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提出尊碑之说

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是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推行维新变法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康有为不仅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

  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是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这里欣赏到的这件行草诗轴(如图)系康有为在1917年夏与张勋复辟清室失败后避难时书写的七言绝句,抒发了自己大梦初觉后随遇而安的内心感受,也透露出理想幻灭后的苍凉与无奈心态。此作为纸本,纵179厘米、横47厘米,藏于荣宝斋。康有为此件行草诗轴,点画不计工拙,当断处则断,当转处则转,用笔藏露兼备,以露为主,“侧之必收,勒之必涩,啄之必峻,努之必战”,笔意沉郁而外张,笔力浑厚而苍拙,浓墨渴笔,如刷如刻。

  康有为行草学苏、米,但观其书作,气息、规模均自南北朝碑版出,苏、米嗣音甚微。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论及行草时说:“吾谓行萆之美,亦在‘杀字甚安’、‘笔力惊绝’二语耳。”故此他推大令行萆为第一、米芾第二、王觉斯第三。在强调笔力的同时,他还特别看重求变,推崇昂藏郁拔而神闲意秾的审美境界。以康氏此作证之,可知他的这一理想已化为现实。

  康有为在书法上自成一格。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近代画家符铸称其书“能洗涤凡庸,独领风格,然肆而不蓄,矜而益纯,不如其言之善也”。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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