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的世界——中国独特的明器艺术

　　俑的出现和东周俑的艺术特征

　　仲尼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俑是模拟人的形象，用以象征殷商和西周时盛行的殉人的替代物的偶人。由孔夫子的言论，可见始作俑应在春秋晚期一起那，但具体早到什么时间，尚无确证。不过如从制作俑代替或人殉葬来考察，恐怕也不会早过春秋时代。

　　中国古代人殉滥觞于史前时期，盛行于殷商。目前考古发掘中获得的东走俑，时代较早的一组出土于山西长子县牛家坡7号晋墓之中，约葬于春秋晚期。仅用木材修削成呈站立状的人体轮廓。人殉与用俑共存于同一墓中，山东地区的齐国墓葬中也发现过。殉人与用俑共存，一方面表明以俑替代生人为殉的作法已开始流行；另一方面也表明旧礼俗的废止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也正是开始用俑随葬阶段的时代特征。

　　战国时期的俑，考古发现较多，大致说来在南方的楚墓中多用木俑，齐、韩、秦墓中多用陶俑。各国的俑艺术特征有别。齐国的陶俑，形体都不大，一般高度不及10厘米。只塑造出人体的粗略轮廓，简单塑出头个双臂，下体长衣及地而缺乏足部的刻划。头上颜面部分削修成斜面，或突出鼻部，墨勾眉目，唇或点涂朱色。有模拟奴婢伎乐的偶人。男俑可辨形貌的有武士俑，多批甲持物。韩国的陶俑，形体也很小，乐舞俑塑制粗拙，仅具任务形体轮廓而已，缺乏细部刻画。俑体遗有刀刻痕，并曾涂朱色，足下平齐有一孔。秦过的俑发现资料不多，塑工同样拙稚，初具形态而已。

　　南方楚地所作俑，艺术风格与其北的齐、韩、秦、周的小型陶、泥俑不同。从材质方面看，楚俑多用木制，虽然多数的造型尚未脱出仅雕出粗略形体轮廓的拙稚作法，但是也已出现近于圆雕、形体比例较为准确的作品。另一特色，是除了以施加彩绘表现色彩艳丽的衣裙和发式的一般手法外，更利用楚地生产的华美丝织品来装扮木俑，只将木俑头部作细部刻画，躯体只削制出极为粗略的轮廓，然后披上以丝织品裁制的衣裙。木俑模拟的人物，主要是奴婢乐舞和武士。或许因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缘故，楚墓木俑中还有形貌奇异威猛的镇墓俑。

　　秦俑艺术特征

　　始皇即位之处，就发天下徒七十余万，穿治郦山，为自己构筑陵墓。在好大喜功的思想指导下，工程力求宏伟，逾越前代帝王陵寝。连随葬明器的制作模型，同样追求宏伟壮观，前无古人。

　　考古发掘中获得的秦俑，几乎皆为陶俑，只有极少数以青铜制作，主要有以下三组：第一组出土于陵园外围墙以东1公里处的几座俑坑之中，皆为陶俑，且皆为模拟当时军队将士形貌的陶俑，与真人等高，并有如真马大小的陶马及木制战车模型。第一号坑，其面积最大，平面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原为土木混合结构的地下建筑。推测全坑至少埋放陶俑多达6000件，以及一些由4匹陶马拖驾的木质战车模型。陶俑排列整齐，由已发掘的俑坑东端，可知最前面横排3列210件弓弩手，后面是排在两侧长廊和9个纵向过洞中的38路纵队的步兵和战车兵，在左右长廊外侧又各有1列面朝外的弓弩手。2号坑在1号坑北侧偏东处，它的平面呈曲尺形，面积约6000平方米，这坑中主要放置的是战车和骑兵，也有步兵，估计全坑应有战车89乘，驾车陶马356件，陶鞍马116匹，各类陶俑900余件。第3号坑在1号坑北侧，位置偏西，面积较小，仅520平方米，平面呈“凹”形。坑内中部放置1乘髹漆彩绘木车，驾车陶马4匹，两厢是执投的武士俑，全坑共有陶俑68件。第4号坑是没有建成就废弃了的空坑。总起来看，3个俑坑中的陶俑可能多达7000件，驷马战车100多乘，驾车陶马和骑兵鞍马超过1000匹，还有许多陶俑原手执或佩带的真实青铜兵器等文物。

　　第二组出土于陵园范围内的“马厩坑”。这些殉入真马和陶俑的马厩坑已发现2处。此外，在陵园西侧内外城垣之间的殉有珍禽异兽的坑中，也有陶俑出土。陶俑均为男像，或坐或立，形体与陶俑坑中的武士俑接近。

　　第三组与上述两组不同，是以青铜制作，现已发现2件，出土于始皇陵封土西侧约20米处的铜车马坑中。都约当真实车马和真人的二分之一大小。

　　已发现的三组秦俑，第一组和第二组都是陶俑，数量众多，足以据其分析秦俑的制作工艺和艺术特征。创作这些人像的目的不是为了观赏，只不过是用于替代活的人马，用以模拟的皇帝的侍仆及排列成送葬的军阵，将俑制作的与真人活马同大，其面容发髻以及衣服铠甲，还有马具和木车，无不尽力如实模拟制作。由于形体高大，难于整模塑型，只有采取按身体不同部位分别制作，再套接，粘合成整体。接合时采取自上而下逐步叠塑的办法，先制作底托板和双足，再上接双腿，再叠塑躯干，插接双臂，最后插合上陶俑头部。人形大轮廓完成以后，再贴塑刻划细部，特别是面部造型。陶马力姿，也是严格按真马的形体和大小塑制，同样采取将马体不同部位分别制作，然后接合成形，最后贴塑鞍垫等马具。待焙烧以后，再施彩绘，虽然色彩多已脱落，但陶俑出土时有的还保留有彩绘痕迹。彩绘使用的是矿物质颜料，以明胶作为调和剂，浓色平涂于俑体之上。陶马敷彩绘方法与陶俑相同。秦俑显示出许多前所未有的艺术特色。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秦陶俑并不是为了欣赏的美术品，其目的仅是用来替代丧葬仪制中的真人，因此从形貌、身材到服饰、发式，几乎都是按活人实物原貌、原尺寸复制模拟，毫无提炼、概括、夸张、想象等再创作可言，亦不重视体态的生动传神，只求如实模拟而已。因此，几乎全采取僵直呆板的立姿，只有手臂因持物不同而稍有变化，姿态呆板而缺乏动感。只有陶俑的颜面部位，在贴塑眉目耳鼻，以及发髻胡须时，因系不同的制作者分别用手工贴塑修整，于是每个陶俑之间都有细微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产生了陶俑的个性特征。今观赏陶俑头部特写时，常感生动而且每个面相颇具性格特色，但全俑形体，就呆滞生硬而缺乏个性了。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陶俑的色彩，前已述及当年陶俑遍体皆饰彩绘，将原来的陶色全部遮盖。当年秦俑的制作者，很可能是用多变的而艳丽的彩色，缓解了陶俑形体造型的呆板，为俑群增添了几分华丽多变的风采。秦俑表面施涂浓彩的技法，实开中国传统大型彩塑群体，特别是后来的成组合的宗教彩塑技法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谈到秦俑造型之呆板，固然是受到当时雕塑艺术不够成熟的局限，但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一造型特色也与秦代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严密控制的状况相适应。不过秦陶刻板划一的姿态，已可满足当时制作者的需要，充作皇帝丧仪的随葬明器。数千形体呆板的陶俑，排成军阵，显得出乎意料的齐整、划一，足以显示始皇帝的威仪，形成独特的威严肃穆的氛围，酿成令人压抑的威慑气势。除皇帝陵的规模宏伟的俑群外，一般的秦墓中也有随葬俑群，其规模和形体都无法与皇帝陵用俑相比。湖北江陵一带秦墓中的木俑，看来因秦的统一过于短暂，所以那些木俑还沿袭着原来楚俑的风貌。

　　西汉俑的艺术特征

　　西汉时礼仪，“大抵皆袭秦故”，丧葬时用俑也是如此，但经始皇苛政，秦末动乱和楚汉之争，导致社会经济凋敝，百姓亟须休养生息，所以帝王之丧仪，不再能完全追循秦始皇那样盛大奢靡。以此之故，汉陵陶俑虽然沿袭秦风，但形体尺寸已不再如实模拟真人的体高，制作时自可少耗民力。

　　汉文帝霸陵附近，窦皇后陵园西墙外丛葬坑，汉宣帝杜陵北的陪葬坑，汉景帝阳陵丛葬坑都出土陶俑，在汉长安城内西北部，发掘了一组烧制俑的陶窑址，这些窑所烧制的正是阳陵、杜陵发现的那种裸体俑。

　　现已出土的汉陵陶俑看，大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完全沿袭秦陶俑旧制，俑体模拟塑出衣冠带履，施以彩绘；第二类则是模拟人体塑成裸体男、女人像，然后披穿帛衣，与秦俑造型风格迥然有别。两类汉俑与秦俑相比较，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是形体明显比秦俑小得多，进入西汉以后，像秦始皇陵俑坑所葬高如真人的大型陶俑，已成为历史上的绝响，不复存在。其次是汉俑均模制，分头、躯干、腿、足四大段分别用范模塑出，然后接合，耳、鼻、阳具等是分件塑出后粘附的，颜面又经捏塑修整。整体造型符合人体比例，制工较秦俑细致，面目五官的造型更生动，体态较自然，特别是取消了秦俑为了站立稳固而在足下粘接底托板的拙稚手法，使陶俑以双足承重站立，增强了真实感。第二，汉俑系塑成整体后入窑焙烧，因模制出的泥坯双足承重不足，装窑焙烧易折损，故当时的制陶工匠采用聪明的手法，将俑的泥坯头下足上，倒立排列在窑室内，待焙烧成陶质后，俑的双足就坚硬得足以承重，可直立无虞，这样烧造可减低残次品率。

　　第一类陶俑，以文帝窦皇后陵园丛葬坑为例，都是模制后焙烧成陶质，然后敷重彩，仪态端庄，躯体的轮廓线流畅优美，其造型已不再有秦俑呆板之态，塑造工艺远远超出秦俑之上。第二类俑，以景帝阳陵陵园丛葬坑为例，陶俑以男俑为多，都是端立的姿态，裸体遍施橙红色，以更真实地模拟人体肌肤。俑躯无臂，安装木制臂膀，出土时多已朽毁无迹。俑体披穿衣袍铠甲，陶俑手持或佩带的各类兵器及工具都以铁或青铜制作，并与俑的体高相配合，尺寸也大致是事物的三分之一，制工极为精致。也有女俑，还有体披朱红色细叶长甲、骑马带剑的女俑，更显神韵多姿。除人物外，从葬坑中也置有彩绘陶动物模型，有牛、羊、猪、犬和鸡等。将俑制成裸体，再披穿丝织品的衣服，自与秦俑不同，应是承袭了战国时楚俑的艺术风格。刘邦本人和朝中重要将相如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等都是在楚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均习楚俗。当时帝王将相多喜好楚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楚之歌舞。由于西汉初年宫廷文化中楚风盛行，所以帝陵随葬陶俑虽袭秦制，又承楚风，融会创新，使汉俑造型摆脱了秦俑呆滞生硬的模式，转向生动精致、富有生趣的时代新风。

　　除帝陵外，在帝陵近旁的陪葬墓及外地的侯王墓，有的也没有具有一定规模的随葬陶俑坑。咸阳杨家湾陶俑坑可能与绛侯周勃家族有关，汉都长安以外地区侯王墓的随葬陶俑群，以江苏徐州狮子山的发掘最为重要，可能是西汉初某代楚王的随葬品。在汉代著名将帅死后，有以军阵送葬的习俗，如霍去病死后，“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杨家湾出土的陶俑群，正是送葬军阵的模拟物，主要由步兵和骑兵组成，也发现有木制战车。狮子山俑群则以步兵为主，也有少量木车残迹。这些模拟军阵的汉陶俑，在造型方面似较多地保留着亡秦遗风，除少数坐姿的以外，士兵俑都取挺身直立姿态，常右臂上曲呈持物形状，所持兵器已缺佚。这些陶兵马俑虽然形体较秦俑小得多，但姿态划一而呆板，较多保留着秦兵马俑遗风，只是取消了秦俑足下稳固用的底托板，以双足承重，因此增添了几分真实感。骑兵俑造型也与秦俑作牵马端立的姿态不同，改为跨骑在马背上，且在俑群中的比重增大，反映出西汉初军队兵种构成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

　　并非所有王侯死后都能享有军阵送葬的荣誉，因此也并非所有的王侯的坟墓都附有模拟送葬军阵的陶俑坑。更多的王侯墓是将俑坑随葬于墓室之内，至于俑群的构成，也不仅以武装士兵为主，家内的奴婢和伎乐占有很大比重。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的随葬俑群和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出土的随葬俑群是最说明问题的重要发现。

　　西汉时的低级官吏和地主的墓中，有的有放置有俑，其内容与数量自难与王侯相比，俑群的构成主要是家内奴婢。

　　不仅湖南与湖北的西汉木俑具有地方特色和原有楚地风格，其余地区也各具有地方特色。

　　东汉魏晋俑的演变和艺术特征

　　东汉帝陵用俑，是否沿袭西汉帝陵旧制，因缺乏考古调查发掘资料，目前尚不清楚。推测东汉帝陵用俑规模自当与西汉帝陵相仿佛，恐亦当蔚为大观。

　　在烧沟汉墓中，主要在第五期墓，即东汉中期墓中较多地出现陶俑群。它们都被放置在墓内前堂所陈设的陶案的前方或侧方，表示墓内死者坐在案后宴饮时，可以欣赏乐舞表演。两组陶俑中的舞蹈表演，都是由头梳高髻的女子挥舞长袖以一足踏鼓，表演当时流行“的七盘舞”。陶俑体形都较小，所以塑制时不着重身体细部的刻划，而是靠准确而简练的轮廓线，把姿态生动的躯体表现出来，富有强烈的动感和韵律感，令人感到小中见大，生动传神。东汉墓中俑群由西汉时以家内奴婢为主，转为以供死者享乐的舞乐百戏为主的变化，反映着人们生前家居享乐方面一些观念上的变化。还应注意的是随着东汉中期以后庄园经济的发展，墓中随葬明器中增多了模拟建筑或田地的陶模型，常见高大的多层陶楼阁、水阁乃至城堡，以及仓库和田地模型，人们想用这种模拟手法将生前的庄园田土都纳入墓中。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发掘中所获得的陶水阁是典型代表，这些既表明东汉后期豪族拥有的武装部曲，又显示出浓郁的生活情趣。

　　在东汉后期，边郡的大吏和将领又往往又有很大的财富和权利，因此在随葬俑群方面又常有超出常规的举措。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一组铜俑，这组铜俑出土时已散乱，经复原排列，被组成由手执矛、戟的骑士前驱，斧车前导，后随各种车辆及随从奴婢的浩荡壮观的出行行列。随葬俑群多用木制，又与南方穿、汉墓流行的木俑不同，刀法粗纺简练，造型风格雄劲，施色浓烈，纹样粗犷，显得气势雄浑，具有地方特色。武威汉墓俑群中出现的有造型奇特的独角神兽，都是翘尾低头，以额上那锐利独角向前冲刺的态势，威猛劲健，以驱邪祟，后世的镇墓兽，或即滥觞于此。

　　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东汉墓俑群也各具地方特色。岭南地区东汉墓陶俑，以广州汉墓为代表，其中西汉后期已流行的象征宅院仓阂的陶建筑模型，这时随庄园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规模日渐扩大的趋势，由简单的曲尺形平面的陶屋，扩展成三面建屋的庭院，并采用楼阁建筑，最后形成壁垒森严的城堡建筑，这或许是汉末社会动荡的反映。象征田地的陶模型和男女奴婢俑，还有车、船和家禽畜模型，也广泛流行，造型也具地方特色。西汉时已出现的托灯奴俑，数量增多，且都是踞坐而用头顶灯盏的姿态，裸身赤足，这应是模拟来自南海诸国的奴婢，显示出当地与好交通的地域特色。

　　西南地区，主要是四川境内东汉墓出土的陶俑群，在俑群中最引人注目，也是其他地区罕见的造型，是一些手执插、箕等农具的农夫，他们赤足穿草鞋，但腰佩环首长刀。他们正是东汉末年附依于豪宗强族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须为主人劳作，又是主人的武装部曲。这些俑显示出在特殊的封建依附形式下的农民的真实形貌。四川地区东汉晚期陶俑的造型风格，一直沿袭到蜀汉时期。由于动乱使社会经济凋敝，因此曹操提倡节葬，东汉后期丧葬日趋奢靡的风气被遏制，随葬俑群也随之趋于衰落。曹魏正始八年墓只获得男女侍俑各1件，还有陶鸡、狗、猪等禽畜模型各1件，表明但是陶俑仍依东汉旧制，但是数量大为减少，呈现萎缩之势。至于三国时期蜀汉墓的俑群，承袭东汉旧制，已如前述。只有孙吴墓中的俑群，并非承袭汉墓传统，呈现浓郁的地方特色。有青绿釉坐姿裸体俑，双眉间额头有凸起的圆形物，类似佛教的“白毫相”。还有类似鳄鱼的四足兽。此外是釉陶的鸭舍、羊舍、鸡舍和仓、碓的模型，只有这些与汉代传统有关。

　　西晋王朝建立以后，统一全国，葬仪制度重新规定，岁咱俑群也有了新的规范，陶俑造型由姿态生动转为比较呆板，并淘汰了东汉时期家居享乐的生动的百戏人物造型。西晋俑群包括四个基本内容：第一组是镇墓兽，一般包括两种，一种为四足作行走状的牛形镇墓兽，低头昂角，背上鬃毛成撮前伸；另一种是全装甲胄的武士，头戴竖有高婴的兜鏊，身着甬袖铠，左手持盾，右手上举，不过原执兵器均已缺失，很可能是环首长刀。第二组是出行仪仗，出现牛车和鞍马，妖马体矮腿粗，已无东汉时期陶马骏健的风姿。第三组是侍仆舞乐，有男仆女婢，都是拱手端立的姿态，造型呆板，通常只在每座墓中放置男仆女婢各1件而已。第四组是庖厨操作，通常庖厨明器有灶、井、磨、碓等，还有与之相关的家禽家畜，包括猪、犬、鸡等。西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随葬俑群都遵照着同样的规范，这也是西晋时政治同意的局面形成后，中央政权控制力增强在丧葬制度方面的表现。西晋随葬俑群的上述四组基本内容，正开以后北朝俑群之先河。

　　但是在西晋俑群规范和谐的音调之中，也还存在着一缕并不和谐的高音，它发自原属孙吴的江南。有高冠执版的骑吏、乘马演奏的乐队、持刀执盾的武士，捧持各种什物的侍仆，还有持简对坐书写的文吏等，应是当地豪族显贵拥有的属吏和部曲的写照。俑的造型沿袭着东吴旧制，有的额头也嵌有类似“白毫相”的圆形凸状物。除颜面五官刻划较具体外，一般身躯仅具大轮廓，且多头大而与躯体比例不调，作风古拙。有一些武士俑模拟的是当地土著的形貌，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这也表明西晋时统一的丧葬制度，因灭吴后时间短暂，尚未能贯彻于江南，并还反映出自孙吴以来江南豪宗强族的实力，并未因西晋的统一而消减。

　　南北朝俑群的演变和艺术特征

　　西晋灭亡以后，东晋政权偏安江南，匈奴、鲜卑等族陆续进入中原，政权不断更迭，连年战乱，形成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地方割据的加剧，以及不同民族习俗的传入，使西晋时在北方已形成规范的埋葬制度不复存在，各地各族的墓葬各具特色，西晋兴起的随葬俑群又趋衰落，在东北、中原和西北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多缺乏随葬俑群。西安草厂坡使人们了解到在关中地区，这一时期的墓中仍有陶俑随葬，而且在俑群组合上仍受西晋俑群的影响，但是增添了新的内容。未发现镇墓俑，西晋俑群另三组内容都有保留，但具体内容和俑的形貌却有很大变化。在出行仪仗一组中，除牛车和鞍马以外，增添了大量武装仪卫，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据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甲骑具装俑以草厂坡墓出土的时代最早。还有骑马的军乐队——鼓吹，骑马的武装仪卫和鼓吹，形成一代新风。侍仆乐舞一组中，除男女侍仆外，增加了端坐的弹琴与拍手高歌的女乐俑。另一组庖厨模型等仍沿袭西晋旧制，有猪、犬、鸡和井、灶等陶模型。墓中随葬包括甲骑具装、鼓吹等数量众多的陶俑群，一直被认为是北朝时期大型墓葬的特点之一。草厂坡墓俑群的发现，表明这一特点十六国时期在关中一带已开始形成，对后来北朝陶俑有直接的影响。

　　陶俑制作粗率，造型颇为拙稚，仅塑出大略轮廓，缺乏细部刻画。有的人像头大而身躯矮小，比例不调；一些动物的四肢粗大，也与身躯不成比例，显示出北魏陶俑初始的早期形态，是当地工匠制作的产品。陶俑的服饰特征，以及骆驼几牵驼俑的出现，显露出浓郁的鲜卑风习，这也是北魏早期陶俑开始流行的阶段的造型艺术特征。

　　到了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随葬俑群之风日盛。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为我们提供了孝文帝迁都改制以前北魏随葬俑群的资料。俑群各组的具体内容是：第一组阵墓俑，第二组数量众多，有鞍马和牵马俑，披铠步兵、轻骑和甲骑具装俑，还有驮负重物的马和骆驼，缺少牛车。第三组男女侍仆俑中，女侍多头梳高髻包巾，包巾下垂至肩，穿斜领窄袖长袍。还有坐姿的女乐俑，服饰与女侍俑相同。第四组仅有禽畜模型，如牛、羊、猪、犬、鸡等，缺乏庖厨用具模型。俑群总的组合与内容，表明是间接受到西晋俑制影响的产物。但是俑群中大量的甲骑具装俑和马驼畜群，又显示着游牧文化和北方民族军队的特色。一些陶俑高鼻多髭的面貌特征，以及衣多窄袖、系腰带，衣长过膝，又多戴风帽，妇女在高髻外再包巾类，可能都反映着鲜卑习俗，模拟自当时居住在大同一带的少数民族。司马金龙墓俑群正代表北魏俑群由初始到形成横定制转变的关键阶段，也反映出北魏埋葬制度已以先辈习俗为主，逐渐转向接受汉晋埋葬制度的许多内容，加之因南北各地文化联系产生的影响，诸多因素，融合变更，从而创立了新的埋葬制度，随之陶俑的造型和俑群的构成，都形成新的规范，这一转变的完成，是在迁都洛阳以后，常山文恭王元邵墓出土的陶俑群，正是形成新规范后的代表作品。

　　陶俑的制工精致，均为泥质灰陶，头和身躯分别模制以后，插合成整体，再略加修整，表饰粉彩以后，再施朱彩以表现服饰、甲胄等细部。内容仍分为四组。第一组镇墓俑，由兽形和人形各一对构成。兽形的一对，一件是狮首兽体，另一件是人首兽体，均蹲坐姿态，背竖鬃毛三撮，前肢后侧作翼形。人形的一对，是甲胄武士形貌，头戴兜鏊，披两当铠，下着长袴，在膝下缚跨，左手扶一长楯，右手执兵器，形貌威猛，体高远超过俑群中其余陶俑。此后直到隋唐，镇墓俑都照北魏的模式，沿用时间久远，仅细部刻划和服饰容貌各具时代特色，特别是兽形的一对，造型日富想象成分，狰狞可怖，神秘色彩更趋浓郁。第二组出行仪仗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围绕以数量庞大的仪仗卤薄行列，包括骑马的鼓吹俑和甲骑具装俑，有步行的乐队和持有盾的步兵，戴笼冠或小冠的文吏，披风衣按剑的武士等等，还有随行负物的驴和骆驼。第三组男女侍仆和乐舞，仆俑中有胡人面貌的。第四组有坐地操作的女仆俑，执箕、捧盆或抱婴儿。家禽家畜模型，元邵墓缺失较多，只保留有二猪，庖厨模型也已缺失。

　　元邵墓陶俑群代表的北魏随葬俑群的新规范，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以后改定的丧葬制度：既非恢复晋制原貌，又非全面仿效当时的南方，只是在间接效法西晋旧制，又按照当时的理解，结合北方的实际情况和十六国以来出现的新事物，融汇而创新出的新的制度。北魏随葬俑群的新规范，正是这种“杂相揉乱”的产物，这并非朴略不淳的坏事，而是社会历史前进的象征。

　　除都城洛阳地区出土的规范化俑群外，其余地区也随之施行。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分立的政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但是北朝晚期的陶俑，仍旧继承着北魏太和改制以后形成的规范，只是俑群的数量日趋庞大，在具体内容和细部造型方面又有所发展。由于地域和时间的不同，东魏-北齐的俑群和西魏-北周的俑群虽在内容和组合关系方面基本一致，但也各具不同艺术特征。概言之，东魏-北齐的陶俑制工较细腻，造型清秀而传神，注重细部刻划；西魏—北周的陶俑制工较拙稚，造型粗放而质朴，以表现大轮廓为主。可能是东魏迁都邺城时，将原洛阳的制俑匠师也迁至邺城，因此制俑沿袭着原北魏洛阳的规范，工艺精致。而西魏建都长安，制俑工艺显然承袭了北魏时关中地区陶俑拙稚粗略的技法，所以也沿袭了粗放质朴的造型风格。但是无论是东魏-北齐还是西魏-北周，俑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此类俑模拟当时鲜卑骑兵核心力量的真实形貌，显示出时代特征，另外就是数量日益增多的仪卫卤薄行列，场面日益宏伟壮观。这些也是王侯贵胄们生命结束后利用最后的机会来炫耀其生前的威仪。

　　东魏—北齐的随葬俑群发现较多，主要集中在河北磁县一带和山西太原附近，前者是都城邺的所在地，后者则是掌握东魏军政大权而后建立北齐的高欢家族根据地。两地陶俑艺术风格略有差异，大致来看邺城附近陶俑面相较北魏后期稍显圆润，但仍保持较清秀的造型，肥瘦适度，比例匀称；太原附近陶俑面相浑圆，下颌过于丰满，体型略显臃肿，腹胯圆鼓，下肢过短且细瘦，以致全俑总体外轮廓近似梭形，衣饰等细部装饰略显得粗放而简略。东魏-北齐陶俑造型细部特征的变化，以镇墓俑较明显，镇墓俑所披铠甲，由北魏时的两当铠改为明光铠，兜鏊上多设冲角，所按长楯改成饰有狮面的金花狮子楯。在镇墓兽的头顶处，加饰一支朝天的戟。特别是有的墓中出土的有舞蹈姿态的长须老人，头戴形状奇异的尖顶高帽，姿态生动，或认为，模拟着巫师作法时的形象。诸墓所葬死者的身份，从无官职的处士到王爵都有，虽然所葬俑群都基本包括四组基本内容，但其规模和数量则随身份越高规模越大，数量越多，有的数量膨胀到超过千件。

　　山东地区的东魏-北齐墓，出土陶俑仍具地方特色，特别是崔博墓中出土有匍匐跪拜俑、以蛇体相连的双头连体俑和人首匍匐蛇尾俑，是这类外貌怪异的陶俑已知年代最早的实例，颇值得注意。

　　西魏-北周时期纪年明确的墓葬，发现的资较少，俑群的内容与东魏-北齐一样承袭自北魏，但俑的造型和细部刻划却有较大的差异，最突出的表现在于镇墓俑的姿态和骏马的造型。西魏—北周的镇墓俑中，兽形的一对不是蹲坐而是匍匐于地上，背上没有竖起的成撮的鬃毛；人形的一对也不是按盾端立的姿态，而是手不持盾，挺起凸出的大腹，身躯歪曲的姿态，而且二俑所戴兜鏊，一作尖顶，一作漫圆形状。制作的陶马，不论上鞍马还是甲骑，都塑得马头颇小，与身躯比例欠佳，而四腿粗大，几呈柱状，造型手法拙稚而缺乏神韵。其余陶俑的造型也均粗放质朴，从中可以看出前述草厂坡十六国陶俑和任家口北魏陶俑造型手法的影响。

　　在南方，东晋南朝时期的随葬俑群，没有像北方那样能够迅猛发展的势头，仍然沿袭着西晋的遗风，数量不多，一般常见的是牛车、鞍马和侍仆，也有的以青瓷制作。在可能是帝王的陵墓中，有形体较大的陶俑出土。此外，那种自孙吴、西晋以来在江南出现的具有地方特征的陶俑造型，南朝时期仍有遗留，但已退至更为边远的广西境内，这些俑的塑工颇显拙稚，却是反映南朝边远地区民族风习的雕塑品。

　　隋唐俑的演变和艺术特征

　　新兴的王朝开始创制新的礼仪制度，究其源流，除直接沿袭北周外，也汇合了北齐和陈的礼仪制度。隋王朝过于短命，因此新的礼仪制度尚欠稳定和完善，汇合自不同来源的部分还来不及融为一体，这就自然在物质文化遗存中反映出来，随葬俑群的变化也不例外。随葬俑群中明显地寻出分别源于北齐和北周的明显的迹象。

　　在隋都大兴城附近发现的墓葬中，俑群的面貌却显示出原北周与北齐俑群特征相结合的情景。将北齐、北周两种风格结合于同一陶俑上的例证。表明北周灭北齐后直到隋初，在政治、军事方面虽已归为一统，但物质文化等方面两者虽汇合但还来不及融为新的统一风格，所以俑群才会出现这种北周、北齐风格的造型混杂一起的生硬情景。到了大业年间，上述情景就不多见了，追件萌发出隋俑自己的造型风格，但是很快隋朝即遭倾覆，因此造型风格的根本转变。

　　唐朝建立初期，埋葬制度大致沿袭隋之旧制，无大变化，随葬俑群也是如此。

　　自大业年间随葬俑群开始萌发的从内容到造型风格的转变，经过几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后，到唐高宗时期终于呈现出新面貌。

　　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对陪葬于乾陵的3 座公主、太子墓进行发掘，所获得的随葬俑群，显示出这时具有躺带特征的陶俑艺术已经形成。这时期的形体高大的镇墓兽组合，由一对天王状镇墓俑和一对体侧鬃毛翼张的镇墓兽所组成，分别为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自西晋以来作为出行俑群行列中心的牛车，已经为盛装的鞍马所取代。原来流行于北朝至隋的军事气氛浓郁的出行队列，这时已充满享乐欢快的色彩，全副武装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的形象已从俑群中消失。此外，俑群中出现体高与天王状镇墓俑近同的盛装文官和武官俑。更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唐俑艺术特色的三彩俑，已成为这一时期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章怀太子墓中。

　　唐三彩大约最早见于唐高宗时期，武则天当政时转盛。懿德太子墓中三彩马，章怀太子墓两对镇墓俑，文、武臣俑都是三彩制品，还有三彩鞍马和牵马俑，表明三彩制品在皇室陵墓随葬俑群中已占有核心位置。

　　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崇尚奢靡之风，促使三彩工艺达到它的最盛期，鲜于庭诲墓时获得的三彩俑，雄辩地显示出盛唐三彩俑的艺术风貌。是雕塑艺术和陶瓷技术相配合所产生的结晶，三彩的釉色，更大大地增强了雕塑的表现力。就雕塑艺术而论，不论是骆驼载乐俑那样的群像，或是孤立的单像，都是创作得非常成功。

　　盛唐的随葬俑群，不仅因三彩工艺达到它的最盛期，因而增添了光彩，而且随着社会风尚的趋向，俑群的整体造型风格也呈现出新面貌。与社会风尚联系最密切的是人物形体的塑造，这时期趋于肥满丰腴，特别是女俑，高髻长裙，面容丰腴，雍容大度，显示出当时社会崇尚的贵妃杨玉环式的美感。人物造型准确，轮廓曲线富于变化，代表了唐代人物圆雕取得的成就。镇墓俑的造型，也摆脱了传统的端正的直立或蹲踞的姿态，改得灵活生动，天王状镇墓俑，全装甲胄，体态雄健，足踏姿态多变的小鬼，仪容威猛，镇墓兽改蹲踞为挺身踏怪兽的形状，伸臂露爪，鬃毛飘张，更觉狰狞可怖。在盛唐的俑群中，牛车早已不再是俑群的中心，盛大的出行仪仗也已消逝，盛装的侍女和装饰华丽的骏马，以及骆驼和声音队，是这一时期俑群的特色。盛唐随葬俑群的制工日趋精美，社会竞相奢靡之风使得人们不断扩大俑群的规模和尺寸，相互攀比，愈演愈烈，确实促进了唐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但也使唐朝政府为了维护礼制而明令限制。但是从考古发掘所获资料，当时王公百官竞为厚葬之风并未能扼制。天宝四年墓中高度超过1米的镇墓俑，自是远远超过“高一尺”规定的三倍以上。盛唐俑群发展的势头，被“渔阳颦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所打破，在那以后晚唐陶俑的造型渐失盛唐风貌，形体日显委琐。虽然唐朝国势日衰，但世风反更趋奢靡，不过习俗有所改变，此前流行的镇墓俑、十二时俑等逐渐消逝。流行只以陶质胸像，下接木体，外披绢衣的俑，更显华美，只是木、绢易朽，所以答决出土的常常只有造型远不及盛唐陶俑精美的半身陶胸像而已。此外，大约也与国势日衰相联系，人们精神更失寄托，故一些厌胜之用的所谓“金牛铁猪”及铅人等，开始出现。艺术造型生动的唐俑艺术，自此不复存在。

　　其余地区唐俑发展变化的脉络，大略是仿自京都，流行的时间或略迟于长安，并且除总的时代特征以外，又各有地方风格。如安史之乱以后，两京地区三彩工艺日趋衰落，但江南地区如扬州一带的唐墓中，反常见三彩的身影。两京的三彩俑，也各有地方特色，一般说来，长安地区的制品艺术造型及釉彩技术都在洛阳地区之上，但是洛阳地区又常有创新之举，而不像长安地区不易突破原有模式。

　　在唐代还常流行在随葬陶俑身上题名，这种有题名的唐俑自能引起人们的神秘之感，为志怪神异小说的作者增添了题材。

　　五代至明清俑群艺术特征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各地那些小朝廷的帝王陵墓，也和当时的政治形式一样，埋葬制度并不统一，有的墓内随葬有数量庞大的俑群，例如南唐二陵，前蜀王建墓中，没有发现用俑的迹象，只是在中室放置有铁铸的牛和猪，这自是沿袭晚唐在墓中放“金牛铁猪”以压胜的习俗。后蜀孟知祥墓，也未见到随葬俑群。表明五代十国时四川地区恐仍流行以俑随葬的习俗。

　　综观五代十国时期的随葬俑群，可以看出汉魏南北朝乃至隋唐，以仪卫出行和侍仆乐舞、庖厨操作占俑群主要比重，逐渐改为以镇墓压胜的神怪俑更受重视。一些形体怪异的俑，如人首鱼身，人首蛇身、双首蛇身等俑，在唐代只在山西等地流行，仅具地方色彩，而在两京地区的墓葬中不见其踪迹，这时已出现于南唐的陵墓之中。神怪俑的流行，或许表明社会政治形势动乱不定的时期，阴阳堪舆之术随之日益风行，俑群的内容由显示权势身份等，转而更重趋吉避凶，压胜镇墓。随葬俑群内容的这一变化，一直沿袭到宋元时期。

　　五代十国时陶俑的塑制工艺，基本上沿袭着唐俑的传统，但缺乏盛唐时陶俑那种雄健生动的气势，也缺乏多变的造型风格。

　　到了宋代，随着丧葬习俗的变化，特别是焚烧纸明器习俗的兴起，使墓中随葬的俑骤然减少，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北宋墓中，几乎看不到随葬俑群的踪影。在赣闽地区的宋墓中，还常可见到俑的踪影，有陶俑，也有石俑或瓷俑，内容以四神十二辰俑和神煞俑为主。

　　北方的辽墓，由于民族习俗等不同，所以一般不用俑随葬。在金墓中，一般也很少用俑随葬，但常有高浮雕的雕砖人物嵌于墓中，河南焦作金墓、山西侯马墓真实地模写出当时杂剧中的五个主要角色，姿态还欠生动，但确实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珍贵实物史料。

　　明代的陵墓中，庞大的随葬俑群又成为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主要内容是出行仪卫。定陵、鲁荒王朱檀墓是以象格为中心的仪仗俑和仆侍俑，墓俑群位置未经扰动，所以排列位置清楚。在大门内前庭左右两厢，各立两个武士合匹马；正庭的左右两厢各排列三排仪仗俑，第一排是牵马俑，第二排是击锣鼓、捧画角和手执各种仪仗的俑，第三排是执刀盾和弓箭的武士；正庭的正殿门前是两列武士俑；中庭左右两厢排列的是各达150余件围绕陶象格的仪仗俑；中庭正殿后，有4个俑抬着大鼓，另一俑执桴击鼓；中庭后殿台基上，有4俑拱手侍立；后殿中室还有48件侍俑。这组陶俑，虽然造型并不生动，但能如实地反映了明初亲王的仪仗制度，颇为珍贵。有的官员的坟墓中也有仪仗俑群随葬。俑的造型也是颇为呆板而缺乏生动的气韵，正表明这种独特的随葬雕塑艺术品，历经2000余年的历程以后，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再也难呈现生机勃勃的情景了。

　　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年代最迟的随葬俑群是清初吴六奇墓，内容是仪仗侍仆和家具什物模型，总数超过百件，其造型较明俑更为呆板，只能视为陶俑艺术濒临绝迹前的落日余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