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2016-05-09 23:42:11 作者：陈绮绮来源：法音已浏览次

　　宗教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演变，加上复杂的历史原因，作为一种信仰，宗教在世界上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据说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今天已有26亿左右，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其中以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一些国家被尊为国教，它们在国际上各自有着广泛的联系。如今，宗教不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力量。作为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宗教，在人类文化史上发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宗教文化的影响也留下了明显的足迹。

　　一、宗教活动曾经是我国和其它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

　　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宗教方面的友好交往已经有了近二千年的历史。据记载，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公元7世纪西方基督教传人我国；罗马天主教传人中国是在16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是在唐宋期间。各国宗教界人士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我国和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

　　我们首先谈谈佛教。唐太宗初年，我国著名僧人玄奘，历尽千难万险，长途跋涉到天竺去研究佛经，历17年才回国，带回佛经600多部。后来他和助手们陆续译出佛经1300多卷。玄奘还著有《大唐西域记》，记述他所历138个“国家”的社会风俗习惯等情况。这些佛经和著作，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南亚、中亚地区古代文化的主要史料。

　　中国的古代文明，也伴随佛教僧尼的足迹，传播到亚洲许多国家。我国唐朝著名高僧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六次冒死东渡，终于到达日本，在奈良筑坛传戒，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许多日本僧人也随着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孜孜不倦地学习唐朝的宗教、文学艺术、建筑、医学和其他生产技术。日本高僧荣睿为了中日文化交流，至今还长眠在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旁。

　　广州是我国发展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通商较早的城市，西来初地和光孝寺、怀圣寺、南海神庙等都是反映广州海上交通发达的重要古迹。南朝梁武帝普通年间，印度高僧达磨远渡重洋来到广州，“西来初地”是他最初登岸的地方，达磨成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广州人常说：“未有羊城，先有光孝”。这话至少说明光孝寺历史的久远。怀圣寺和光塔是伊斯兰教风格的建筑，始建于唐朝贞观元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上述宗教建筑，除了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外，也从侧面反映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广州，当时对外交往频繁和对外贸易繁荣发达。

　　基督教对我国文化也有较大的影响。基督教传入我国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由波斯传入，称“景教”，立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元朝时再传入称“可温教”、“十字教”。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到我国传教，曾向明神宗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等，并著有《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还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到我国传教，曾修造天文仪器，编成《崇祯历书》。

　　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59年），比利时人南怀仁到我国传教，曾协助汤若望修历法，又曾制造天文仪器，编成《康熙永年历法》，著有《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教要序论》等。鸦片战争后，天主教新教（在我国一般称基督教）传教士大量涌入我国，因从海路东来，故先在我国沿海地区活动，除建教堂外，还开设学校、医院及养老院、孤儿院、育婴堂、盲人院等福利机构。

　　广州一德路的天主教石室圣心堂，从1863年开始兴建，至1888年建成，历时25 年，为哥特式建筑，全部用花岗石砌造。该教堂扬名远东、媲美巴黎圣母院，建筑总面积达2754平方米，东西宽35米，南北长78.69 米，由地面至塔尖高58.5米。最初由两名法国工程师施工，后因语言不通相继离去，最后由广东省揭西县人蔡孝任工程总管工。

　　基督教在广州有教堂三十多间，其中较具规模的有：救主堂、东山堂、惠爱堂、光孝堂等，建筑结构均有较佳的音响效果。此外，还兴办学校、医院，传播西方文化。学校有岭南大学，培正、培道、真光、培英、协和、美华、兴华、三育、圣三一中学。医院有：柔济、两广浸会、华英、博济、精神病院及夏葛医学院。所有这些设施，在介绍、传播西方科学、医药、文学艺术、体育及鼓励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等方面分别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宗教神话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宗教思想通过艺术形象得到广泛传播

　　图腾崇拜的出现，标志着简单宗教仪式的诞生。在原始宗教崇拜的意识支配下，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魔术，《山海经》就是这一时期描写原始宗教仪式的神话故事。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诗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对拜祭天地鬼神的颂辞。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的不朽之作中有一部分描写的也是神话故事。如《湘君》、《湘夫人》就是祭祀湘江水神的诗歌。他那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国殇》，也是一篇追悼为国牺牲的阵亡战士悲壮的祭歌。

　　南朝干宝的《搜神记》是神怪小说之先声，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就说得很明白：“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明朝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取材于我国玄奘取经的故事，几百年来脍炙人口，在我国恐怕很少有人会不知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名字的。

　　在我国文学史上许多古典文学的名篇巨著中，渗透着佛教和道教的宿命论和因果报应的思想。除了上面提过的《西游记》之外，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也可以看出宗教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影响。

　　至于我国的宗教建筑、塑像、雕刻、绘画，尽管表现的是宗教的内容，但都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我国的南北朝时候，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寺庙遍布全国各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寺庙建筑集中体现了我国当时高度发展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特别是统治者为了宣传佛教，在一些地方开凿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最大的佛像高达13.7米。有的窟洞除了雕刻有大小佛像之外，周围石壁上还刻满浮雕。顶上刻有千姿百态的仙女，这许多精巧的作品，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当时著名的石窟还有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等等。

　　从公元336年开始，在丝绸之路的甘肃敦煌东南的断崖上开凿了一千多个洞窟。莫高窟又叫千佛洞，塑像很多，个个神采逼真，最大的佛像高达33米，洞窟四壁绘满金碧辉煌的彩色图画，凌空飞舞的飞天，反弹琵琶，载歌载舞的仙女，成为敦煌壁画杰出的代表。莫高窟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它深刻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

　　发人深思的是，盛唐的宗教艺术广泛地吸收了外来的营养，融汇了民族传统和民间风格，进行综合加工，创造了盛唐时期光辉灿烂的充满民族精神的文化艺术。它启迪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历史上外来文化（含宗教文化）总是作为一种营养被我们所吸收，而没有出现过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的现象。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下《圣经》。《圣经》是世界上发行量相当大、影响又相当广的一部书，但在中国却没有多少人接触过它。随着文化的开放，研究它的人逐渐增多。这部书一向被认为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我们中国人要想研究欧美的文、史、哲、经、法，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圣经》的内容。《圣经》乃是一部史书、民间传说、宗教诫律和宗教神话的汇编。经过大量的考证和研究，人们终于认识到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是人类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它是一部洋溢着时代的生活气息，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圣经》的内容犹如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田园诗般恬静的画面，血雨腥风的战乱屠杀，撕裂人心的悲剧场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样一部千变万化，造型优美，色泽绚丽，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作品，出现在那样遥远的古代，并且一直流传至今，显示了它的非凡魅力和崇高价值。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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