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辽金两代刻经概述

　　房山石经中的辽金两代刻经是以失传已久的《契丹藏》为底本的复刻本①。这一整理研究成果的发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不仅是研究佛教刻藏史的一大突破，也是研究我国辽金文化史的一大贡献。

　　有关辽金两代石经镌造事业的碑记，在石经山云居寺附近的一些碑刻中涉及到辽代的比较多，有关金代的则极为稀少，现择其中重要的碑记略述如下。

　　一、辽代石刻

　　（一）辽代前期石刻碑记

　　（1）《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

　　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以下简称《重修碑》），额题“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简称“千人邑会碑”。它刻有两篇碑文，都在碑阳，即《重修碑》文后面刻有统和二十三年（1005）智光撰《重镌云居寺碑记》②。《重修碑》载：

　　寺之东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千余步有九室，室之内有经四百二十万言。……本自静琬高僧始厥谋，历导、仪、暹、法、流③诸公成其事。……粼粼白石，宁惧始皇之焚；岌岌碧岩，不畏会昌之毁。

　　文中详细地记述云居寺的地理环境，庙宇殿堂的修葺，作者与寺主谦讽和尚的多年友情，以及为了护法“结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规定“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致使“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但文中没有提到当时是否镌造石经的事。

　　唐末五代战乱以及后周世宗灭佛的灾难，房山地区似未受到多大冲击。然而半个世纪内，寺院渐趋荒废，石经镌造事业陷于停顿。辽于应历年间重修云居寺，新建许多殿堂，寺庙香火又复隆盛，为后来续镌石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碑是研究辽代刻经历史的重要资料。

　　“经邑会社”，起源并盛行于北魏初年，是一种协助佛教工作的民间组织，称为“义邑”，最初是佛教信众为共同造像而发起的，后来逐渐发展到凿窟造像、建塔筑寺、举行斋会、写经、诵经等事。其首领称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其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并礼请高僧大德为指导，称为邑师。这种邑会组织，到了唐辽时期亦极盛行，社员就是当地信徒，下设都维那、维那、邑长、邑证、邑录等职称。社员应定期量力资助寺库，以供寺用或修葺寺庙，并协助寺院从事各种佛事活动。同时还以余力举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如施粥、施药。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祐圣千佛院施粥百天，赈济贫苦饥民，各地大寺院亦多仿效。因此，邑会组织不仅可以维持寺院经济，而且还兼有发扬佛教利济思想的作用。盛唐、中唐时期幽州地区出现许多以不同行业组成的“石经邑社”，专门从事石经的镌造。如《大般若经》卷八十经末题记有“白米行邑社”，同经卷九十一题记有“范阳郡小绢行邑社”，同经卷一百七十六题记有“范阳郡五熟行石经邑”，同经卷二百八十一题记有“涿州椒笋行石经邑”等不下三十多个行业的经邑会。这些题记为研究唐代幽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

　　（2）《续镌成四大部经记》

　　辽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述及静琬于隋大业年间创刻石经的目的和他人寂后弟子传承续刻的历史沿革，着重记载了辽涿州刺史韩绍芳在圣宗太平七年（1027）游石经山目睹山上各洞贮藏许多经版，瞭解到静琬的伟大事迹，发起复兴刻经事业的经过。他当时曾组织人力，打开洞门，对经碑“验名对数”；并奏闻圣宗皇帝委派可玄提点镌修石经，“勘讹刊谬，补缺续新”，使因五代战乱而一度中断的刻经事业坠而复兴。这是有关辽代前期刻造石经的珍贵史料。