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的在地性

       2016 年5 月12 日在北京举办的清华同衡学术周遗产专场，探讨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在地性”这一题目。“在地”一词来自英文Local 一词的翻译。7 位嘉宾的发言，不仅体现了对文化遗产“地方性”特质的把握与尊重，更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陪伴式保护和永续发展的思路。我国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种类多样。许多文化遗产的产生与发展深植于当地语境，有着内在的历史文脉。尤其是历史城市和村镇，以及历史聚落中的功能型建筑，不仅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也存在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承载着丰厚的情感联系和文化意义。以当地居民视角来看，具有文化意义的历史地点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能够提供对社区、景观、历史的深层次理解和灵感，从而让人们生活在由丰富的意义和细节构成的环境中。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提出，需要应用一系列适应当地环境的传统手段和创新手段，让各部门的利益攸关者参与进来，使得历史社区不同层次的重要价值、各个社区的历史、传统、价值观、需要和向往能够被揭示出来，并成为城市治理的一个动态组成部分。意识到文化遗产同时具有普遍性和地方性两个面向，论坛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如何承续地方精神？“在地”意味着涵泳沉潜，意味着与“地”同在的自觉。当规划师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甚至一段生命置于一个伟大的地方（每个地方都因涵养生命而伟大），我们称之为“在地”的规划。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观——真实性、地方性、尊重传统都在回应对规划“在地性”的呼唤。当我们在城市和村庄的历史演进中考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共识凝聚、文化传播、产业转化都成为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历史聚落的当代演进中，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发挥怎样的力量？如何在保护规划中重拾历史的尊严？

       古村护航：诸葛村保护追踪二十年诸葛村

       作为江南诸葛姓氏集中的聚居地，其区位、宗族与商会协同的管理模式、独特的村落环境与民居建筑等特征突出。1991 年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研究组团队对诸葛村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调查、测绘、研究，并出版专著《诸葛村》，二十多年来经历了从发现到呼吁，从研究整理到规划、长期顾问服务的历程。

       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清华乡土建筑研究组的陈志华、李秋香、楼庆西等老师以顾问小组的方式参与到诸葛村的保护建设中：每年都到村里进行一两次咨询和技术指导，制定每年的保护修缮计划， 针对每一栋房、环境选出修缮、维护、整治的最佳方案。通过逐年纠正村庄建设的偏差，提升村民与干部的意识，清华团队和乡村的领导者和村民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保护团队：一方面遏制“市长工程”、造假破坏的势头，形成村民自治的保护发展模式；一方面逐步将被破坏的古村落环境恢复起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诸葛村核心文化的挖掘和传播。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乡村：广东开平仓东村的实践

       谭金花从香港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到家乡的五邑大学，现任五邑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她认为当前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种种怪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遗产教育的落后。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在遗产原有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保留其遗产价值，而大量实际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却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理念，特别是对遗产原有文化环境的保护。

       仓东村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中国南方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在这里延续。几年前谭金花刚来到仓东时，村里的很多建筑十分破败，但她认为这些华侨的房子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她以仓东村为实验对象，一方面通过建立“仓东遗产教育基地”，在实践中传播遗产保护的知识和理念，一方面以“塘口社区中心”为范本，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仓东计划”雄心勃勃，不仅着眼于建筑保护及社区公共记忆的重建，更加强调社区营造与社区复兴，通过多元合作与“社会企业”的管理模式，整合多方位的“公共参与者”的力量，让村民与外界的参与者们一起全程参与仓东建筑的修复和遗产理念教育活动，给村民带来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不断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

谭金花将自己定义为一个“ 保育者”，她感言“有人才有文化，有文化才有精神，有精神才有地方吸引力”，真正的保护不是建筑的保护，“归根结底是社区营造和地方精神的保存”。

       忙时种田，闲时考古：进坑陶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探索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进坑曾是景德镇历史上最好的瓷土矿出产地，不仅保存着从制瓷原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到烧成的完整的古代瓷业生产体系，而且还保存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千年瓷石古道，是孕育景德镇的“瓷都摇篮山水桃源”。

       “遇见进坑是遇见了我心目中的景德镇。”东郊学堂创办人黄薇说。从北大考古系获取陶瓷考古硕士后，她来到景德镇陶瓷学院教书。在景德镇待到第八年，她从学生口中听到“进坑”这个地名，立刻联系到文献上所讲的宋代最好的瓷土产地。2014，黄薇夫妇年来到进坑村自发调查，发现了许多窑址以及16 座水碓遗址，其中包括一座五代青瓷的矿洞。随着陶瓷考古的价值发掘，进坑得到许多专家的关注，也逐渐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随后的主动调查中，他们发动了老百姓、学生等参与，并且在调查中发现了宋代窑址、古瓷石矿坑、瓷石加工水碓以及千年瓷石古道。进坑也创造性地构建了“政府—学者—百姓三位一体”的遗产保护新模式。

       在进坑的两年时间里，黄薇夫妇创办了民办非营利机构“东郊学堂”，致力于陶瓷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与活态传承。学堂通过与村民制定村规民约、设立窑址巡逻制度、呼吁政府和老百姓做全域性规划、与村民一起成立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建立进坑村博物馆、复原水锥及古道、以策展推广学术、恢复传统民俗和节日等方式，力图实现“忙时种田，闲时考古”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自我造血模式。黄薇认为，在地实践一方面要让利给村民，同时要找到文化遗产的灵魂，让文化带来生产力。

       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场所精神：4.14 玉树地震灾后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

       2010 年青海玉树大地震之后，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青海联络处规划师军镁扎西随清华规划院团队回到玉树参加修复、重建工作。他发现灾后重建的速度太快了，儿时印象中的东西因为是废墟，很容易被铲平，于是他开始和僧人一起调查受损遗址，把遗迹、树木做成资料纳入规划体系的保护范围。

       从保护民居，到参加灾后建筑设计评审，再到文物的修复与发现，扎西以规划师的身份留在了当地。六年来在许许多多具体的工作中，扎西认为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之外，价值观非常重要。许多困难的任务是基于精神而非利益才完成的。最后，扎西从一幅古地图谈到藏人的土地观念：“这块土地就是一个母亲，但这个母亲有可能也会很凶残，所以你要爱护它、守卫它，你要去关心它的每一部分，然后才能跟它很好地相处。”

       历史环境的社区营造：以金门闽南传统聚落为例

       日本留学的八年经历，让林美吟在历史街区和聚落保护以及居民参与式城市规划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与实践。其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地居民的力量，可持续地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是林美吟的重要实践经验。

       从日本毕业回到金门后，林美吟在金门大学建筑学系任助理教授，参与了金门闽南传统聚落的保护建设工作。以保存活的闽南传统聚落为目标，不仅仅要保护当地的建筑和村落，反映本地的文化诉求，最重要的是建构一种长效的保护机制：如通过建筑物定期奖励补助等措施建立完善的工匠体系，以工作的连续供给保证工匠的连续接替；又如“种子教师计划”、申遗工作坊、世界遗产青年暑期工作坊、遗产维护培训讲座等项目，让更多的人对文化遗产有更深入的了解，以提高民众自发保护文化遗产的觉悟。以遗产维护培训讲座为例，传统建筑物修复的质量，往往不单在于资金的到位情况，更多时候在于业主的意识。因此遗产维护培训讲座的目的是让业主能明晰判断好的修复成果，掌握修复手段，进而调动居民力量，自发高质量地完成修复工作。

       林老师通过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并积极建构一系列涉及资金保障、辅助机制、控制管理、工匠体系等方面的保护机制，达到进一步推动金门遗产长远利用和发展的目的。当文化遗产的土壤够丰厚的时候，自然会有更多人以更高的觉悟成长起来，加入到保护的行列中。

       激活人心：村落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历史村落是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类型，其在文化形态以及传统社会组织的延续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是典型的活态文化遗产。

       在长期的规划实践中，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历史名城所副所长阎照、传统村落所所长孙娜发现，虽然各村面临的问题不同，具有的资源禀赋各异，但决定村落能够实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村落物质空间的保护与延续，更在于村落社区与村落遗产的关系理顺以及村民参与保护与自我发展的信心与动力的激活。

       从建立面向包括村民、村干部、各层级的管理部门、古村落保护的志愿者以及驻村的经营者等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商平台；到通过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树立村民文化自信与发展信心，让村民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特点以及支撑村落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和价值；再到通过通俗和生动的技术讲解、样板建设以及公益生活培训等引导村民找到村庄未来发展的可行模式，建立后续社区发展基本行动准则；再到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外部宣传，提升村落知名度，吸引外部资源的介入，从而达到村落的健康发展。她们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角色优势，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到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之中的有效尝试。

       在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认为传统深厚的文化产生了深厚的价值，实践者们通过机制上的探索把这种价值释放出来，这是在地规划应当坚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