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佛教情怀及与禅僧的交游

　　【内容提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不仅信奉佛教，而且对佛禅有较深入的了解，与禅僧保持密切的交游。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中，甚至他的很多诗文是直接以佛教、佛菩萨、禅宗、僧人、寺院等为题材的。本文仅从禅宗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就苏轼对佛禅的态度、与几位比较有名禅僧的交游进行考察，以期从一个侧面为人们了解宋代禅宗传播情况和儒者士大夫精神世界提供一些情况和线索。

　　【关键词】：苏轼  苏东坡  了元  常总  重辩

　　宋代苏洵与其二子苏轼、苏辙是在明代被列入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中的“三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苏氏父子三人皆与佛教、禅宗有较密切的关系。苏洵写有《彭州圆觉禅院记》，对既保持佛教信仰又愿意亲近儒家学者的僧人表示好感。（《苏洵集》卷15）[1]苏轼、苏辙兄弟皆亲近佛教，在僧人中有很多朋友。苏轼在坎坷的生涯中不仅最终成为信奉佛教的儒者，而且对佛教典籍和禅宗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深刻地影响他的文学书画创作。这里主要从佛教禅宗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就苏轼对佛教的态度和情怀、与几位比较有名僧人的交游进行考察和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为人们了解宋代佛教禅宗和儒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些情况与线索。

　　一、步入仕途多坎坷，贬谪南北少平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在谪居黄州期间筑室东坡，自此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县（今属四川）人。

　　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举进士，翌年入京赴试礼部，馆于开封兴国寺浴室院。欧阳修主持考试。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得第二名，又以《春秋》对义居于第一，通过殿试登进士乙科，自此步入仕途。此年母程氏去世，在家居丧三年。嘉祐五年（1060）授任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次年复举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应召回京判登闻鼓院，试秘阁入三等，得直史馆。翌年丁父苏洵忧，扶柩回乡安葬并居丧三年。神宗熙宁二年（1069）还京，历任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

　　神宗朝是北宋政治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王安石（1021-1086）得到神宗的赏识，于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受诏创置三司条例司，着手对政治、经济进行变法革新，以图发展农业生产，富国强兵。不难想象，在旧的官僚机构和政治体制下急剧地实施新政本来就存在阻力，再加上在实施新政过程中出现官吏从中作弊渔利等问题，因而招致来自朝野主张维持旧制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各种势力的反对。熙宁七年、九年（1074、1076）王安石两次罢相，新法已渐不行。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止新政。[2]然而所谓新、旧两党之争却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在主张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两种势力的斗争中，苏轼实际是站在了后者一边的。熙宁四年（1071）苏轼对王安石的兴建学校“复古”，科举罢诗赋、明经，专以经义、论、策试取士的主张提出异议，面奏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为此，王安石对他不满，排斥他任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苏轼此后又上书对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推行均输、青苗等新法提出批评，希望神宗“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王安石大怒，使人奏其过失。苏轼看到难以立于朝，便请求外职，熙宁五年（1072）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先后知密州、徐州。在所任知州之地，兴利除害，受到民众爱戴。元丰二年（1079）移知湖州，在上皇帝谢表中以诗讽喻时事，御史劾其谤讪朝廷，被捕赴京入狱，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

　　黄州在今湖北省长江以北，治今黄州市。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到此，住入定慧禅院，不久迁临皋亭。翌年，经朋友从州请得一块久已废弃的营地，便以“东坡”命名，垦荒躬耕其中，并在其上建雪堂居住，从此自号东坡居士。元丰七年（1084）初，朝廷改授苏轼以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于是离黄州。在到汝州（治今河南汝州）之前，先渡江游庐山，然后南下至筠州（治今江西高安县）探望弟苏辙，七月至金陵，走到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县）时，身边资金已尽，“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因为在常州宜兴县有他置买的山地，上书朝廷准许他到常州居住，不到汝州，希望居住常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