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激起晚清外交官危机感的博物馆

　　1977年，世界博物馆协会宣布每年的5月18日为“世界博物馆日”，今年人们迎来了第四十个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

　　不同时代，对于博物馆的认识也不一致。作为一种舶来的事物和观念，西方近代公共博物馆和博物展示的兴起，与博物学及国民教育普及化密切相关。同时代的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思想资源作为准备，所以第一批走出国门，受邀参观西人博物馆的中国读书人，也就以各自的经验与理解，来感受这一新兴事物。

　　鼎与博物馆：传统与现代的初会

1906年《万国公报》上所载大英博物馆图片

　　王韬作为口岸知识分子的典型，与西来传教士有密切接触。不过甫至泰西，他似乎还未能弄清“博物院”和“穆西黎”，只是museum这一物的两种翻译方法，就已经发现巴黎的众多博物馆中最有名的是“鲁哇博物院”（即卢浮宫）。

　　王韬在参观中已经体会到了近代博物馆的一大特点，那就是不仅无物不备，务求齐全，而且馆中陈列安排“分门区种，各以类从，汇置一屋，不相肴杂”。

　　由法至英，王韬对于博物馆服务大众教育的功能已了然于胸，他认为西方各国有此设施，其目的并非仅仅是“炫奇好异，悦目怡情”，而是因为：

　　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

　　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在中国史籍中并无先例，不过王氏所谓“遇之于目”而不知名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法，却是传统中已有之物。《左传》记载，大禹之时，曾铸造大鼎，上有百物之形象，公之于众，供人观摩。故而刚刚踏上西国土地的国人，就有将博物馆和鼎联系在一起的。出使美、西、秘三国的崔国因认为“博物院如禹之铸鼎象物”，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广人之识见耳目也”。

　　关于博物馆，王韬所发议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终究只把博物展示作为“佐读书之不逮”的手段之一，可见最为看重“读书”二字，此观念深植于心。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晚清首次正式的驻外使臣郭嵩焘，他在日记中误将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称作“布利来斯妙西阿姆书馆”，他用了几千字的篇幅描绘了其中各类馆藏，并说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尔雅》所未载的。在博物馆中，“博闻稽古之士”，可于所藏各种古器物，“考知其年代远近，与其物流传本末，以知其所出之地”。

　　与之相仿，刘锡鸿也将大英博物馆视作“大书院”。参观之后，他才发现除了书籍之外，馆中还有“凡天地间所有之鸟兽、鳞介、草木、谷果，山川之精英，渊丛之怪异”，这些陈列在以前所见的《博物志》之类的著作中全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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