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防洪的台地型聚落——红桥村遗址

　　红桥村遗址是一处以宝墩文化三期遗存为主的大型聚落址，保存较好，遗迹丰富，遗物众多，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遗址位于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办红桥村，地处江安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之上，台地呈不规则形，高出周围地表0.5——2米。整个台地均属遗址的分布范围，总面积19余万平方米。该遗址于2008 年被发现并进行了初步试掘，之后为了配合“丰隆城市综合体”和“蓝润光华春天”房地产项目建设，自2011年至2016年连续多年对其展开了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调查方式主要为普钻，采取孔距为 10 米的梅花桩钻探法对整个遗址进行了系统性地钻探，并进行了测绘，建立GIS系统。在钻探基础上，采取布点性试掘和重点区域大规模发掘相结合的发掘方法。通过多年的努力，基本搞清了遗址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布局，在环境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共分6层，第1层为近现代地层，第 2 层为明清时期地层，第 3 层为唐宋时期地层，第4层为汉代地层，第5、6层为宝墩文化时期地层。

　　清理了大量的灰坑、灰沟、房址及水渠等遗迹，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墓地以及由人工堤坝和河道构成的水利设施。灰坑共计400余个，除了大量一般意义的灰坑外，有两种灰坑较特别，一种平面呈长方形坑，直壁平底，较浅，坑壁经火烧，坑内布满卵石。另一种平面呈圆形或圆角方形，直壁平底，较深，经过精细加工，坑壁亦经火烧，坑底有一层灰烬，多数坑内有卵石。上述两种特征的坑过去其他遗址也曾发现，关于其性质和功能有“烧烤坑”“柱坑”“祭祀坑”“窖藏坑”等等不同的判断。现场发掘时已经详细提取了这两种灰坑的信息，将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民族学、科学检测、实验等手段着重对这两类灰坑进行研究，以期解决这两种灰坑的性质和功能问题，其必然会对整个遗址的聚落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清理的房址有10余座，从建筑形式上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圆形的杆栏式建筑，规模较大，直径约15米；一种为长方形的木（竹） 骨泥墙建筑，面阔大小不一，大者近20米，小者不足10米，进深一般为6米左右。另外还发现有大量的基槽和柱洞，无规律可循，可能为房屋的频繁重建或被晚期破坏所致。人工水渠1条，长200余米，上口宽约1.5米，深约1米，应与给排水有关。墓地位于遗址的中部和北部，共发现墓葬400余座，成组分布。同组内的墓葬数量从几座到十几座不等，推测墓组为家庭单位。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较深，人骨保存极差，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个别有俯身葬，几乎未见随葬品。在众多的墓葬中有一座墓葬较为特殊，规模较大，体侧随葬1件骨杖，推测为氏族首领或巫师墓。水利设施由4道人工坝体和3条河道构成，坝体上窄下宽，分层夯筑，临水一侧修有卵石护坡。

　　出土的遗物以大量陶器为主，石器不多。陶器主要有绳纹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壶、盆。石器均为小型磨制石器，有斧、锛、凿等。

　　从层位关系和陶器器型及组合情况看，红桥村遗址的主体遗存年代处于宝墩文化三期。从聚落空间布局看，水利设施紧邻江安河，4 道人工坝体都有护坡，尤其是第1、2道坝体加筑了卵石护坡，抗冲刷性更强，很可能起到导流、缓解河水对居址台地的侵蚀作用，当然也不排除这是环壕的一部分，待其他区域的发掘和相关环境分析结果出来后，加以综合分析才能最终确认。如果最终确认这处水利设施是治水工程，就进一步证明了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城墙功能主要是防洪，蜀人治水的年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世界闻名的都江堰工程是古蜀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居址整体更靠近水侧，墓葬整体主要居于远水侧，当然部分区域有居址与墓葬相杂的情况。大型长方形木骨泥墙和圆形杆栏式建筑、大量“石头坑”、家族墓地、高等级骨杖墓、水渠、大型水利设施前所未有，推测红桥村遗址是一个较大型的、区域中心性的聚落址，在该遗址的北面发现了较多同时期的小型遗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红桥村遗址面积达19万平方米，已经达到了小型城址的规模，如此大型台地性质的聚落在成都平原并不多见，或许代表了一种新的聚落类型，这是研究宝墩文化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不可多得的材料。

　　鉴于红桥村遗址的重要性，在发掘过程中以及对日后的整理研究，都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在传统考古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多地从聚落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功能考古等视角进行研究和分析问题，不再单一地关注遗物和建立谱系关系，这将会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展开多视角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