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

2016-05-16 16:43:00 作者：郑伟宏来源：复旦学报已浏览次

　　印度逻辑有两个主要流派：正理和因明。印度的第一个系统的逻辑学说出现在正理派的《正理经》中，而印度有演绎论证式则归功于佛教逻辑。佛教的论辩逻辑称为因明。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是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陈那因明为印度有演绎逻辑打下基础，法称因明最终使印度逻辑完成从类比到演绎的飞跃，使论证式达到西方逻辑三段论水平。

　　意大利杜芝教授（G.Tucci）在其著作《论弥勒无著学说的若干方面》中说：“我们必须承认，佛教逻辑，应该说，印度逻辑的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是从陈那开始，而结束于法称。”[1—p423]

　　巫白慧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印度逻辑史”条目中说到陈那创建的“新因明”，“它标志着印度逻辑特别是佛家逻辑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1—p522]又说：“法称的因明学说，对印度逻辑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有和他同时代的或以后的印度逻辑学派和逻辑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1—p523]

　　国外关于印度佛教逻辑史和印度逻辑史的一批重要论著，对陈那、法称因明在印度逻辑史中的地位的评价有失公允。它们对陈那、法称因明的逻辑体系的阐述也不准确。这对国内有关佛教哲学和佛教逻辑的代表性译著都有很大影响。

　　吕澂先生在《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说》一文中对佛教因明的由来作了解释。吕澂对“因明”这一名称，特地加了一个注释：“‘因明’一词为佛家所专用，他宗不一定同意，像晚近印度出版的《正理藏》（Nyāyakośa）大辞汇第三版，里面搜罗有关正理学说的术语二千五百多个，却没有‘因明’一词。”[2—p214]这个注释非常有说服力，表明印度人自古以来以正理为正宗，而轻视甚至无视因明，在辞书中都不给它一点地位。

　　上世纪30年代，杨国宾先生留学印度，回国后他翻译了他的老师阿得利雅博士的《印度论理学纲要》[2]一书。他在序言中说到：“这一本书虽是小，可是关于印度论理学方面的主要思想已搜集无余了。而且这本书体材简明，印度大学预科用它当作印度论理课之课本的。”[3—p4]论理学是逻辑学的旧译。可是在这本搜集了印度逻辑学方面主要思想的逻辑教科书中基本上是阐述正理派的逻辑思想，古正理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篇幅。偶尔提及佛教、耆那教逻辑的异同。十分难得地提及了“佛教大论师”陈那的五相违宗过。陈那创建的九句因、因三相和新增设的同、异二喻都未提及。书中提及佛教的二支作法（法称论式），但法称对陈那因明的继承和发展都未提及。这说明，印度的一般逻辑学说中是忽视佛教理论家所创建的新因明理论体系的，印度本土的学者不重视佛教因明对印度逻辑的贡献。

　　在印度逻辑史中不重视陈那、法称因明对演绎逻辑的贡献，与各国的学者大多讲不清印度逻辑史中演绎逻辑的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有关。他们误认为古正理的五分论式已有全称命题，因而误认为五分论式已经是演绎论证。

　　阿得利雅博士的《印度论理学纲要》认为：“他们已把这推理历程弄得很明白。不留丝毫疑点于所对谈人的心中。这种指示推理方式，一切欧几里得原理都包含其中了。”其五分论式的喻支是“有烟必有火，例如灶”。[3—p36-37]

　　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认为早期正理派经典中“已经有了成熟的逻辑”，是“具有必然结论的比量论（即演绎推理的理论）”[4—p33].其五分作法是“归纳—演绎性的”[4—p32],“演绎的理论成为了中心部分”[4—p34].可是，其列出的五支论式的实例中却看不出演绎的特征：

　　宗此山有火，

　　因有烟故，

　　喻如厨，有烟也有火，

　　合今此山有烟，

　　结故此山有火。

　　其喻支不过是说厨有烟且厨有火，并非“凡有烟处皆有火”，或“有烟必有火”。

　　舍尔巴茨基又说：“陈那进行逻辑改革时，逻辑演绎形式还是正理派确立的五支比量”。所举五分实例中喻支又成为：“如在厨房中等，若有烟即有火。”[4—p322]“若有烟即有火”相当于“凡有烟处皆有火”。

　　印度的德·恰托巴底亚耶是当代著名的印度哲学史家。他于1964年出版的《印度哲学》中对古正理论证形式的介绍也未跳出舍尔巴茨基的窠臼。他在书中引述了别的学者的观点：“演绎推理是这种哲学的专门论题，而正理的意思是例证或例举，即是这个体系用以表达演绎推理的五个命题中最重要的一个。”[5—p160]他认为古正理是演绎推理。陈那以前正理派的五支中喻支为“凡有烟者必有火，如灶”，“这就留给了佛教逻辑家陈那改革这种论证推理形式的任务，他把支数减少到只有两个。”[5—p179]除了误以为喻支有全称的必然命题外，还认为陈那对五分的改造只是减少支分，而且误把法称的二支作法归到陈那名上。可见，印度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对印度逻辑的发展史也存有误解。既然古正理五支论式已经是演绎推理，那么陈那、法称的贡献也就微不足道了。

　　《大英百科全书·详卷》（The New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Macropædia），1993年英文版，第21卷，“印度哲学”条[6—p191-212],对《正理经》五分作法的评论与舍尔巴茨基完全相同。

　　梁漱溟《印度哲学大纲》中五分论式中的喻支是“凡有烟处有火如灶”。[7—p175]

　　张春波所译日本梶山雄一《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在《译者前言》中指出，正理派五支论证式的喻支是“凡有烟处必有火，如灶”，其喻体不仅是全称命题，而且是必然命题。显然认为古正理的五支论证式是演绎推理，但是随后又解释《正理经》的两个著名解说者富差延那和乌地阿达克拉为什么反对把烟与火之类的“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推理的一般原则，“这个传统立场是富差延那和乌地阿达克拉一直坚持的，因此他们就不能不拒绝演绎推理”[8—p3].原作者和译者都陷入了自相矛盾。

　　国内当代从梵文本译出的两个《正理经》汉译本，在注释中，所举实例都有喻体和喻依，其同喻体或异喻体都用全称命题。“此山有火;有烟故;如厨，有烟也有火，凡有烟处必有火，如灶;凡无火处必无烟，如湖;此山有烟;故此山有火。”[9—p27]“声是非常住的，因为它具有被造的特性，一切不具有被造的特性的事物都是常住的，如我”。[10—p68]其中异喻体用了全称量词“一切”。

　　从《正理经》三个汉译本来看，对喻支的译文中都不见有命题组成的喻体，更谈不上用全称量词。这说明在直接从梵本译过来的两个汉译本中，为译者所加的注释都是不符合原意的。虽然译注采用的是国外流行的观点，但是并不符合印度逻辑的早期发展。

　　在国内还有许多有关印度哲学的论著中常见上述误解，这里就不再一一引述。

　　难得一见的是汤用彤先生在《印度哲学史略》中所引五分实例与上述所引舍尔巴茨基的五分实例基本相同，其中喻支为“如灶，于灶见是有烟与有火”[11—p131].喻支未用全称命题。这还是类比推理。汤先生指出：“但认因为最重要并特别注意回转关系，恐系佛家新因明出世以后之说，早期正理宗师并未见及此。”[11—p131]汤先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印度逻辑史上最早关于五分作法的论述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一本内科学医书中。此书由一位名叫遮罗迦的名医所著。《遮罗迦本集》把五分作法中的喻解释为：“喻就是不管愚者和贤者对某一事物具有相同的认知，并根据这一认知来论证一切所要论证的事。”[12—p5]喻就是例证，其五分实例中无喻体判断。

　　《正理经》中喻的定义是：“喻与所立同法，是具有（宗的）属性的实例。或者是根据其相反的一面而具有相反（性质）的事例。”[9—p290]未举五分实例。从定义可知，五支论式的喻支中，例证就是喻体，还没有出现反映普遍原理的命题。

　　佛教大乘空宗代表人物龙树著有论辩逻辑的专论《方便心论》，其汉译本中有五分的实例，喻支中竟然有全称命题。应当指出，这只是偶一为之的灵光乍现，还不是定式，论中远未形成从一般推出个别的演绎观念和论证方式。《方便心论》中所用到的多数推理，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命题逻辑的推理方式。

　　在古因明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如实论》（世亲著）中，论式的喻支有喻体和例证即喻依组成，在喻支上提供了新的组成方式，成为陈那创建三支作法的重要借鉴。但是，世亲并没有关于普遍命题的理论阐发，知其然而未阐发其所以然。因此，印度逻辑史上一种全新的论证方式的建立，其功绩不能归到世亲名下。

　　日本的梶山雄一教授指出，古正理五分论式的喻支不反映“不可分的关系”与古正理派的传统立场即实在论倾向有关：只承认个体间关系，不承认一般关系。推理的基础只能是可以经验到的具体事物。因此，“从《正理经》的作者，经过富差延那，一直到乌地阿达克拉，正理派的传统立场始终是拒绝演绎法的理论的。这并不意味着富差延那和乌地阿达克拉对演绎的理论完全无知。特别是乌地阿达克拉很熟悉它，但他显然有意识地反对这种理论。”[8—p36]

　　在正理的发展史上，直到新正理派出现才吸取陈那新因明喻体的因、宗不相离关系，在新正理的五分论式的喻中才有了普遍命题。

　　拔高古正理、古因明的逻辑水平，其结果是不能充分肯定陈那对论证式向演绎推理转变的贡献。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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