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深化对科举文化遗产的研究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共同主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承办的第13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日前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8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科举制度的影响、科举文化遗产的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推行了1300年，对古代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民俗等各个领域，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科举文化现象。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徐泓教授、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着重探讨了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及文化的影响，统治者通过科举的引导来影响社会，使社会认同其意志，从而夯实其统治基础，因此它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和风俗演变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科举的功能在于选拔人才和笼络人才，而公平公正是其核心价值，为此历朝采取了各种举措。河南大学汪维真教授就明代会试分卷制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各地人文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度中，分区域分配录取名额体现了公正的原则，而且在同一区域内坚持择优录取，也是相对公平的。杭州师范大学刘希伟副教授则指出，从自由竞争到分区定额是选拔性考试的必然发展趋势，科举制度中的分地取士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世愉研究员着重论述了清政府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科举制度时给予该地区特殊的照顾及政策上的倾斜，如为少数民族子弟入学专设苗童、瑶童名额，乡会试中也设有保障性中额。这种优惠政策对发展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云南师范大学的刘明坤统计了明清时期云南彝族、回族、纳西族、白族士子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认为少数民族子弟获取功名，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台湾地区的科举情况是近年来研究者关注重点之一。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研究馆员王鸿鹏在整理出版《台湾科举史料汇编》的基础上，论述了台湾自康熙开科以来的科举发展沿革，介绍了台湾地区流传的科举佳话，充分展现了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士子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北京大学卢咸池教授认为，台湾科举是我国古代科举的重要支脉，对它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科举文化遗产记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指出，科举文化遗产至少有制度遗产、观念遗产、习俗遗产、文献遗产和文物遗产几个方面。我们应结合申遗工作，系统梳理、充分发掘、科学利用这些遗产，不仅要还科举历史的本来面目，还要让世人知道科举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唐山师范学院冯用军副教授等就加快科举文化遗产的申遗步伐、建立申遗的协调机制、组织申遗专家顾问团队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要充分发挥作用，为正在酝酿启动的科举申遗工作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肖佐刚，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