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他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

2016-08-03 09:38:37 作者：李长需来源：东方今报已浏览次

　　1914年，一个瑞典地质学家来到中国帮助找矿；1921年，他发现并挖掘了仰韶文化遗址，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并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

　　他不仅让一个普通的中国小村庄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还为发现“北京人”起到了“先导作用”。他就是“仰韶之父”安特生。

　　安特生被仰韶村迷住了

　　1921年10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整整三个月后，瑞典人安特生再次来到河南渑池，受到县知事胡毓藩亲自迎接。

　　6个月前的4月18日，安特生曾经来过渑池一次。当时到车站迎接他的，就是县知事胡毓藩。

　　第一次到渑池时，安特生想必印象深刻。有他的瑞典同乡史天泽——一位1905年来到渑池西关基督教堂传教的牧师，会说流利的汉语——充当翻译，更有胡毓藩安排的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他坐着胡毓藩的蓝色轿车，后面跟着运载杂物的铁脚车，还有4名警察充当保镖。

　　他们浩浩荡荡地来到仰韶村。安特生被安排住进村中大户王兆祺家。王兆祺和王茂斋一起陪同安特生并负责应酬，村民王兆英负责采买，安特生则集中精力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考察。

　　安特生被仰韶村完美的地质构造和宁静的田园景色迷住了，他一住就是8天。这8天中，他忘我地投入到地质调查和考古之中，并收集了四大木箱的石器、陶片和部分骨器、蚌器。这些珍贵的文物都被运到了中国农商部。

　　“老安”第二次来到仰韶村

　　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对采集到的文物进行了仔细研究，初步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文化遗存，极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他征得了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支持，又把自己的黄金烟斗送给农商总长张国滏，取得了张的支持和同意。又经过半年努力，他终于获得了同意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批文，二下仰韶村才得以成行。

　　一切准备就绪后，挖掘10月27日正式开始。

　　在挖掘中，安特生体现了一个考古者的职业精神。他整天待在工地上督促指导，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与此同时，他一有空，就雇村民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周围的地质、地貌、地层等情况。

　　他先后开挖了17处挖掘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直到12月1日，历时36天的发掘工作才结束。

　　12月4日，安特生把发掘、收集到的标本、实物等，分装成11个大木箱托运回北京。

　　安特生在渑池期间，给“福音小学”捐过款，还带去一架手摇留声机，晚上给群众放“洋戏”，还给村里一对新婚夫妇拍过照。他的亲切随和，赢得了村民的喜爱，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安牧师”或“老安”。

　　楼兰古城的发现震动了他

　　安特生的发现与挖掘，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也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令人好奇的是，一个家乡远在万里之外的外国人，是怎么和这个中国并不起眼的小村庄联系在一起的？

　　先从安特生的履历说起吧。1874年7月3日，他在瑞典纳克省奥里不罗市附近的乡村谢斯塔出生；1892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专业学习；1898年，作为纳梭斯特教授的助教，他第一次带领学生去了北极圈、斯彼特山地、查尔斯王岛，次年又组织了对北大西洋熊岛的勘察。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1901年，安特生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课程和研究生课程，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

　　1901年到1904年，他参加了由奥托·诺顿斯基德发起的南极洲考察活动，并发表了大量著作，尤其是与诺顿斯基德合写的《南极》一书，获得了世界声誉。

　　1906年，他成为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同时兼任瑞典地质研究所所长。

　　1911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他成为大会秘书，并组织编写了四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调查报告。

　　这些成就不仅让他享有国际声誉，也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注意。

　　就在安特生奔赴南极考察时，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赫文·斯定踏上了中国大陆，发现了被人类遗忘千余年的楼兰古城。这让安特生格外震动，他开始将考察热情和探险目光投向中国。

　　政局动荡

　　他转而收藏古生物化石

　　当时，与瑞典的地质考察和研究水平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中国的地质事业几乎一片空白。

　　直到1909年，京师大学堂才成立了格致科，下设化学、地质学二门，聘请德国人教授地质学，但也只招收了3名学生。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地质学门学生要么留学要么肄业，该学科名存实亡。这与当时“实业救国”的人才需求极不相称。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在实业部矿物司设立了一个地质科，由刚从日本帝国大学地质学科毕业的章鸿钊担任科长。

　　章提出，要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必须从提高地质意识和培养人才入手，但提议未受重视，于是愤而辞职。其后由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接任。丁文江参考了章鸿钊的方案，积极推动成立地质研究所，并将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

　　在丁文江的建议下，北洋政府决定聘请具有世界声誉的安特生担任中国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正式在中国农商部当顾问，主要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矿、铁矿的分布与储藏情况。他还兼任地质调查所的教学工作，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地质调查人才。他先后发现了宣龙铁矿和烟筒山铁矿，也因此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作为一名矿政顾问，他的工作无疑是合格的，也得到了认可。但随着袁世凯死亡，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军阀之间的混战，使得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极大干扰，研究经费越来越少。安特生感到探矿工作难以为继，便把兴趣转移到收藏古生物化石方面。

　　1919年底

　　他发现了“北京人”化石

　　安特生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1916年初夏。当时，他受命到山西调查铜矿。但在垣曲县的黄河北岸，他意外发现了黄土下面的红土堆积和众多的淡水贝壳化石。

　　1917年，他在河南西部地区做地质考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新安县瑞典传教点建立了关系，得知了有恐龙和“龙骨”化石的地点，因此萌发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化石的念头。他向丁文江提出了一个中瑞合作大规模发掘古生物化石的计划——拟定由瑞典承担全部调查费用，以及对收集的标本进行检测分析，并资助出版“中国古生物学”系列的研究成果，收集到的标本则由中瑞平分。该计划得到了中国农商部的批准，并于1917年开始实施。

　　从1918年到1921年，安特生的工作都集中在哺乳动物化石的收集上，同时也兼顾征集石器。这期间，他和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一起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等地采集了不少石器，并在1920年撰写出《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

　　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2月，他从在北京任教的美国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处了解到，北京周口店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出土了古生物化石。他为此在3月22日到此进行试掘，虽收获不大，但将化石标本送回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研究所检测后发现，标本中有不少哺乳动物化石。他因此认定周口店是一个化石堆积极其丰富的地方。

　　安特生给维曼教授写信，希望他能来中国，但因维曼没空，便派研究生师丹斯基来华。师丹斯基在安特生的帮助下，于1921年8月意外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北京人化石产地”的周口店第1地点。师丹斯基也分别在1923年和1926年各发现了一颗人类左上臼齿和人类左下前臼齿。这验证了安特生对师丹斯基所说的话：“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

　　为了该遗址，安特生、翁文灏等共同努力，成功争取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金支持，并进行了持续挖掘。1919年12月2日，一件保存完好的古猿人头盖骨化石出土。这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件人类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

　　这个惊人的发现，安特生无疑起到了“先导作用”。

　　仰韶文化遗址被发现

　　仰韶文化遗址被发现，跟安特生每年向全国各地派出的采集员不无关系。

　　1920年秋，被安特生派往河南的采集员刘长山，在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收买到一些零碎的石器。在热心村民带领下，刘长山还到采集地进行了考察，并在现场采集到一些石器。这些石器如桘如斧，似锄似镞，像凿像刀，绝非天然生成。刘长山在村里住了3天，共收集到600多件各种石器，以及少量零碎陶片。

　　安特生见到这些石器及陶片后兴奋异常，他详细询问了仰韶村的地理地貌，意识到这个黄河边的村庄，很可能是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巨大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他决定亲自前往考察，于是就有了随后的发现。

　　带着丰硕成果，安特生回到北京，并组织专家、学者对发掘的实物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定了安特生的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遗存。

　　按照考古惯例，该文化遗址以首次发现地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这个命名，也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成为中外文化学者向往的古文化圣地。

　　他将运到瑞典研究的文物归还中国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提供了线索。

　　1923年，安特生在发表的《中华之远古文化》一文中，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从相近似的彩陶纹饰看，他认为仰韶文化可能是传播而来的。为了验证这种假说，他决定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他设想的文化通道上——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存。

　　1923年春天，安特生率队从西安向兰州进发。6月21日到达兰州后不久，又沿湟水河谷向西宁出发，在西宁东的十里堡村，发现了露出彩陶片的文化层，他由此判断仰韶文化已扩张到青藏高原边缘。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回西宁的路上，他先后发现了罗汉堂遗址和朱家寨遗址。安特生对后者进行了发掘，又在其北约7公里处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1924年4月，他在兰州洮河先后发现了灰嘴遗址、辛店遗址、齐家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寺洼文化遗存等，后又在甘肃民勤发现了沙井文化遗存。

　　这些发现让安特生欣喜不已，同时他又面临一系列问题：仰韶文化是什么人在什么时代创造的？它来自哪里？到哪里去？

　　1923年以前，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中亚的安诺及特里波列彩陶相似，提出二者可能同源，同时根据安诺早于仰韶的意见，认为彩陶可能是由西向东，经新疆、甘肃传入河南的。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24年，他又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新疆起源说”。

　　1932年，虽坚持“彩陶西来”的假说，但他又意识到中国彩陶在质量上高于西方，所以对“西来说”产生了怀疑。

　　1943年，他的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认为仰韶期彩陶跟近东无关，但不能确定其起源。

　　安特生因其“中国文化西来说”，曾在某个时期被误解为“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他在中国考古事业、中瑞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尤其是他按照协议，将运到瑞典研究的一半文物分七次归还中国，非当时的文物掠夺者可比拟。

　　2005年夏天，这些神秘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库房里露出真容。这让人们不禁又想起已在1960年逝世于斯德哥尔摩的那位老人。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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