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王府城遗址的断想

2016-10-10 13:30:48 来源：西安晚报已浏览次

　　在西安城内的省政府大院及其附近，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有几段或残存或已修复的古城垣，那是明秦王府城的遗迹。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率农民义军攻破潼关，并迅速占领了西安，并于次年一月一日在这座府城内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建立了大顺政权。接下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攻陷北京，宣告了大明王朝的覆灭。这种摧枯拉朽、锐不可当之势，是当时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如今，望着城头上迎风抖动的枯草，我想，曾显赫一时的大明王朝，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呢？这大约要从晚明政权荼毒全国的苛捐重赋上寻找原因吧！

　　税赋是一个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但是，沉重的税赋又足以使其倾覆。明代后期，由于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皇室、诸王、勋戚、宦官、臣僚以及豪强地主占据了全国的大量土地。以河南为例，15位亲王所拥有的庄田，就占到全省可耕地的一半。食邑在陕西的秦藩王，凭借朝廷的历次封赐，以“九牌”“十三票”的名义，霸占了关中平原最肥沃的土地（见《长安县志·土地志》）。这些庄田阡陌相连、建筑豪奢，少则百顷、千顷，多则万顷以上。其所拥有的佃户和奴仆成群结队，动辄以千万计。他们不但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还强令地方为他们输捐纳贡。那些未享有特权的，也依仗其豪强势力，勾结官府，通过隐瞒、欺骗、贿赂等手段，使税赋得以减免。这样以来，苛重的税赋就落到了广大农民、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头上。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工商业者为了生存，只好四处逃亡。明初以来实行的“两税法”至此已遭到彻底破坏，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一日。正如万历时期的改革家、内阁首辅张居正向皇帝奏报的那样，“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赋减。”（《明史纪事本末》）

　　有鉴于此，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实施了“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将田赋、徭役、方物、土贡等征项合并为一，计亩征银。这套办法简便易行，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却触动了官僚阶层和豪强地主的利益。因此，在施行之初，便遭到激烈反对。在艰难维系了30多年后，“一条鞭法”便寿终正寝了。随着万历中期朝政的腐败，“诸役猝至”的现象卷土重来。而且，由于连年灾荒和农民起义在各地的不断爆发，财政亏空与横征暴敛犹如两股交互作用的飓风，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为了加强税收以苟延残喘，政府不但巧立名目，加重赋额，而且，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摊派。到了明朝末年，什么“辽饷”“练饷”“剿饷”，以及“厘金”“关税”“盐课”等等多如牛毛，其征收额度远远超过了正赋。当时的西安亦是全国税赋最重的地区之一，常常是“征役无已”“复刮民以充饷”（见《咸宁县志·田赋志》）。为了加快征收，朝廷向各省不断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这些人“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明史·陈奉传》）”就连崇祯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宦臣们“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罪己诏》）

　　如果说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是被李自成的农民义军推翻的，不如说是被自己的苛捐重赋送上了末路。李自成农民义军顺应民意，高举“均田免粮”的大旗，高呼“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所到之处，“官民开城相迎”“望风而归”。那种山呼海啸般的狂潮，不能不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税收政策所引起的结果。

　　站在明代秦王府城的遗址旁抚今追昔，我不禁感慨万千。抬头处，看到省政府大楼的电视幕墙上，滚动打出了这样两条信息——一条是：到今年（2016年）岁末，由于“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我国为企业减税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另一条是：为了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将对科技创新企业和小微企业进一步实行税收优惠。看到这里，我的眼前豁然一亮，多么好的税收政策啊！这一系列重大税收让利政策，将促进多少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迅跑啊……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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