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潞简王墓碑刻初探

　　潞简王墓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北郊十三公里处，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亲王陵墓，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潞简王朱翊鏐系明神宗的唯一同母胞弟，万历十七年就藩河南卫辉府，万历四十二年去世，次年葬于新乡。在潞王陵碑刻中，现存有八通祭碑，另外两通已毁，仅有碑趺尚存。这些祭碑均为龙首方趺，列于享殿东、西两侧的祭碑较为高大，通高5.5 米，分别是明神宗所立和东宫所立；其他祭碑则平行排列于享殿前，通高3.83 米，配有1.2 米高青石精雕而成的屋脊式碑楼。在我国文博考古界，碑碣始终是历史研究论证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祭碑作为其中之一种，由于所涉及的多是帝王将相、名门大家，其碑文内容不免流陷于歌功颂德、推崇奉承的言辞之中，所以长期以来，给诸多的专家学者及界内人士形成了虚溢浮华、修饰造作的印象，从而忽略了其应有的历史价值。纵观潞简王墓的碑刻，也不例外，大体上沿袭了此类碑碣所共有的格式和文笔，但是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笔者发现这些碑文对明代历史典故、规章制度的补证裨益良多。下面仅举其主要者，简述一二。

　　一、明神宗御祭碑

　　该碑位于潞简王墓享殿拜台东侧15.8 米处，其碑阳刻曰：“维万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皇帝遣伏羌伯毛国器，行人司行人邓秉修，赐祭潞王文曰：惟王国之懿亲，屏翰是赖。宜膺备嘏，胡遽长终？讣音来闻，良切伤悼。特兹遣祭，用表亲情。仍命有司，为茔葬域。灵其如在，尚克歆承。”这通祭碑是其兄神宗遣使前来吊唁潞王的祭文。这篇祭文是在潞王去世两个多月后所作，距潞王下葬尚有一年有余。由此可以推断应是在卫辉潞王府祭奠之文，然后镌刻于石碑之上，树立于潞简王墓陵园。神宗派遣伏羌伯毛国器为钦差大使前来祭祀潞王，其规格显然高于《明实录》中所定的礼制，其爱弟之情可见一斑。

　　在潞简王墓的祭碑中，有四通祭碑均提到了伏羌伯毛国器，依据这些碑文记述，伏羌伯毛国器是万历皇帝派遣来祭祀潞王的钦差正使。关于毛国器的生平事迹，还需从伏羌伯世系说起，根据《明史·毛忠传》记载：始封伏羌伯者，毛忠也，其祖先是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自洪武初归顺以来，以骁勇善战著称，正统十年，英宗以其累世殉国，始赐姓以旌之。正统十三年，又立战功。复赐名曰忠。毛忠同其祖父一样，血洒疆场，卒没之时，“西陲人吊哭者相望于道”。其孙毛锐在成化五年袭爵，至嘉靖年间，锐子毛江和毛汉兄弟又先后承袭，其后云：“（汉）从子桓嗣。卒，子登嗣，万历中，掌中军府事垂二十年。又再传而明亡”。《明史·毛忠传》之叙伏羌伯世系，至万历年间的毛登而止，并没有提及潞简王墓祭碑所记的毛国器。而据《明史·功臣世表》记述：“自登至承祚，世系无考”。由《明史》传、表来看，伏羌伯世系自万历二十年毛登去世之后，至崇祯四年毛承祚袭爵之前，约四十年实“世系无考”。而潞简王墓祭碑所言及的伏羌伯毛国器，从时间上而言，正是《明史》传、表所阙的年代。根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九月丙午，伏羌伯毛国辅卒。弟毛国器奏袭爵，章下吏部”。有关伏羌伯毛国器，该书还记载了其一祀泰陵、一祭皇陵、一摄祭九陵国器的事迹，说明毛国器袭封伏羌伯应当是在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之间。关于《明史》传、表所阙伏羌伯世系的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万历二十年毛登去世之后，毛国辅、毛国器兄弟曾先后袭封，可以明确地延续到万历四十三年。唯一遗憾的是毛国器卒于何时，《明实录》并无记载，那么在万历四十三年至崇祯七年毛承祚袭爵之前的十余年间，是否还有毛氏子孙承袭，则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毛国器乃万历后期（甚至更长）伏羌伯世系中人，是不容置疑的。潞简王墓祭碑群，用有力的实物佐证，印证了《明实录》所记确凿可信的同时，也填补了《明史》传、表之缺遗。

　　二、明熹宗御祭碑该

　　碑位列潞简王墓祭碑群第三，其碑阳刻曰：“维天启七年丁卯七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皇帝遣承奉正宁济时，赐祭潞王生母次妃杨氏文曰：惟尔毓德名门，傧于藩服，终温且惠，宜寿而康，胡遽弃捐，殊深悯悼，如仪遣祭，尚克歆承。”关于明代藩王墓葬规制的问题，根据《明会典》的规定，能够与亲王合葬仅有正妃一人而已。至于其他妃子，仅可“附葬其傍”。从现存于全国各地的明代藩王陵墓来看，亦大多数与这一规制相符，由潞王墓的此通祭碑来看，其次妃杨氏是与潞王合葬一处，这显然是与《明会典》相违背的。在现存的明代藩王陵墓中，次妃与亲王合葬之例，仅有位于江西南城的益藩陵寝出现过：益藩经历了五代六王，其中益庄王墓乃是与其正妃王氏、次妃万氏的合葬墓；益宣王墓亦是与其正妃李氏、次妃孙氏的合葬墓。益藩二王的墓葬所反映的或许应当是这一规制的个例，同时也印证了潞王墓此通祭碑所提供的亲王与次妃合葬的情况，虽然与典制不符，但是在明代藩王陵墓中又是确实存在的事实。盖或继承王位者是庶子，则其生母允许与先王合葬？总而言之，潞王墓的熹宗祭碑，不仅为解决其地宫墓葬人数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参考，也为深入研究明代藩王陵寝制度的沿革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启发。

　　三、明朝福王朱常洵祭碑

　　该碑位列潞简王墓祭碑群第五，其碑阳刻曰：“维万历四十二年岁次甲寅六月戊申朔越二十七日，孝侄福王常洵谨遣典服正郑进寿，致祭于尊叔父潞殿下灵前曰：道经卫辉，得睹尊颜，拜别之国，恋心悬悬。睽违未几，□变忽传，始则惊疑震悼，继则踊动泪涟。伏惟尊叔父殿下德高嵩岳，泽沛潞川，宜享千春，抚国四诞。何厌下土，遽宾遐天。仰思追慕，涕泗如泉。洁荐蘩藻，用表诚虔。呜呼！尚飨。”朱常洵乃神宗之爱子，故而碑文自称曰“孝侄”，称潞王曰“尊叔父”。由此碑文可知，福王曾在之国途中，路经卫辉之时，得以与潞王相见，以尽叔侄之情。明代自建立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削藩措施，矫正洪武时期亲王军政大权过重的弊病，但至其中后期，渐成矫枉过正之势。此通祭碑所言的潞、福二王的相见，似乎违反了典制。在其祭碑群中，还有一通祭碑，同样提及了潞、福二王相见之事。又据《明会典》记载：“天顺五年奏准：凡王从旧王府城外经过，许出相见，随即回府。若不从城外经过者，不许。”因为福王就藩洛阳，途经卫辉，故而遂有潞、福二王的相见，其实是允许的。

　　总之，潞简王墓碑刻对明代历史典故、规章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值得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