学等三方面的著作。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夏先生选定“古代埃及的串珠”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这个课题从来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曾被老一辈埃及学权威皮特里称作埃及考古学发展中的关键性课题之一。夏鼐以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收藏的1760件古埃及串珠为基础,兼及埃及开罗博物馆等处的藏品,采取皮特里的方法,先依串珠的质料分类,再进行类型学和统计学的分析。先生将学位论文完成后,于1946年获得伦敦大学颁发的埃及学专业的哲学博士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后被誉为中国的“埃及学之父”。伦敦大学的埃及学家认为时间虽然过去了七十年,由于再也没有其他学者进行过工程浩瀚的古埃及串珠系统研究,夏鼐先生的博士论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讲座第四部分的内容,介绍夏鼐先生留学回国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相关事迹,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也在此时初步确立起来。1941年初,夏鼐先生回到抗日战争中的祖国后方,暂时安排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设计委员。参与由史语所和中博院等单位合作、吴金鼎主持的彭山汉代崖墓发掘,并在这项四川地区首次考古发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5月,夏鼐先生被中央研究院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员副研究员,随即奉派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向达合作,共同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前往甘青地区进行将近两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开拓中国西北地区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丰硕收获。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研院史语所迁回南京,夏先生集中大部分精力,抓紧进行西北考察所获资料的整理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受到国际考古学界和国内史学界的关注,由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1947年至1948年间,傅斯年赴美国医病一年有余,夏先生受命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这既锻炼展示了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又与当时包括胡适、陈垣、杨树达、余嘉锡、顾颉刚、汤用彤在内的史学界顶尖前辈都有近距离的接触。同时由于先生不时参加中央研究院召开的会议及社交活动的关系,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也有广泛交往。夏先生于1947年收到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后, 1948年晋升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这样他就成为学术界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新秀。
夏鼐的治学之路,从一开始就站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埃及学的学术前沿,并始终坚持如此,因而他的识见也就极为卓越。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巩主任表示此次通过王世民先生的讲述,我们领略了夏先生广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夏鼐先生作为新中国考古的奠基人,在考古所三十多年的工作中,一直组织指导着全所乃至全国的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夏先生的贡献,继承和传承才是我们不断创新的基础。王先生讲述的新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与治学经验,对我们考古学科的进一步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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