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

　　内容提要：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从“摹仿说”入手，将艺术创作看成是认识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他们从代数的角度研究音乐，从几何的角度研究建筑，从解剖的角度研究雕塑，从透视的角度研究绘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这种研究既造就了西方艺术的辉煌成果，又导致了西方艺术的观念误区。科学手段的介入，确实能给艺术创作带来某种手段上的支撑;但科学精神的渗透，又常常遮蔽了艺术创作的美学目的。不了解科学精神对艺术创作的正面影响，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艺术的光辉业绩;不了解科学精神对艺术创作的负面影响，就不可能彻底反思西方艺术所存在的问题。

　　关 键 词：西方艺术/科学精神/哲学思辨/美学问题

　　作者简介：陈炎（1957-），男，北京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 济南 250100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文明的结构与艺术的功能”（07JJD751079）的阶段性成果。

　　西方人的艺术观念，是从“摹仿说”开始的。而摹仿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又与科学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然，不同的哲学家对艺术摹仿的效能与意义又有着不同的看法。从特有的“理念论”入手，柏拉图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变化不居的，因而是靠不住的。在转瞬即逝的“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那才是世界的本体。“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艺术世界”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从摹本必然低于蓝本的观点看，“现实世界”必然低于“理念世界”，“艺术世界”又必然低于“现实世界”，因而是“影子的影子”、“摹仿的摹仿”，与真理隔着两层。据此，柏拉图要将诗人阻拦在“理想国”的大门之外，由于他们的作品无助于认识真理，反倒会伤风败俗，所以只配到别的城邦去讨生活。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试图在两个方面修正柏拉图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理在事中”而非“理在事先”，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只不过是从具体的物质世界中抽象而来的，从而重新肯定了现实世界的基元属性。其次，他认为尽管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但却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机械的摹仿，而是集中的、概括的、能动的摹仿，摹本并不必然低于蓝本。譬如，画家可以集中无数女人身上的优点而创造出一个海伦娜的形象，使画布上的女神比现实中的女人更理想。从而在“摹仿说”的理论前提下重新肯定了艺术的存在价值。

　　从表面上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否定艺术、一个肯定艺术，似乎是尖锐对立的，然而他们肯定或否定的标准却是同样的，即艺术品能否反映现实、认识真理。他们思考的是，艺术作品与历史文献之间，究竟何者更接近真理？他们却都没有意识到，接近真理是否就是艺术创作的全部目的？他们思考的是，艺术创作与史书撰写之间，究竟何者更接近于哲学？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倘若艺术创作完全等同于哲学的思考，是否还将具有独立的价值？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柏拉图发端、经亚里士多德修正后的“摹仿说”，成了西方古典艺术最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并相继发展出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为了提高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能力，西方人借助大量的科学手段，从代数角度来研究音乐，从几何的角度来研究建筑和园林，从解剖的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的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唯独忘却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

　　一、从代数的角度研究音乐

　　在整个西方文明的艺术谱系中，音乐是最发达、最奇妙、最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一种形式。一方面，音乐艺术通过声音高低、长短、快慢的有机组合，直接诉诸人们的听觉器官，从而调动人们的情绪、激发人们的情感，是一种极为感性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在这些高低、长短、快慢的声音背后，又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并引发人们形而上的思考。①

　　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既是一位古希腊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②然而，毕达哥拉斯不仅是哲学家和数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音乐家。他之所以将“数学的本原”看成是“万物的本原”，最初就与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两个事实：一是一根拉紧的弦发出的声音取决于弦的长度;二是要使弦发出和谐的声音，就要使每根弦的长度成整数比。这样，他们就可以使音乐简化成简单的数量关系。③

　　事实上，增加一倍的长度我们就得减慢一倍的速度;而减掉一倍半的长度，我们就得增加一倍的速度。每一个长度似乎都有一个自然的节奏与之对应。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定律。④

　　正是从“毕达哥拉斯定律”出发，西方人开始了对音乐的数字化思考与形而上探究。这种研究是从记谱方式入手的。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尝试运用字母和符号记录音乐的节奏。大约在8世纪前后，西方人发明了用一种特殊符号来表示音高的“纽姆记谱法”（Neuma）。这种纽姆符号虽然能够帮助演唱者记忆、了解各种曲调的进行特征，但它不能表示音的长短，也没有固定的高低位置，于是后人便划出一根直线，将纽姆符号写在线的上下，用位置来确定音高，这便有了“一线谱”。到了11世纪，人们为了把声音的相对高度记录得更加准确，于是便把纽姆符号放在四根线上，形成了“四线乐谱”。17世纪，“四线谱”又被改进为“五线谱”，成为当今世界上公用的音乐记谱法。比“五线谱”更晚，西方的“数字简谱”萌生于16世纪，当时的天主教修道士苏埃蒂开始用1、2、3、4、5、6、7代表七个音来谱写歌曲。到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写了一篇题为《音乐新符号建议书》，向当时的科学院推荐了这种“数字简谱”，从而使之获得了世人的重视。受其影响，一些音乐家、数学家对“数字简谱”进行整理，并经19世纪的加兰、帕里斯和谢韦三人的完善与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⑤

　　不难看出，无论是“五线谱”还是“数字简谱”，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复杂的音乐作品既不能创作，也难以演出。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抽象的科学一样，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抽象的艺术，它们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所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⑥而西方人所要做的，就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于是，此后的西方音乐不仅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而且被13世纪著有《神学大全》的天主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送上了“七大文艺之冠”的宝座。在那个时代里，音乐既是艺术，又是数学，还是宗教，因为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

　　《牛津英文辞典》将“古典音乐”表述为intraditional and serious style,这其中既有“传统”（traditional）的内涵又有“严肃”（serious）的意味。在英语中，serious除了“严肃”之外，还有“启发思考”的意思。作为德国古典音乐的代表人物，巴赫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在他看来，音乐本身就是天堂的奇迹，是人们通向天国、与上帝对话的云梯。在这种对话式的音乐语言背后，则充满了复杂的数理逻辑。我们知道，《平均律钢琴曲集》（48首前奏曲与赋格）是巴赫键盘音乐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所谓“十二平均律”，是指将八度的音程（二倍频程）按频率等比例地分成十二等份，每一等份称为一个半音即小二度，一个大二度则是两等份。巴赫所奠定的“十二平均律”有着特殊的数学意义：它的纯五度音程的两个音的频率比（即2的7/12次方）与1.5非常接近，它的纯四度和大三度两个音的频率比分别与4/3和5/4比较接近。这意味着，“十二平均律”的几个主要的和弦音符中的基音和泛音的频率成整数倍序列，因而都是和谐的。这样一来，毕达哥拉斯关于“基音”与“泛音”之间成比例的“音倍”关系可以产生乐音的思想，便在巴赫的键盘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音乐不是数学，我们不能指望将一组数学公式能够直接转变成五线谱;音乐不是哲学，我们也不能指望将一个哲学命题直接转变为交响乐。然而，一方面，“数学和音乐拥有一些共同的技艺、共同的形式、一样的思维方式。贝多芬对单个主题的探索需要抽象和并列的方法;巴赫在他的《序曲》中在大音程结构中创造了小音程细节的回声。一个数学家面对同样抽象的形式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可能也会作出同样的回答。这里存在着类似，因为数学和音乐具有抽象探索方案的特征，在探索中由类推和变奏来引导”⑦;另一方面，哲学与音乐也拥有一些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生活态度、共同的信仰模式。格里高利圣咏对教会音乐的改造与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宗教禁欲主义情绪是一致的，海顿的奏鸣曲式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哲学思辨方法也是一致的。不仅如此，音乐与哲学的一致性，往往又要通过数学来加以实现。正像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必须开始找出数学是怎样工作的。我们必须寻找它的音乐灵魂，数学风格的变化，相似与形式的游戏，在抽象思想中创造的联系和判断。我们要跟随一个数学的主题在一些应用中寻找它演进的足迹和线索。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回到音乐，在它最深层结构是如何工作的，它抽象的观点是如何推进的问题中看到相似。我们必须追求音乐真正的数学精神，它相似和转变的严格的建立，它的不妥协地投入我们的智力。只有到那时，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才可以回答（如果我们不是完全回答的话）：神圣的形象是怎样出现的，美是如何在科学和艺术中出现的，一个既神秘又具体的力量是如何从美中生长出来的。⑧

　　最初，西方人对数字的崇拜、对乐音的崇拜、对宇宙本体的崇拜是交织在一起的。“除了将数作为他们哲学中的‘实体性的’要素外，毕达哥拉斯学派还赋予单个数字以十分有趣的类比和解释。他们将数‘1’说成是理性，因为理性只能产生一个连续的整体;将数‘2’说成是观点;‘4’代表正义，因为它是第一个两个相同数的乘积……‘5’是婚姻的象征，因为它是第一个奇数与偶数结合而成的;‘7’表示健康;‘8’则代表着爱情与友谊……”⑨显然，这种“数字拜物教”的观点是简单的、幼稚的，其发展水平大约与上帝创造世界的思想相一致。然而，正是从这种“数字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西方人才会竭尽全力地去探索和谐音符背后的数学秘密。在这种筚路蓝缕的探索过程中，音乐家发现，任何单一数字所对应的音响都不能产生美，和谐的音乐产生于不同音响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观点显然比以往的“数字拜物教”有了很大的进步，其意义相当于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然而，数学是发展的，音乐是发展的，哲学也是发展的。数学家对“无理数”的发现不能不引发音乐家的恐慌：

　　这个无理数和极不和谐之间的隐喻的相似，比我们有权期望的更为深远更为神秘。一个音乐音程和一个数学的数字被人们同样地判断：人们认为它们都在可允许的界限之外。它们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来说，被认为是不仅不使人愉快，而且是危险的，不仅有威胁，而且是魔鬼性的。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